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浙大 沧桑如斯

　　1936年1月28日，在一次南京的私人宴会上，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竺可桢碰上了地质学家翁文灏。翁文灏透露，浙江大学师生均不满于校长郭任远，郭已经辞职，有人主张派竺前往浙大继任；对此，竺未置可否。

　　2月11日，翁又登门造访，说陈布雷（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主任）想提议竺可桢出任浙大校长。竺在表达了相反的意愿之后，又补充道：“若能于浙大有所补益，余亦愿竭全力以赴之”。

　　2月16日，陈布雷托人给竺可桢捎来口信，说蒋介石约他见面。竺可桢随即去蔡元培处请教，蔡言，最好不去浙大，但蒋不可不见，可见面时予以婉拒。

　　2月21日，蒋与竺单独谈话，希望竺能“允任”，竺可桢表示“尚须考虑”。

　　竺可桢的担忧

　　竺可桢如此犹豫，乃是有两方面的原因。这个时候的他尚在中研院气象所所长的任上，从事业上看，他不愿意放弃自己热爱的气象专业，虽然“自愿牺牲于一时”，但气象所尚无合适的接替人选。另一方面，他也感到“大学校长其职务之繁重十倍于研究所所长，且欲见能效非三、五年所能为事”，而自己却是一个“不善侍候部长、委员长等，且亦不屑为之”的人。

　　不过，竺也了解到近年党部中人不断渗透到浙大，在当时的情下，“余若不为浙大谋明哲保身主义，则浙大又必陷于党部之手，而党之被人操纵已无疑义”矣。同时，他的许多朋友和学生均劝其接任。竺的学生陈训慈（浙江省立图书馆馆长，陈布雷之弟）作长函言及“浙省文化近来退化殊甚，需一大学为中流砥柱”，又告之竺首先推竺长浙大者为郑晓沧（浙大教育系主任，陈布雷浙江高等学堂同窗），郑晓沧之后寄《国立浙江大学要览》与竺，详述浙大现况。竺的家人也支持竺的接任，妻姊张默君（原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邵元冲夫人）认为可借此“转易学风，展施怀抱”，夫人张侠魂也言及如今政治混乱，书生气的人不易做好，但情况不好更须有正义感者出来，才有改进之期望。

　　竺经过慎重思考和多方咨询，又再与蔡元培等人商量，遂提出“出山”的三个条件，“即：财政须源源接济；用人校长有全权，不受政党之干涉；而时间以半年为限”。这些话是当面对陈布雷讲的。在陈看来，经费、人事大权不成问题，唯“不受政党干涉”，恐怕难以接受， “大学中训育方面，党部不能不有人在内”；至于“时间以半年为限”，陈也说还是不提为好。蔡元培也认为半年任期过短，可延为一年，后以时间问题暂且搁置不表达成默契。

　　迫不得已的蒋介石

　　蒋介石邀请竺可桢出任浙大校长实是出不得已。因为早在几个月前，浙大学生为了响应 "一二九"运动，12月11日就联合全杭州学生冒雪上街示威，并准备于21日赴南京请愿。而时任浙大校长的郭任远得知消息之后，便勾结军警于12月20日深夜入校逮捕了12个学生自治会代表，此举引起了学生公愤。12月21日，学生赴城站预备乘火车北上，被站方拒绝之后，愤而站立铁轨，以至省府秘书长黄华表出面谈判。学生整队回校后，迅即成立自治会，部分学生冲进校长公舍，郭从屋后逃出奔往南京。教育部随后宣布开除两名此次运动的学生领袖，这无疑于火上浇油，学生于是继续罢课，并坚决拒绝郭返任校长。是为驱郭风潮。

　　驱郭运动一起，浙大校务会议推举郑晓沧为校务长，并期望教育部另行委任校长。但蒋介石认为“此风不可长”，不同意更换校长。以至于这个斗争一直持续了一个月，至1月21日，蒋介石不得不亲临浙大以平息学潮。蒋先召见学生代表，威胁复课；遭到拒绝之后，蒋又对全体学生训话“父辈给你们请来的师长，岂能无理赶走？”“如此将绳之以法。”学生毫不退让，坚持罢课。家乡的学校的学生如此不给面子，让蒋介石大为光火，也使蒋意识举是无法挽回，需另觅能孚众望者出任浙大校长。

　　其实郭任远除了对党国一片“赤诚”之外，本来就无甚能力。1933年，郭上任伊始，就在浙大推行党化教育，排挤为人正直的农学院院长许璇。郭任远以当地特产火腿，应加强改进为由，要农学院设立“火腿系”，许璇未予置理，郭任远责其抗命，许璇愤而辞职，郭任远转而委派林学家梁希继任院长，偏偏梁希与许璇是至交，观点一致，梁希也拒不接受任命，从而引起公愤，同院教授金善宝、蔡邦华等60余人，群起支援，一并离开浙大。这在当年曾成为农学界的一件大事。1935年，郭任远又擅自将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拨给物理系购置仪器设备的外汇专款挪作他用，以至物理系全系教师在春假时通知校长，从暑期起拒绝受聘，以示抗议，物理系多数学生也愤然离校到到其他大学就读。郭任远的作为早已让浙大民怨鼎沸，但因为郭为党国忠心可鉴，与浙省当权者相交甚好，他竟一直稳坐校长一位。此次倒郭运动之爆发，乃积愤所致，是迟早的结果。

　　为了缓和人心，蒋介石接受了陈布雷这位有“文胆”之称浙江大学前身浙江高等学堂的毕业生的建议，邀请竺可桢出任浙大校长。

　　4月，在得到了校长独立用人权、当局不得干预的许诺后，竺可桢终于走马上任了。这次倒郭运动在现在看来可以说是成果非凡，可谓是浙大学生在"一二九"运动中取得的一个重大胜利，从此揭开了浙大历史的新一页。

　　心存疑虑的浙大师生

　　但是在当时竺可桢其人如何，浙大师生并不是十分了解。对于竺可桢能有何许作为，浙大师生也是心存疑虑，谁知道竺是不是郭任远第二？其中，三十年代就在浙大执教的大教授苏步青就是一例。对竺可桢能否把浙江大学办好苏步青是持观望态度的。

　　因为与陈建功回国后一起到浙大共同把浙大数学系办好的约定，1927年回国后就到浙大执教的苏步青，又因为浙大校长邵裴子深夜敲门直述“你是我们的宝贝”而大受感动，放弃了返回日本的念头，继续留在浙大。

　　但苏步青却没想到，自己没有走人，邵裴子却先走人了。

　　邵裴子这位惜才如命的校长可真正称得上是浙大嫡系。身为浙大前身求是书院的高材生，又曾担任浙大前身浙江高等学校的校长，在蒋梦麟任浙大校长之时，又代理浙大校长，实际主管浙大校务。1928年，张绍忠到浙大任物理系主任，邵第一年就拨给２万多元的巨款供购买仪器设备及书刊之用，嗣后每年都有万元以上的设备费。苏步青萌生去意之时，邵裴子正赴南京国民党政府讨取经费。听说苏步青要离开浙大的消息后，邵裴子亲自上门挽留，并在几天以后，亲自为苏步青筹到1200块大洋，解决其燃眉之急。

　　然而1932年，邵裴子便被撤去职务，改由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程天放担任校长。一年不到，旋即由郭任远出任校长。可以说一任比一任糟糕，也难怪浙大师生最初对竺的到任予以旁观之态。

　　竺可桢到来后的改变

　　1936年4月25日下午，正式接任浙大校长之后，竺可桢在浙大健身房发表了《大学教育之主要方针》的演讲。要求学生"致力学问"、"以身许国"，强调"运用自己思想的重要"，"大学所施的教育，本来不是供给传授现成的知识，而重在开辟基本的途径，提示获得知识的方法，并且培养学生研究批判和反省的精神"。讲话中，竺认为办好一所大学，须有充分的图书和仪器，以及一定水平的校舍，尤为重要的，是要延聘一批好教授，“教授是大学的灵魂”，“假使大学有许多教授，以研究学问为毕生事业，以作育后进为无上职责，自然会养成良好的学风，不断培养出博学笃行的学者”。此次讲话诚恳朴实，与郭之盛气凌人殊为不同，使得浙大师生对竺开始略有好感。

　　在与陈布雷见面之后，竺可桢就在日记中写道：“办大学不能不有哲学中心思想，如以和平相号召……余以为大学军队化之办法在现时世界形势之下确合乎潮流，但其失在于流入军国主义，事事惟以实用为依归，不特与中国古代四海之内皆兄弟之精神不合，即与英美各国大学精神在于重个人自由，亦完全不同。” 因此竺决定废止军事化的管理制度，学习西方先进的教育经验，实施自由民主的办校方针，主张学术自由、思想自由、教授治教。因为蒋介石已经作出了承诺，因而竺可桢的看法竟得以实施。

　　撤销了由郭任远自兼处长的“军事管理处”，竺可桢另建立训育委员会，对学生之处分，须训育委员会集体讨论通过，为学校实施民主管理创造条件，这个机构，在全国乃浙大首创，后一直延续至1949年全国解放。竺可桢又成立校务委员会和各专门委员会为最高权力机构，凡重要规章制度，经费预算、聘任、晋升、招生、课程设置等重大问题，概由校务委员会和专门委员会审议决定。而校务委员和各专门委员会主任则遴选作风正派、在学校中有威望的教授担任。

　　博揽群英

　　“教授治校”，“第一步在首先觅得一群志同道合之教授也”，竺可桢开始在国内外千方百计网罗人才。凡有真才实学的学者，竺可桢都要想办法请来学校执教。对于在海外留学归来有才华的学子，不问是国内哪个学校毕业，竺可桢都委以重任，如年仅28岁的谈家桢，26岁的吴征铠都被聘为教授。

　　而在哈佛大学、东南大学和中央气象所同学共事的许多同事和学生，均被竺大力邀请至浙大办学。

　　出任校长初，竺可桢便多次去上海红十字会医院特护病房中看望多年的挚友，哈佛大学研究院同学、科学社同人、东南大学同事胡刚复，敦请他一起办学，竺可桢表示胡刚复不去则决不接受任命。胡刚复在参加中国科学社年会之后，就得了伤寒重症，不省人事整整一个月，在医院刚刚神志清醒过来。胡刚复见盛情难却，又得知国民党保证不以党务干预办学后，才决定接受聘请，任浙江大学文理学院院长职务，以全力共同把浙江大学办好。

　　因与胡适辩难“新文学”驰名一时的“学衡派”首领、哈佛大学人文主义大师白壁德的得意门生、“桐城派”嫡传、东南大学外国语系系主任梅光迪先生与竺在哈佛同学，在东南大学同事，又共同创办中国科学社，也被竺邀请到浙大担任外文系主任，后担任文学院院长。

　　农学院院长由东南大学的学生和同事吴福桢担任，史地系主任则由东南大学的学生和同事张其昀担任。

　　竺可桢的告诫

　　在学生的素质培养上，竺可桢则主张通才教育与技术教育并重。首先，他认为大学教育的目标，不仅在于造就多少专家，学者，而在于养成一批公忠坚毅，能当大任、转移国运的人才。他反复告诫一年级新生：“诸君到大学里来，万勿存心只要懂了一点专门技术，以为日后谋生的地步，就算满足，而是要为拯救中华做社会的砥柱。”其次，他认为大学生的知识面宜宽不宜窄，所以他主张学生跨院系攻读选课，他说：“若侧重应用的科学，而置纯粹科学、人文科学于不顾，这是谋食而不谋道的办法。”对一年级学生，加强数、理、化、中文和外文课程，同时又将中国通史等社会科学课程也列为必修课；为了达到打好基础的目的，竺可桢动员了苏步青、王淦昌、谭其骧等许多知名教授为一年级学生讲授基础课；在减少各系专业必修课的同时，鼓励学生按各人所长选修其他课程；有的系还规定学生要选定辅系。例如物理系学生有的以生物系为辅系；机械系学生有选农学的，等等。其目的是扩大学生的知识领域，使学生毕业后能应付多方面工作的需要，适应科学技术高度分化和高度综合的发展趋势。

　　1936年秋，学校步入正轨。在掌校之后的第一批新生入学典礼上，竺讲演了在浙大知名的两个问题，“诸位在校，有两个问题应该自己问问，第一，到浙大来做什么？第二，将来毕业后要做什么样的人？”这两个问题至今萦绕在每个浙大人的心里。

　　被迫西迁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发动了卢沟桥事变。战火迅即扩散到全国。杭州频遭空袭，为安定科研学习环境，竺可桢不得不着手考虑浙大西迁的事务。1937年11月，浙大西迁浙江建德，这是浙大西迁历程的第一站，自此，浙大离开杭州长达八年。

　　在西迁途中，竺可桢开始探讨浙大精神的确立。

　　早在1936年9月18日的演讲中，竺可桢便十分赞赏浙大所特有的自求是书院以来一脉相承的朴实严谨的传统学风，并把它概括为"诚"、"勤"两个字，称浙大"学生不浮夸，做事很勤恳，在社会上声誉亦很好。

　　1938年11月1日，浙大西迁广西宜山时，竺可桢又作《王阳明先生与大学生的典范》讲演。决定通过校务会提出以"求是"作为浙大校训。这是溯源得之，浙大的前身叫“求是书院”，取自王阳明的“君子之学，唯求其是”，因此，“求是”校训的第一层涵义就是继承和发扬自己学校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另一方面 "求是" 的英文是Faith of Truth，和哈佛大学的校训（拉丁文Veritas）"不约而同"，要洞察中国的现状，发扬“求是”的精神，才能拯救和发展国家。 竺可桢尖锐地批评一般知识分子往往只顾利害，不顾是非，这完全与阳明先生的'致知'和本校校训'求是'的精神相背谬的。"

　　1939年2月4日，他对一年级新生作了《求是精神与牺牲精神》的讲话，深刻、精辟地阐述了"求是"的涵义。"所谓求是，不仅限为埋头读书或是实验室做实验。"而要有"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精神，要有刻苦耐劳，富于牺牲的精神，"凭自己之良心，甘冒不韪"，以使"真理卒以大明"。"求是"就是追求真理、坚持真理，不惜为真理而献身，提出要"排万难冒百死以求真知"。他列举布鲁诺为了真理被烧死在十字架上；伽理略年近古稀还要被迫认罪；达尔文、赫胥黎等为举世唾骂。"但是他们有那不屈不挠的求是精神，卒能取得最后胜利。"“君子盖有举世非之而不顾，千百世非之而不顾者，亦求其是而已矣，岂以一时之毁誉而动其心哉，此为我校求是精神之精义。”“求是”乃成为浙大之校训。

　　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

　　在竺可桢民主、自由的办学方向吸引下，在竺崇高人格感召下，汇集了不少崇尚科学民主、追求真理、有真才实学、有社会责任感的好教授。他们都各有专长，有不同的学术见解，形成不同的学派，而又能友好共处，在学术辩论与交锋中一同发展，达到极其难得而可贵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境地。在他们身上同样体现出浙大的"求是"精神。尽管在旧中国学者们往往分为留美、留日、留德等派别，各派之中还有不同的系，但竺可桢不讲宗派、不持偏见，只看学识。由于竺倡导和身体力行求是校风，强调只问是非、不计利害，教授们则比学术上的贡献和造诣，比对学生的教导和熏陶，使得各个不同的学派都能健康地成长发展，浙大在学术上形成了浓厚的民主气氛，造就了雨后春笋般的优秀人才。半个世纪以后，王淦昌、贝时璋、谈家桢等学者仍深深怀念抗战时期在贵州湄潭的岁月：物质条件极为艰苦，但精神上轻松愉快，学术上蓬勃发展，共同进步，是他们科研生涯中的黄金时期之一。

　　在全校浓厚的学术氛围中，尽管抗战时期印刷条件和纸张极其困难，这时浙大所出版的学术刊物比战前还要多。校园学术讨论活动十分活跃,如数学系独创的“数学研究”课,成为四年级学生必修,分甲乙二门,每周各举行一次,对报告的遴选和指导十分严格。生物系的学术讨论会常常延续到幕色茫茫。农学院农化系组织土壤肥料、生物化学和农产品制造第三个读书会,每周举行一次,由同学轮流报告,师生共同讨论。其他各系的学术活动也十分频繁。每逢著名科学家的诞辰或忌日,或有意义的纪念日,学校都组织中、大型学术报告纪念会。竺可桢常常亲自主持或亲自做首席发言。如“徐霞客逝世三百周年学术讨论会”、“伽利略逝世三百周年报告会”和“达尔文进化论与遗传学术讨论”等等。1842～1945年中国物理学会年会曾四次在湄潭召开,一次宣读论文达50余篇。浙大不仅没有在西迁途中被打散、被拖跨,反而从1936年时的三个学院16个系的一所地区性大学,发展为1946年回迁杭州时的6个学院27个系的全国著名大学。不少专业在全国享有盛名，如物理、化工、农业、数学等，并创建了数学、生物、化学、农经、史地5个研究所，教授也从70余名增加到201名,学生则从600多名发展到2100多名。实在堪称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其中，竺可桢不以个人好恶去代替评价人才的客观标准，而对于优秀人才也不是简单地委以官职或冠以美名，而是尽全力为其学术上的成长发展创造条件，竺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实践“求是”精神，可谓重要原因。

　　首位诺贝尔物理学奖华人得主李政道博士从江西步行循着浙大西迁的路线，追寻浙大三年，终于在1943年赶到贵州，考入已迁到贵州遵义、湄潭的浙江大学。他在1956年的关于“弱相互作用下宇称不守恒”的论文由华裔女科学家、也是浙大校友的吴健雄通过实验加以确定，1957年成为最年轻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他深情地回忆道，“青春岁月中的四个年头我是与浙大紧密相连的，以此为起点，物理成了我的生活方式。”，“‘求是’校训的熏陶，发端了几十年来我细推物理之乐。”

　　东方剑桥

　　1944年10月22日，英国剑桥大学生物学家、皇家科学院院士李约瑟博士应竺可桢之邀来到湄潭访问浙大。他惊叹浙大教学、科研所取得的惊人成就，原定三天的参观延长到一周。回到英国后，回去以后，李约瑟亲自向英国《自然》、《哲学杂志》等刊物推荐发表了一批浙江大学教授的科学论文。从那以后，牛津、剑桥等世界著名大学正式同意浙江大学毕业的优秀学生可免试进入他们的研究生院攻读学位。李约瑟还在1945年10月27日出版的《自然》周刊上著文说：“在重庆与贵阳之间叫遵义的小城里可以找到浙江大学，是中国最好的四所大学之一……遵义之东75公里的湄潭，是浙江大学科学活动的中心。在湄潭可以看到科学研究活动的一派繁忙景象。在那里，不仅有世界第一流的气象学家和地理学家竺可桢教授，还有世界上第一流的数学家陈建功、苏步青教授，还有世界第一流的原子物理学家卢鹤绂、王淦昌教授。他们是中国科学事业发展的希望。……这里是‘东方剑桥’。”

　　动荡的岁月

　　自竺可桢在浙大建立民主自由学风起，素有革命传统的浙大学生的爱国进步活动又逐渐活动起来。而每当危急关头，竺总是义不容辞地站出来，承担责任。对浙大每次发生的学生被捕事件，他都非常关心，积极主动地营救，态度极为诚恳。就这一点而言，竺可桢对学生的真诚爱护，在20世纪的大学校长中恐怕无人出其右。

　　1936年5月，“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四周年，浙大时事研究会出纪念墙报，尖锐批评政府，杭州公安局长致函校方，提请注意所谓反动言论。竺可桢不得不出面要求停止壁报张贴，但对该团体的活动未加阻止，也未追究责任。

　　1936年6月5日，军训官黄云山向竺可桢报道，学生代表昨晚决定参加全国学联救国会，定于今日8时召开全体大会。黄认为这是“反动组织”，而竺只是认为学生擅自停课开会时不能容许的，遂会同郑晓沧、李寿恒找到学生会主席梁涛谈话，后又赶至集会地点劝导学生回教室上课。竺认为梁等任意停课不妥，对梁的辩解也不甚满意，但当黄报告杭州公安局将逮捕梁涛时，竺立即通知梁立即离校避风，由学校做停学一年处理。

　　1937年6月19日，浙大毕业考试刚结束，竺可桢正在主持毕业生招待会，省党部编排来几个便衣特务诱捕了土木系四年级学生侯焕昭。又从侯的宿舍收出与外文系学生陈怀白的来往信函，其中有批评政府的言论，于是便要求再找陈“谈话”。竺可桢看完信函，认为“亦无甚大逆不道之处”，拒绝了省党部的要求，只是找来时事研究会的负责人，要他们向训育处说明情况，并嘱“以后注意勿再发生误会”。又于24日派训育处陈柏青陪同侯的亲戚将侯保释出来。

　　1940年，原浙大训导长姜某辞职，经慎重考虑，竺决定起用无党无派、 敢于仗义执言的政治学教授费巩出任训导长。费巩是袁世凯长子袁克定的女婿，不过其父亲费树巍身为袁世凯亲戚却坚决反对袁世凯称帝。费巩所景仰的是唐德宗年间的翰林学士陆贽，所信服的是英国的文官制度。他常常用陆贽的言行启导学生：“教以存心仁厚，举止厚重，砥砺风节，持正不阿”。出任训导长之前，费自言道：“本来天性泰然，乃以是否就训导长一事而心绪纷烦。出任则可一展抱负，为学生解除痛苦……不出则惧此一席复不得人，莘莘学子拯拔何日，思维再四，夜眠不安”，在出任后的就职演讲中，费又对学生言道：“训导长有人称为警察厅长。但吾出来做，决不是来做警察厅长或侦察长。吾是拿教授和导师的资格出来的，不过拿导师的职务扩而充之。吾愿做你们的顾问、做你们的保姆，以全体同学的幸福为己任”。他在《就职宣言》中声明：“吾不要训导长的薪俸，仍要教授原薪，一年可省出四五千元钱来，要求拿这笔省出的钱用在学生物质生活的改良上面。”此后，费身体力行，自己动手烧开水给学生烫床上的臭虫。学生宿舍灯光太暗，费便亲自设计一种亮度大而烟气小的植物油灯，用自己的薪金购买玻璃、铅皮等材料，制作800多盏分发各室，并言“灯火改善，足护目力，此亦有益学子终身，虽费似亦值得”。学生们为表达对他的敬重与感激之情，亲切地称之为“费巩灯”。 其间，费为保护学生学籍，免受无理开革，抱病参加会议，在细雨中撑伞缓步来到校本部开会。同学若受迫胁，或有疑难，费会就商于当时国民党遵义地区的专员高文伯，因为他们是留英时的同学。费的仁厚，竟至于达到天真的程度。费巩认为“思想这东西是无法统一的，我们做学生的导师，倒并不是要我们去监督学生的思想，而是要我们去积极培养学生品格”，在费的支持下正式开辟《生活壁报》，鼓励学生畅所欲言，使《生活壁报》成为浙大学生的一个民主论坛。昔年陈布雷就表示过训导长需由党部之人出任，国民党对费担任训导长一职耿耿于怀，指令浙大：“早日物色继任，不容久令非党员摄行”，费身非国民党员，“内外交迫，外则教部之表示，内则尽是谗言”，终于被迫于1941年1月辞职。竺可桢未曾料及数年之后，国民党特务竟在重庆千厮门码头劫持费巩，将费囚禁于重庆中美合作所，最后折磨其致死，尸体被投入歌乐山集中营的镪水池中灭迹。

　　1942年，浙大学生在遵义开大会决定上街游行，要求国民党政府撤换贪污腐败的行政院长孔祥熙。这是竺可桢就任浙大校长之后碰到的第一次学生上街示威游行，且这次游行又发生在国民党的“模范省”贵州，事情显得格外严重。事前西南联大已经举行游行，教育部电令浙大必须阻止这种游行。竺可桢深感事态严重，至学生集会地点，从七点半至九点半，再三劝说学生只在校内活动，不要出外。可是学生情绪高昂，终于还是不受劝阻，于上午十点冲出了学校，上街游行。其时街上军警已密集站岗，竺可桢知道国民党军警已准备镇压，可能发生流血冲突，便立即派人到专员公署和高文伯专员打招呼，请他对学生游行有所谅解，又亲自走访步兵学校校长兼警备司令张卓，请他不要让军警干涉。竺可桢想既不能阻止学生游行，就必须在游行时亲自在场，以尽力维护参加游行学生的安全，防止国民党军队的袭击冲突。遂又手持小旗，赶至学生队伍前头，参加游行。当局果然未敢下手，让学生游行完全程。

　　1947年11月2日，即于子三被杀害的第四天，浙大学生自治会举行了普选。这一天的竺可桢日记中写道："此次为第一次普选制"，当选者中"左派几占十之七八......故料想反政府之行为必层出不穷也。" 但爱护学生是他作为校长的天职，不管遭遇多大的困难，这一点始终没有改变过。

　　11月10日，国民党青年部长陈学屏提到这次罢课浪潮时说，这次学潮根子“仍在浙大本身”，因为有竺可桢这样“国内第一流校长”，在学潮中“属于第三者之态度”之故。

　　对于于子三的尸体，浙江省主席沈鸿烈要求立即埋掉，被竺可桢拒绝。11月28日，竺亲自在凤凰山为于子三查勘坟地。经竺不懈努力，当局终于同意48年1月4日浙大学生集体出殡。但及至出殡前一天，当局又突然变卦，禁止出殡。又于4日当天派两只流氓队伍入学校骚扰殴打学生。为了抗议这次暴行，浙大学生又罢课三天。教育部甚为紧张，又派特派员程其保前来安抚。程提到开除学生时，竺对曰：“校中开除学生，需凭个人行为，不能任意开革，否则莫须有之事如何服人？”当局又开出要捉拿的学生名单，竺认为凭空捏造，不予理睬。并言道“浙大向来事事公开”，“校内不知谁是蓄意捣乱之共产党”，“吾人总须爱惜青年，不能以其喜批评政府而开除之”。竺提出折衷方案，学生送殡不集体步行，改为汽车载送，当局也巴不得早日息事宁人，48年3月14日，于终于得以下葬凤凰山。

　　“于子三”运动是解放前最后一次全国规模的学运，他发端于浙大，在浙大斗争持续长达四个半月，乃是浙大学生秉承“求是”校训，顽强不屈为真理英勇奋斗之体现。整个于子三运动中，竺可桢不畏强暴、不顾个人安危、全心全意爱护学校和学生，言行感人肺腑，成为学生最有力的精神支柱。

　　竺可桢的人格力量，他所倡导并身体力行的"求是"精神对塑造老浙大莘莘学子的人格起着巨大的作用，因竺在浙大建立起的民主自由学风，浙大还享有"民主堡垒"的美誉。

　　回迁杭州

　　1946年秋，抗日战争胜利，浙江大学迁回杭州。

　　1945年８月日本投降之时，竺可桢便致电龙泉分校，提醒要收回浙大在杭诸产业。又于8月16日，和土木工程系主任吴馥初商议杭州校址新建设规划，19日，召开教授会，讨论迁校，25日，即席演讲《战后大学教育》。9月14日，竺又召开校务会议，提出，浙大将来须办成三千人之大学，水平绝不能降低。10月18日，竺回到阔别八年的杭州，视察浙大校舍。11月8日，浙大终于在杭州举行了抗战八年后的第一个开学典礼。

　　1946年4月1日，浙大校庆49周年，时值竺可桢长校十周年，不少人建议两庆合一，竺却认为，自己来校不过十年，而苏步青等人来校已十五年、二十年乃至三十年，应当为他们庆贺。在他的倡导下，各系纷纷任教二、三十年之教授开庆祝会，竺一一亲临祝贺。

　　校庆之后，浙大开始了繁忙的迁校工作。５月１１日，贵州遵义教育文化界举行了欢送会，中旬浙大开始复员。至年中，浙大终于全员返回杭州。

　　8月30日，竺决意辞去兼了十年之久的气象研究所所长，决心专心致志浙大办学。他写信给贝时璋，劝其不去北大来浙大；人类学家吴定良未受中央研究院重用，竺认为其在人类学颇有造诣，立即聘至浙大，后吴在浙大创办人类学系和人类学研究所；竺又邀请知名法学家武汉大学法律系主任李浩培创办法学院，贵阳医学院院长李宗恩担任医学院召集人，后李宗恩北上担任母校协和医学院召集人，遂改由王季午担任医学院召集人。

　　浙大和厦大的教授争夺战

　　此时浙大和厦大还发生了争夺教授的佳话。二战结束前夕卢嘉锡还在美国时，就先后收到厦门大学校长和浙江大学理学院院长胡刚复发来的信函和电报，邀请卢回国后到各自学校任化学系主任兼教授。盛情难却，加上远隔万里，又是战时联系困难，卢两边都没法回绝。一踏上故土，正在上海的浙江大学理学院院长胡刚复教授就亲自给卢送来了聘书。可是回到厦门后，母校厦门大学也坚决不放卢走。两校谁也不让谁，卢一时处于“情”与“义”两难的境地。幸好有人两边说和，让卢同时在两校任教，常住厦门、在厦门大学化学系任课，隔些时间到浙江大学化学系讲一段课，这才使两校的争端得以解决。于是，卢1946年先在厦大讲课，11月底再赶赴浙江大学任课（浙大刚由贵州遵义迁回杭州，12月份才开学）。1947年春当卢在浙大第一次讲课结束离开学校前，140多名师生联名写信挽留，连当时的代理校长郑晓沧也在挽留信上签了名。1948年秋天，卢又再次来到浙江大学讲课。至1949年，卢才辞去浙江大学化学系主任和教授一职。

　　分崩离析

　　新中国的成立，百废待兴，国家决定抽调浙江大学部分师生参与组建中国科学院。随着竺可桢出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浙江大学理学院院长贝时璋离开浙江大学到上海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任所长。浙江大学物理系主任王淦昌调至中国科学院物理所、苏联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后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副所长。浙江大学教务长王葆仁调至上海任中国科学院有机化学所副所长。浙江大学农学院院长蔡邦华调至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任副所长。陈述彭奉调到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后任中国科学院遥感所名誉所长。姚錱调至上海中国科学院细胞生物学研究所，后任室主任、副所长。钱人元调至中国科学院物理化学研究所任研究员，后任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副所长、所长。沈善炯调至上海中国科学院抗生素工作委员会,现任中国科学院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研究员。邹元燨调至中国科学院工学实验馆（中国科学院上海冶金陶瓷研究所前身）任研究员和室主任，后出任中国科学院上海冶金研究所副所长兼室主任。

　　接着，1950年胡刚复辞去了浙江大学的教职，应茅以升之聘去唐山交通大学和北洋大学任教。

　　1952年前后，国家进行院系调整，决定对浙江大学作如下调整。

　　浙江大学理学院化学系、数学系、生物系、物理系，以及浙江大学文学院外语系、人类学系等部分系科也并入复旦大学。浙大苏步青、陈建功、吴定良、卢鹤绂、吴征铠、谷超豪等师生无奈踏上了奔赴上海的火车。

　　浙江大学理学院地理系并入华东师大和南京大学地理系。

　　浙江大学理学院药学系并入上海第一医学院。

　　浙江大学医学院与浙江省立医学院合并名为浙江医学院。

　　浙江大学文学院、师范学院、和理学院等部分教师和之江大学合并为浙江师范学院。

　　浙江大学法学院停办。法学院院长李浩培调至北京接受政治教育，后担任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委员。法律系主任赵之远则到南京大学(中央大学改名)任法律系主任。严仁赓(法学院教授、教务长)调至北京大学，周仁睿(法学院教授)调至武汉大学。

　　浙江大学农学院独立成为浙江农学院。

　　浙江大学农学院农化系与其他院校合并组成南工食品工业系，1958年东迁无锡独立成锡轻工业学院，后改名为无锡轻工大学。

　　浙江大学农学院森林系与其他院校合并组成东北林学院。

　　浙江大学农学院畜牧兽医学系等与其他院校合并组成南京农学院。

　　此外，浙江大学有关学科是师生还被分别调至北京大学、厦门大学、南京工学院、山东大学等。

　　1948年，浙大有四位教授成为首批中研院院士（全国共当选81人），到院系调整后，竺可桢、贝时璋在中科院，苏步青、吴定良在复旦，全部离开浙大。

　　事后，谭其骧言道，“1950年，浙大宣布停办历史系，我不得不离开浙大，转来复旦。我相信，浙大若能像竺老当校长时那样继续办下去，我是不会离开浙大的。” 然而，谭其骧终究随着浙江大学历史系到复旦大学担任历史系主任。

　　而此时的浙江大学虽被定位为纯工科学校，却只保留原工学院电机、机械、化工等部分系科。

　　浙江大学工学院航空系在南京与其他院校合并成立华东航空学院，后成为西北工业大学。

　　浙江大学工学院土木工程学系的水利组调至在南京的华东水利学院，后更名为河海大学。

　　浙江大学工学院电机系无线电组师生及设备全部并入南工电信系而建成南京工学院无线电系，后为东南大学。

　　而教务总长、航空系首任主任范绪箕则被调离浙大，担任新创办的华东航空学院筹备小组的召集人，后调至上海交通大学担任校长。航空系在任系主任梁守盘则奉调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空军工程系任系主任，土木系主任钱令希调至大连工学院，后任工程力学研究所所长，副院长。机械系主任程孝刚调至上海交通大学，后出任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拖至1958年，工学院院长、化工系主任李寿恒也调至浙江省化工研究所任副所长，后任浙江化工学院院长。工学院五大系，竟只剩电机系主任王国松留守浙大。

　　这次院系调整中，物理系教授何增禄并没有随浙江大学物理系调到复旦，而是留在浙大带领一批青年教师和技术员筹建了全国第一个光学仪器专业，担任主任，为国家光学研究培养了一批杰出人才。但至1955年，何还是被调到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筹建高真空技术专业。同样在这一年，从浙大毕业，到英国伦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又于49年回国在浙江大学任教的胡济民被调到北京筹建和主持我国第一个专门培养原子能科技人材的“物理研究室”，后来该室改为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胡济民担任首任系主任直至1986年。

　　虽然浙江大学农学院农化系调至南京工学院，浙江大学农化系奉命撤销，停止招生，但原浙江大学农化系主任朱祖祥仍坚信，农学院终将恢复土化系。因此，在农化系撤销后，朱祖祥一直未应聘去南京农学院和其他邀请单位工作，仍坚持在原校教授普通土壤学。此后,浙江大学农学院独立成浙江农学院，至1955年，朱祖祥终于受命重建浙江农学院农土化系。1980年，朱成为在杭高校当选的第一位中科院院士（学部委员）。1996年，朱还和苏步青、谈家桢提议将浙大分离出在杭州的几个院校合并。可惜尚未如愿，朱便辞世了。

　　诺大一所浙大经此调整，拆得七零八落，科研地位一落千丈。直至1968年，浙大才恭添国家重点院校之列。在1952年到1968年这16年间，浙大至多也只是在地方性院校中差可比拟。

　　这个境况的尴尬，使得1956高教部杨秀峰部长到浙大做中国高等教育的报告时，也不得不说，1952年的院系调整，把综合性的浙江大学拆散了，变成单纯的工科大学，对浙大，对浙江来说，是很大的损失。杨说对于一所学校，校风至关重要。而好校风的形成，决非一朝一夕之功。浙大有很良好的求是校风，是国内不多的知名学府，如果当时不将她拆散，而是完整地保留下来，也许意义更大。

　　这些人员自调出之后，很少再回到浙大团聚。唯一一次，可能就是文革期间，将浙大旧时人员三百多人都集中在浙大六和塔三分部学习数月。不过，其中的境况可不甚妙，经此一劫，浙大教授或死或伤，郑晓沧、孟宪承、夏承焘、赵九章、蔡邦华、苏步青、谈家桢、谷超豪、施雅风、钱人元等等，都有一番不忍回首的遭遇。

　　1939年，浙大西迁途中，曾得到党国密令，就地解散，师生可并入中央大学。这个电令激起了浙大师生的愤怒，经历艰难险阻，长途跋涉，却面临要求解散之残酷现实，部分师生以至恸哭失声。竺可桢经与浙大师生商议，拒绝了电令，最后迁至遵义湄潭办学。虽然这再次令蒋介石不悦，但是，浙大仍能够从政府获得教育经费，这其中，或许有校友陈布雷从中斡旋不无关系。然而，这样的运气终不再有。当年获许政治不干预教学方才上任的校长挂职北上，过去竺可桢被称为“浙大保姆”，言下之意，乃是师生受其庇护颇多。然而，这个“保姆”五十年代看着任职校长十三年的浙大分崩离析，而无法施以援手；六十年代以后，自身便身处险境，更遑论他顾了。1948年的开学典礼上，竺尚言道：“目前苏联供给我们以马列主义，美国供给我以白米面包，但吾人生而有知，应该有独立之思想，不能人云亦云，食人唾余更属可鄙”，然而，数年之后，浙大终于无法再秉承独立办学，自由民主的宗旨，“民主堡垒”、“东方剑桥”俱已成为昨日云烟。

　　1998年同根同源的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四校合并而成新浙江大学。当初一体而分，现在重新团聚，虽然当初分出之部分院系已经无法回归，但总算也了却了部分老校友的心愿。五十年苍黄反复，浙大又成为竺可桢老校长掌校时期的综合型大学。历史轮回让人感慨万千，惟愿浙大秉承“求是”校训戮力前行。

　　后记

　　竺可桢担任浙大校长13年，带领浙大在抗日战争烽火硝烟中，穿越六省，辗转四地，跋涉5000多里，坚持办学，谱写了一部可歌可泣的“文军长征”史。1948年浙大几个音乐社团自发创作了一首歌曲，名为《求是之光》，表达对竺校长深切的爱戴之情。歌词如下：

　　江声浩荡，浪涌两浙文物，弦歌不绝颂浙大，看求是精神远播扬!

　　十年流土，风霜久摧鬓发苍；惨淡经营，剑桥媲美，听万人欢呼竺校长!

　　自由褓姆，鞠躬尽瘁为人道；科学，民主，矢志所求，歌真理战士竺校长!

　　江潮澎湃，激流推创新时代；风雨如海，鸡鸣不已，愿民主堡垒永辉煌!

【本文作者辰羲 授权青塔独家发布】

　　大学从未如此有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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