【心理辅导】你好，抑郁！（六）心理建设

　　TH：抑郁症是不是和性格有很大关系？

　　曹：是。有的人天生爱较真儿，个性很强，比如我的好友小崔，他是个什么事都希望做到最好的人，稍微有点事情就一直在脑子里面转。他那时候抑郁问题严重起来就是完全睡不着，平常人吃了可以睡7天7夜的安眠药量，他只能睡3个小时。他曾经有句话非常令人感伤，他说“唉，老曹，你知道吗，我真是黑夜比白天长啊……”长夜漫漫，这的确是非常痛苦的。

　　有的人天生内向，不容易跟人交流，我父亲可能就属于这一类型，长久地闷着自己的想法。很多人会认为这不是个毛病，就觉得是个个性问题，生来就这样子的。这是错误的。

　　《可凡倾听》的节目，不能因父亲离世的伤痛而暂停，“我仍要压抑悲伤的心情，像平时一样笑脸面对观众。我当时甚至担心自己也会像父亲一样，抑郁成疾。好在我的性格更接近于母亲，直率而开朗。我意识到自己应该更积极地做些努力。”

　　TH：对于疏导抑郁情绪，有什么好的建议？

　　曹：一种疏导就是个人倾诉，宣泄心理垃圾。为什么现在国外有那么多的心理门诊或心理咨询的热线电话？就是为了让患者达到宣泄的目的。

　　当人看到悲伤的电影会掉眼泪，在家切洋葱也会落泪，有个实验把这两种泪收集起来，然后分析其内在的化学成分，会发现后者的泪很干净，而前者的泪就有很多有害于人体的物质。为什么我们常说悲伤的时候请你哭出来？因为落泪这样的情绪宣泄的确有助于心理垃圾的排除。

　　另外一种方法就是投身到自然当中，把自己的内心打开，把很多的烦恼和忧愁抛弃掉。

　　第三种方法可以通过升华。有的人悲伤以后，愤怒出诗人，把悲苦经历写成小说，把内心的苦转化为艺术作品。

　　就如庄子所说“守常”、“随命”、“顺心”，心就可以比较宽。这些都是可行的调节心态机制的办法，可惜很多人不太注重。

　　TH：其他人能做些什么？

　　曹：人们要意识到抑郁症对社会的负面影响，要造成这样一种舆论——大家应普遍关心抑郁症患者，使其得到心理支撑。他们需要有人交流，从而获得释解，这很重要。

　　多年前我作为一个实习生，曾跟着一个老医生做过心理门诊，我印象非常深。有一个女博士来我们这里做咨询，人长得漂亮，能力又非常强，在单位里完全是个高傲的公主。男人们哪里敢追求她？她喜欢上了一个男孩，但她却不肯放下架子去表白。她内心的焦虑、偏执、忧郁，平时不好意思跟任何人讲，但面对医生她愿意说出来，倾诉后就释然了。现在电台深夜节目为什么这么火，就因为很多人有心理问题，需要宣泄。或许，他跟你讲的并不是真的，但他心里有怨气，10吨的怨气通过讲话排掉哪怕10公斤，也是好的。

　　这种方式就像吃中药，是慢慢调理的过程，可以提高抗心理疾患的能力。

　　为疗救心理疾患，这个18年前弃医转行的医学硕士现在准备做回医生了。“我以后要去当心理医生，所有需要帮助的人都应该得到帮助，这是我心中最大的愿望。”

　　而在得知《时尚健康》正在策划以预防抑郁为主题的系列心理援助计划后，曹可凡说：“现在好多心理咨询机构设在精神病院里面，人们对此会有抵触，因为心理疾患并不等同于精神病。我一直提倡要有一个心理疾患的救助基金和专门的救助机构。我非常愿意在这样的机构做志愿者。每周可以抽一个下午，义务地跟他们谈。现在我收到很多这样希望交流的信，但是没有一个机构作中介。我总不可能把需要交流的人天天往家里带，或者咖啡厅里带，这就‘湿手沾面粉’，很难操作了。”

　　“如果你能信任我的话，如果你们杂志做这件事，我愿意做你们的义工。”

　　中国式抑郁

　　研究中西方思维差异的心理学家彭凯平博士曾经出示过一张图片：一个篮球队员站在一群人的前面，面带笑容，而后面那些人的表情则是不愉快的。让中西方人判断这个运动员的心情，结果是：西方人更倾向于认为他是快乐的，而中国人则更倾向于他是不快乐的。

　　这说明，西方人认为个人的情绪表达是独立于别人的；而中国人则会觉得，个人情绪表现是会随着环境而产生适应性的变化。所以看到后面那些人的不愉快表情，会认为篮球队员虽然表面在笑，其实骨子里是不高兴的。

　　所以，我们中国人更倾向于根据不同环境、“面子”来表现，真正情绪在外表看不出来；我们习惯启动否定的机制，抑郁感受一产生就压抑下去，强撑着自己不动声色；我们崇尚和谐与中庸，所以在矛盾出现的时候，我们往往以为息事宁人更好。这样的文化传统，也许正是“中国式抑郁”的温床。

　　王登峰：向内求善的文化焦虑

　　王登峰简介：北京大学心理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大党委副书记。王登峰博士主要从事人格、临床心理学方面研究，专著《解读中国人的人格》刚刚出版。

　　文化是人性的外衣，中西方文化对人性的理解是对立的。中国文化以性善论为核心，崇尚人的道德修养，强调改变人内在的品质，向内求善；而西方文化是以性恶论为核心，认为人性本恶，人们只有靠着增长知识，信仰上帝，来向外求善，强调外在表现。

　　在中国的人性本善的文化中，善是人性修养的终极目标，如果表现得不善，那就不是人了，所以要时时提防暴露恶，掩饰内心深处的东西，这使得中国人更倾向于做表面文章，生活在非常沉重的枷锁中。

　　正因为中国人所求的“善”比较高，一般人都不容易达到，所以中国人内心会体验出更多的压力以及不良情绪，抑郁也是中国人最容易体会到的情绪。当个人价值、抱负等没办法达到“圣人”的标准时，自身在个人价值、爱情婚姻、待人处事等方方面面便均受到压抑，以致体验到更多的无助感、丧失感、失落感，这些抑郁的情绪会不知不觉掩盖住积极的情绪体验。

　　而西方人认为人本来就无知，表现出一些恶才是人，对暴露真实本性的恐惧要小于中国人。而在后来的增长理性与知识的过程中，他们渐渐会体会到更多的积极正向情绪。

　　贾晓明：文化限制了中国人感受快乐的能力

　　贾晓明：北京理工大学心理系教授，心理咨询师。

　　中国人的情绪是受到他人评价和环境影响的。譬如人们说不能“忘乎所以”，意思就是不要太喜形于色，这样会给别人造成压力。所以中国人的快乐和骄傲都不好表达，只是尽力掩饰。很多中国人都有一种发自内心的不轻松。

　　另外，中国人生存也有太多的责任和压力。中国人的孝道非常极致，而父母的标准愿望也有不合理的，所以孝很多时候成了扭曲人性的东西。这种以外在标准评价个人价值的文化，使中国人受到压抑，难以感受到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无意义感长期沉郁，抑郁就浮上水面。

　　文化限制了中国人感受快乐的能力。常常看到很多老外，他们能享受生命中点点滴滴的小快乐，能够直接面对内心丰富的，自然的情感，但中国人却以所谓“光宗耀祖”的大快乐为乐。中国人拼命工作，极端完美主义，这其实是很危险的。久而久之，内心缺少真实快乐的体验，抑郁就会越来越严重。

　　要改善这种状态，首先，得有多元化的生活选择，学着去理解西方文化中的轻松一面，放开一点，能够努力展示自己内心美好的，自然的东西，学习感受生命中的小快乐；其次，就是克服刻板而受拘束的习惯，敢于体验新鲜感和激情，能允许自己有更多层面丰富的东西，在生活、社交等多方面提升自己丰富的层次。

　　杨中芳：中国人“应有的”情感压抑了“真有的”情感

　　杨中芳简介：著名心理学家，先后任教于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洛杉矶南加州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台湾中正大学等，多年来从事社会心理学研究工作,特别是致力于研究中国人的自我及人际关系。

　　中国人的抑郁情绪是一种埋藏在内心深处的深刻体验，不容易发诸于外。因为中国人认为，以真性情来处世，经常破坏了人际和谐，而人际和谐是人们与外界共处的一项最高原则。但长期隐藏在内心得不到发泄的抑郁情绪，更容易产生不良的心理倾向，导致身心疾病。

　　中国人习惯依“礼”表达情感。“礼”是根据人在一个场合“应有的”情感，以及如何抒发而制定下来的。尽管我们现在已经和过去的传统社会不同，但这种方式还是在我们身上潜移默化地发挥着影响。

　　就这样，大多数中国人都在“应有的”和“真有的”感情之间左右徘徊。尽管抑郁人皆有之，但是，随意抒发则不可取。这些都让我们不能面对自己内心的真实情感，总是为了环境而活，活得很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