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清华:作家无法订制培养 高校开创作课意义何在？

　　最近一两年，因为不少高校开始招收文学创作或创意写作方向的研究生，这让局中人一直面对着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作家是能培养的吗？去年秋天，我所在的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因为给首届创作方向的硕士研究生聘请了校外的作家导师，还引起了媒体的关注与热议，一时质疑声不绝于耳。

　　作家是能培养的吗？这个问题看似很尖锐，但又很简单。假如我们以此为逻辑，一样可以发问：科学家、哲学家、经济学家、艺术家……一切领域中的杰出人才是可以培养的吗？同样没有人可以理直气壮地做出回答。因为没有哪个领域的优秀人物是被教育机构按照预期的、订制的模式“培养”出来的。中文系的学生有千千万，最终成为作家的只有那么几个。同理，理农工商医各科的学生也有千千万，成为技术员、工程师、医生、教师、会计师不难，但最终成为科学家、发明家或者是其他杰出人才的，也总是有限。甚至好的记者和秘书，也常常不一定是新闻系和文秘专业出身。这些现象几乎都可以回答上述疑问。

　　很显然，作家是无法订制培养的，谁也不敢说，招收了几名创作方向的研究生就一定能够将其培养成未来的莫言、余华、苏童。但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说，假如没有大学学习的经历，苏童能否成为一名杰出的作家？假如余华一直在做乡镇医院的牙医，假如莫言当初没有在解放军艺术学院、在北师大与鲁迅文学院合办的研究生班学习，谁敢保证他们一定会成为上世纪80年代文学变革的先锋？所以，没有哪个大学可以言之凿凿地说，他们培养了多少作家，但同样也没有哪个人可以断言，这些作家的成长与他们接受的教育无关。

　　当然，有人也可以举出诸如残雪、王安忆、铁凝这样从没上过大学的作家，但她们阅读和学习的经历，其实一点也不比上过大学的作家差。上世纪80年代初期，当大学里的教授和知识分子还在犹疑是否可以研究萨特、弗洛伊德的时候，残雪已经在如饥似渴地阅读存在主义和精神分析学的著作了；对于王安忆和铁凝来说，除了她们自己的阅读与接受，还有家学的传承，她们有另外的受教育的特殊条件与优势。而且，这种特殊情况可以说仅限于上世纪80年代。在高等教育如此普及的今天，作家的成长，离开其高校的学习经历，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既然作家是不能订制培养的，任何社会也不可能需要并产生太多的文学写作者，那么高校纷纷开创作课、招收创作方向的研究生又意义何在？回答此类问题亦不难，开设创作课，招收少量的创作方向的学生，可能只是一种矫正既往教育中“结构性缺陷”的方法。我认为，既往的中文学科教育中有一个结构性的弊端，便是“完全的知识化”——将文学教育完全当做一种与写无关的知识活动。所以才有了一个几乎理直气壮和冠冕堂皇的说法：我们是研究学问而不是培养作家的。学生入学伊始便被老师告知，老老实实在这学习知识，别指望成为什么作家。这样的观点很多年来已不只是“潜规则”，而且已成为断然正确的“真理”。所以很多作家在叙述其成长经历时，都说自己在大学时代是“偷偷摸摸地写”。

　　说到底，文学教育的目的，并不是要通过课程的训练，流程式地培养写作者，而是为受教育者提供必要的教育环境，使学生不只学习文学知识，同时也锤炼文学技能，成为“可以写作”的人。中国传统的教育虽有很多弊病，但受教育者却能够在学习的过程中养成文化人格，成为有教养和修为的人，同时也是能够拿笔写作的人——几乎每个人都能够写诗为文。而反观如今的文学教育，毕业生多只是学到了一点“关于文学的知识”，大部分学生没有或者很少有写作的兴趣，更遑论能力。原因何在？在于我们教育理念与课程结构中“重知轻能”、一味将文学当作知识的弊端。

　　从这个意义上说，开设文学创作课与其说是为了培养作家，倒不如说是为了给中文系补上缺少的一课。学生能不能成为作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的教育能否给学生提供训练写作能力的机会和合法性。我们是培养只知道一些文学知识的人，还是培养懂得什么是文学而且可以拿笔写出好文章的人，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基于此，我认为，“我们不培养作家”的说法、老师对文学写作教育不屑一顾的态度可以休矣，完全将文学教育当做知识教育的观念可以改一改了。回想“五四”一代新文化与新文学运动的推动者，哪一个不既是学富五车的学者，同时又是各具风格的文章家？我并不反对知识教育，甚至还主张更严格和更有理论高度的知识教育，但我们也必须承认，文学不只是知识，同时也是一种能力，写作对于一个文学系的学生而言是一种必要的素质。至于能不能从中出现一两个作家，那倒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了。

　　（张清华，当代著名文学批评家、理论家，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当代文学创作与批评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

　　本文转载2015年7月28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