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大学，究竟谁适应谁？

　　校园迎新陆续拉下帷幕，对新生们而言，尚且陌生的大学校园存在着一系列难以适应的问题。大学应该如何做，才能帮新同学尽快融入大学生活?对此，我们对香港城市大学协理副校长——程星进行了独家专访。

　　新生调查——帮助大学适应新生

　　麦：美国大学是否关注不同年代新生的特点？它们一般通过什么途径来了解新生的特点？

　　程：何止是关注？美国的大学对每一届新生的特点简直有点着迷。威斯康星州伯洛伊特学院有两位教授从1997年开始，每年研究大学新生的特点，整理成年度大学新生“心态表”，并对外发布。“心态表”特别关注时代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对这一年的新生所产生的影响。比如说，2012年进校的新生坐飞机却从未见过飞机“票”（纸质票）；对于他们来说，克林顿只是一名资深政治家，而非总统，等等。对于大学新生特点的这种略带调侃的总结，为每年繁忙的迎新工作抹上了一点轻快的色彩。难怪很多大学一到8月份就对本年度新生的“心态表”翘首以待。

　　当然了，“心态表”提供的只是谈资笑料，而大学新生调查才是真凭实据。例如，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主持的全美大学新生调查已经持续了50年之久，每年的问题相对固定，涉及新生对人生、生活、学习、金钱的态度，覆盖范围非常之广。很多美国大学会依据调查结论设计自己的迎新和入学教育项目，帮助学生适应大学。其实，当人们都在关注学生能否适应大学生活的同时，很多美国大学更关注的是大学如何适应自己的学生。

　　麦：既然这项调查每年的问题相对固定，那么，如果想了解新生对一些新事物的看法，比如涉及与互联网有关的问题怎么办？50年前调查刚启动时，肯定不会问这样的问题，但现在不可能不涉及。

　　程：UCLA一直允许参与大学在问卷最后加入一定数量的补充问题，而这点在全美大学新生调查实现电子化后，变得更加容易。比如，大学想知道新生对iPad的使用情况，完全可以为此添加补充问题，供本校新生回答。这样全国性的新生调查，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工作的时候，每隔1~2年参加一次，其间用本校自主开发的问卷。对于新生特点的把握，既能得到全美范围的大趋势，也能建立本校新生特有的一些指标。

　　新生调查是一项长期的工作。大学可以将调查的结果作为新生教育和学生工作的参考，但是不能急功近利。新生调查会有滞后性。大学对每一级新生入校时进行调查，然后整理数据、分析结论，写成报告时新生已经变成“老生”。因此，新生调查应该至少持续积累三到五年的数据，用以分析其中的趋势。比如说，对全美大学新生调查的结论进行分析，可以发现，经济形势好和不好的时候，新生对金钱问题的回答会出现明显的不同。这是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有些学校想把新生调查的结果用来“搜查”一些“问题学生”，从而及早干预，杜绝极端事件的发生。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做法，因为新生调查的目的是了解一个群体的共同特征，而非对某些个体进行识别。这种做法的后果是，破坏调查的匿名性，摧毁学生与学校之间的信任关系，使得今后学校的工作难以开展。就像心理医生听到病人说想要杀人，不是进行疏导和治疗，而是跑去报警。这样违反职业规则的医生，谁还敢看？

　　学生的话，大学都要听？

　　麦：您在《细读美国大学》中曾经提到大学面对的“消费主义”之困。在国内，现在的大学生与以前相比，也更加具有“消费主义”的倾向特点（例如要求给宿舍装空调）。国内学校应该如何找到合适的应对方式？

　　程：与美国相比，中国大学所面对的“消费主义”可算是一个迟到的现象。不管大学是否高兴，“消费主义”的出现是挡不住的。大学从收下学生的第一笔学费开始，与学生之间的消费关系就已经确立。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大可不必因为“消费主义”的出现而大惊小怪，但如何应对“消费主义”却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难点在于如何把握“度”。换言之，面对来自学生及其家长的消费主义要求，大学什么可以妥协？什么不能妥协？

　　拿装空调来说，美国很多大学宿舍都没有装空调，因为以前大学暑假期间学生都不在宿舍住。随着现在越来越多的学生会在暑期上课或参加项目，装空调这个要求也显得不太过分了。这些事情是可以妥协的。但是，涉及教学，特别是考试分数，大学就绝对不能随便妥协了。大学不能因为一个学生交了四年学费，就必须给他打A，发他毕业证书。教授也不能让学生来主导教学内容、决定教学方法。在专业领域里教授才是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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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星在《细读美国大学》一书中提到，“明智的大学管理者不会、也不应该对今日高校的市场化倾向采取掩耳盗铃的态度。但是，他们在回应学生及家长对学校的消费主义要求时，应当在教学和服务这两个方面有所区别。学生在付出高昂的学费和其他费用后，有权要求一流的服务，因此学校在宿舍、食堂、图书馆等一系列后勤服务设施的管理和运作方面除了从善如流的确别无选择。但是，教学过程和师生关系则需另当别论。”

　　麦：既然如此，为什么大学又要组织学生进行教师评价、课程评价呢？

　　程：当学生对课程教学提出意见，教师是该听，还是不该听，或是听多少？这是应对“消费主义”要求时对“度”的把握问题。由学生对教师与课程进行评价本身没有问题，问题在于管理者如何使用评价结果。在这方面，美国和香港的大学的做法很不一样。美国大学在学生评价完成后，会把可以定量的评价结果进行总结、分析，形成图表发给任课教师，同时把不能定量的学生评价（通常是学生对开放性问题的回答）原文发给教师，作为其改进教学的参考依据。而香港有些大学会拿课评结果来评价教师的工作质量，用以决定教授的升迁涨薪。我不太认可后者的做法，因为这会助长学生的“消费倾向”。

　　新生的期待及其调整

　　麦：国内很多大学生都是家庭第一代大学生，特别是在很多二三本和高职院校。然而，这些第一代大学生费力考上大学后，往往变成就业中的“弱势群体”（没背景、没名校学历等）。如何解决他们及其家庭的心理落差问题？大学能做些什么呢？换句话说，大学如何面对学生及家长对大学教育及那一纸文凭的“过高期待”？

　　程：这个问题不仅国内存在，美国、香港也一样，大学里有很多家庭中的第一代大学生。一般来说，如果父母念过大学，学生本人及其家庭会对上大学与找工作之间的关系有一个比较实际的认识，容易理解为什么大学是一项“长期的投资”，而非一毕业就能找到高薪工作的保证。但第一代大学生和他们的父母就不一定这么想。所以，大学需要在新生入学时就开始了解并帮助调整新生对大学的期待。

　　其实，大学毕业后找工作是否顺利，并不一定取决于专业成绩，而更多是看一个人的综合素质。第一代大学生的劣势往往就是综合素质方面的缺失，所以大学需要承担起提升综合素质的责任。我认识一所国内大学的校长，她的学校从迎新开始就教学生如何待人接物，如何穿衣打扮，甚至吃西餐时如何拿刀拿叉。这是一个滴水穿石、日积月累的过程。不管在什么社会，会说话、会办事、举止得当的人永远是职场的宠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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