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公立大学将裁撤文科专业：人文学科向何处去？

　　按：8月，《读卖新闻》面向日本各国立大学校长进行了一项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日本全国60所开设有文科专业的国立大学中，近半数计划从2016年度开始撤销部分文科专业。在此之前的6月，日本文科省发出一条通知，敦促各国立大学缩小或废除人文社学学科。

　　日本公立大学“去文科化”引起持续热议：一所没有人文学科的大学，将是什么样子？文科真的无用吗？图纸一定比诗歌更重要吗？今天，让我们跟随日本杏林大学综合政策学部教授刘迪，把目光投向日本大学教育，了解其决策背后的内忧外患与改革抉择。

　　大学人文学科向何处去？

　　文 | 刘迪

　　（作者为杏林大学研究生院国际协力研究科、综合政策学部教授，早稲田大学比较法研究所客座研究员）

　　“去文科化”背后的内忧外患

　　今年6月，日本文科省（“文部科学省”简称）发出一条通知，敦促各国立大学缩小或废除人文社学学科。通知是以文科省大臣下村博文名义发布，适用于设人文、社会学科的国立大学、研究生院，目的是让国立大学将教育资源转向“社会需求较高的领域”。

　　日本文科省通知。

　　这份通知表露日本政府对大学现状的焦躁、不满。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日本政府一直提倡“大学改革”。 2004年，日本政府把所有国立大学改称“国立大学法人”，逐渐减少补助。这就逼迫原有国立大学自己考虑经营。国立大学法人化后，学费上升，教员负担增加，科研能力下降。这说明改革进展并非顺利。这次通知，表达了安倍政权对大学改革现状的焦躁升级。日前有报道说，前述通知让整个日本“震惊”，其实关于其内容，与其说“震惊”不如说这份通知，为我们研究大学问题提供一个标本，促进我们思考很多有关大学面临的最根本的问题，如大学的本质、全球化与大学教育、学术自由、国家与国立大学等等。

　　战后，日本的科研体制，为日本培养出20余名诺奖获得者，这个体制，依赖于明治时代“追赶型”体制，对科技研究倾斜性投入。同时，冷战时代东西方隔绝大的背景也让日本获利。今天，全球化时代，包括中国在内数十亿人口融入世界体系，这些国家的“追赶型”体制毫不逊色，今后，日本这种倾斜投入体制优势是否能够维持，将是一个疑问。

　　对日本科研、大学体制来说，除“外患”外还有“内忧”，“老龄少子化”的发展，造成18岁进学人口减少，目前日本大学都为生源不足头疼。据日本政府估算，到2031年，18岁人口将会只有101万，仅为1991年207万的一半。美国一著名政治学家说，“政治就资源权威性分配”。在人口减少，税收下降的时代，如何有效分配资源，维系日本社会平衡，以及国际竞争力，实现利益最大化，这是日本政治最为关注的问题。

　　网上有言论说，文科省的通知是为了“消灭左翼”，我也曾向某些日本学者确认。首先网上传的“左翼”，指日本大学中，尚存在马克思主义学派，他们主要集中在国立大学文科院系。撤销文科社科学院，就等于端掉他们的根据地。不过，对于这种意识形态的解释，人们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其实，今天日本政府在国立大学驱逐人文学科，不过是全球化时代，各国政府对大学教育方向迷失的一种反映。

　　身处全球消费链的现代大学

　　日本大学面临的问题，具有普遍性。我们知道，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制度源于欧洲。1158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对博洛尼亚大学颁发一份特许，该校成为世界最早的大学。1231年，罗马教皇向巴黎大学颁发特许。此后，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布拉格大学、维也纳大学、海德堡大学、莱比锡大学等相继建立。

　　1333年的博洛尼亚大学。

　　在中世纪，大学构成网络，成为欧洲大陆知识传输据点。当时修道僧游学欧洲各地大学，大学促进了学术自由、学术发展。但是16世纪活版印刷发明后，文字媒体普及，这促进了宗教革命。现实生活中，欧洲各民族语言形成，这促进了近代欧洲国民国家的形成、发展。不过在欧洲近代，大学没有及时调整其授课内容、形式，仍坚持使用拉丁文教育，大学教育边缘化。我们看到，文艺复兴时代的巨匠，几乎没有大学教授的身影。在18世纪，近代科学技术有了长足发展，但承担科技教育职能的并非大学，而是欧洲各种专门学校。例如当时在医学、工程学、法学这些领域，专门学校的质量都好于当时的大学。

　　大学的现代复兴源于19世纪德国。当时德国出现科研教育一体化的大学，人称这种类型大学为“洪堡理念”。这种理念传至美国之后，在20世纪随美国力量增强而在全球普及。不过在美国，德国的这种研究型大学理念，未能打破美国大学原有的形态，因此在美国，德国模式促成美国的研究生院教育。

　　19世纪以来大学教育的复兴，其背景与国民国家发展有关。大学教育、研究与国民国家互为表里，相互促进。国家资助大学科研、教育，而大学则为国民国家提供知识资源、培养人才。这种模式在20世纪后半叶在全世界迅速普及。

　　不过，这种大学模式遭到挑战。上世纪70年代后，全球各国大学入学率比率成倍增长，而大学数量剧增。目前不但欧美日等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大学入学率已经接近或超过50%，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大学入学率也在持续增加。以前，在19世纪或20世纪前半叶，大学生属于社会精英，但目前全球大学数量已达1万所，几乎所有希望进入大学的人，都可如愿。面对大学从少数精锐的象牙塔走向大众化，国家不堪重负。

　　19世纪以来的传统，让欧洲人持有一种看法，即高等教育必须由于国家负责。在大学经费来源中，国家所占比率达70%～80%。欧洲大学免费教育的国家仍然很多。其结果入学者增多，必然导致公共负担增加。在国家预算中高等教育经费比率增加。此外高等教育大众化，还造成传统大学爆满，这就必须建立新的高等教育机构。

　　鉴于高等教育的压力，英国、美国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新自由主义改革，不久这种改革波及到大学。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出现市场化时代潮流，大学经营不断引进企业化管理，强调有效使用资金。各大学研究、教学的成绩评价，引进外部评价机制，出现大学外部评价、大学排名榜、重点大学等规定。在20世纪前期的欧洲，大学彼此地位是平等的，但市场机制建立后，大学差距拉开，科研经费彼此饥饱不均。

　　新自由主义改革给大学带来了什么？有人指出，在全球化浪潮下，大学被置于全球消费链之中。在繁复的评价系统下，每个大学都拼命自我品牌化，每个学生都成为全球巨大应试产业的消费者。表面上看，世界上出现许多有特色的大学，其实背后，大学教学内容日益空洞化。今天的大学，正如同18世纪那样，面临边缘化危机。

　　近代日本高等教育遭遇文化殖民

　　战后日本教育体系深受美国影响。1946年3月，美国政府向日本派遣了一个包括27名教育专家的代表团，他们在日本考察了一个月，写成《美国教育使节团报告书》。其中按美国模式，在大学建立一个学术研究、一般教养与职业教育三位一体的体系。1990年代，桥本内阁内，日本开始了新的教育改革，其中一个重点是教育全球化。今天日本的大学，多在以“全球化教育”名义加强英语教学，甚至使用英语教授专业课程。大学不断对学生进行职业前培训，提前介入学生职业生涯。从局部看，这或许可能提高就业率，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看，大学高年级出现职业培训班化，低年级则出现高中化，即要补习高中时代的知识。

　　在近代，日本一直存在着“英语情结”，明治时代日本首任文部大臣森有礼、早稻田大学校长高田早苗都曾主张“英语国语化”。此后这种声音不绝于耳。当然，这种“英语公用语言化”浪潮并非没有阻力。反对声音中，有些意见也十分中肯，有人说，真正的国际化，并非只是一定要讲英文，日本应该兼容并蓄，日本人也应学习其他语言。此外，还有人担心，假如把英文规定为公用语言，就可能损害日本人的国语能力，甚至可能导致日本文化出现扭曲现象。

　　日本东京一所公立小学的英语课堂。

　　有个叫成毛真的日本人说，对大多数日本人来说，英文其实与他们生活、工作并无直接关系。成毛说，真正需要懂外语的，只几百万人足矣。目前在世界各地，大约有100万日本驻外人员，在日本国内，还有100万左右外企人员。此外，就是国际机场、涉外饭店、出租车司机、餐饮业人员等需要懂点英文，不过在那些服务行业，所需英文水平并不很高。至于普通人想了解国外动向，国内有足够译者可以迅速将这些国外文献译成日文。

　　从本质看，英文是一种意识形态，日本各大学拼命争取以英文授课，这存在一个如何处理本位文化的问题。其结果只能是放弃自己的本位文化，代之以另外一种意识形态，放弃主体性。另外，以英文为学术语言，可能导致日本学术的“菲律宾化”，即目前在国内学界居统治地位的日语逐渐萎缩，最后可能沦为家庭饭桌语言。十多年前日本有一首相建议以英文作为日本公用语，获得了一阵喝彩，但随其去世，该提案冻结。有人指出，日本大学提倡的英文教学是一种文化的不自信。

　　实用知识与人文学科之争

　　回顾欧洲大学史，哲学、宗教等课程曾占据教育课程中心。但在今天的日本，包括哲学、历史、法学这类文科科目，都很难在日本国立大学立足。这是因为在企业主导的社会，上述科目都被认为无用。在学生就业方面，很多人文专业学生惨遭无视。

　　当今世界任何一所大学，都把获取外部资金、提高效率当作重要工作。在这样一个评价体系下，人文学科不容易取得企业研究委托，自然评价下降，因为专攻人文科学的学生较难就业，也就出现入学人数减少情况。尽管如此，欧美国家大学还是有所不同。例如在世界大学排行榜位于第三位的牛津大学，其学士课程中人文学科学生占50%以上。

　　对上述“通知”，有政府背景的“日本学术会议”唱了反调。7月23日，该组织干事会发表声明，指出当今时代，“为解决各种社会课题，惟有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相互结合，才能形成综合性知识和技能。而文科省要求废除人文院系，将资源向社会要求较高领域转换，这令人不解”。该声明说，尽管大学必须深刻认识“社会需求”的必要性，但同时也必须思考“什么是社会需求，如何满足这种社会需要”。声明提出 “不应混淆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各自特点，焦躁地寻求划一的解决方法”。

　　目前的日本大学，正站在一条十字路口。是更加市场化、全球化，让学生充满实战能力；抑或坚持大学的本质，坚持固有立场——独立、自由、自主。

　　中古时期欧洲学校开设三学（文法、逻辑、修辞）四术（算术、几何、天文、音乐）。

　　今天，世界范围内几乎所有大学都在加强“实用知识”，理工、医学这些领域的教育日益加强，但令人普遍担心的是，这种所谓“实用性”“速战力”教育的结果，让学生丧失“可塑性”。在学校，学生没有广泛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学习，也没有专业方面的基础。那么他所掌握的技术，可能很快被淘汰，届时，因素质教育薄弱，学生无法适应新技术。

　　今天中国处于领跑的大学，同样非常在意中国乃至世界排名，不惜血本挖人、聘请名人，同时努力招收高智商学生。许多中国重点大学，也把资金倾斜运用在容易出成果的理工领域，而对人文学科理解肤浅。必须说，人文领域比理工研究更需要深厚积累，更需要时间才能获得革命性成果。中国大学行政或中国社会，虽然承认工学、理学、医学研究对社会的意义，却忽视或不懂，许多工学、理学的革命性创造，是哲学思维、世界观转变的产物。我们急于摘取理工的成果，却没有发现那些成果是整个社会思维、哲学思考变化后的结果。如果这种对创造工学、理学背景不够尊重的思潮仍然延续，我们只能捡拾一些西方研究者剩余的残渣、丢弃的皮毛，根本无法创造领先21世纪的科学技术。

　　难道今天大学不需要改革吗？肯定不是。那么问题在哪里？今天全球大学改革的方向应该在哪里？应该如何改？

　　如果失去人文社会科学，大学无法提供对社会的批判性力量。上述“日本学术会议”干事会声明，在批评日本政府“全球化教育”方针时说，所谓“全球化人才”，不光是懂外语，而且还应拥有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的素养。如果没有这种素养，就不能理解日本及外国社会、文化、历史，更无法拥有、运用建立在上述知识基础上的判断力及批判性思考力。轻视人文、社会科学，可能造成“整个大学教育的肤浅化”。

　　显然，单纯砍掉大学人文学科，并非是什么聪明办法。而且砍掉人文、社会学院，造成的损害可能是深远的。在《大学的理念》一书中，亨利?纽曼（John Henry Newman）把教育区分为“实用知识”与“人文知识”。他警告说，不能仅仅把知识转为技术即告终结，而是在把知识转变为力量之前，须明确了解其为良善之物。在纽曼看，上述“实用知识”与“人文知识”缺一不可，彼此必须开展对话。可以想象，如果没有“人文知识”判断善恶，而仅拥有、运用“实用知识”，其后果十分危险。

　　全球化浪潮下大学改革的困境

　　日本文科省的通知让我们思考：教育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如果仅仅把学生培养成为一名成功的“匠人”，那么也罢。但是目前的问题是，假如一个学生掌握技术却缺乏对社会、人类责任的认识，那么这个拥有技术的人，则可能成为一个无道德心的人。

　　“向钱看”是全世界性问题。但是在大学与市场、大学与政府关系上，美国，欧洲对大学教育的投入均占GDP的1%以上，而日本这个数字仅为0.5%，中国为0.7%（2008年）。另外，美国、欧洲大学预算多数来自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而日本私立大学经费中仅有10%来自政府。在全球化浪潮中，欧洲一些国家坚持传统，坚持国家对大学的责任，非但不削减对大学的资助，反而大幅度增加其资助额度。例如2007年法国议会制定《关于大学自由与责任的法律》，规定对大学的国家参与缩小，扩大各大学的裁量权。同时，2011年法国政府对大学的支出要比2006年增加50%。

　　鉴于各国大学发展历史不同，很难采用同样的改革方法。英美类型大学，许多具有经济独立基础。其成立之初或其后，获得教会赠与的土地等资产，大学出租土地等不动产，以供大学费用支出。此外还有大学经营球队、销售产品、转让专利或开展网上教育。另外公立大学的经费来自各级政府预算补贴等，此外还有民间捐赠。

　　大学如何改革才能满足社会需求？

　　欧洲大学经费主要来自国家。尽管如此，这却未损害大学自治、学术自由。其秘密是维持人事、学位审查的最大限度公开、透明。例如德国法国大学均采用公开审查博导资质，教授的聘用由教育部组成的专家委员会审查和批准。这种“公开审查”，允许所有希望旁听的人参加。法国的被称为“研究指导资格审查”（Habilitation a diriger recherches）。

　　日本私立大学80%的预算依靠学费或学生的入学金来维持，但现在令私立大学头疼的是，40%的大学学生定员不满，至于私立短期大学，70%的学校定员不满。尽管如此，日本每年还有新建大学开始招生。目前30%的日本大学经营赤字，而短期大学则有50%赤字。

　　对于大学改革，日本政府既焦躁，也纠结。涉及具体做法，既有揠苗助长，也有越俎代庖。“高龄少子化”的重压，让日本政府采取倾斜政策，将有限的教育资源，投入理学、工学及医学这些容易出成果的实用领域，增强国家竞争力。那么大学究竟应该怎样应对市场化、全球化呢？

　　究竟怎样的大学才能满足社会需求？前述“日本学术会议”干事会声明说，“大学的基本功能是维系社会知识的丰富性，向社会广泛输送包括经济、社会、文化领域在内的丰富人才”。该声明批评了以数值指标衡量大学基本功能的做法，强调社会对大学的要求是多方面的。有些要求并不表现在名次、大奖，而在于“立足长期视野，传承知识、维系多样性、构建创造性基础功能”。

　　2014年，日本国立、公立以及私立大学共有761所。文科省的通知对象仅是86所国立大学，但这份通知让整个日本大学都感到全球化对日本大学的冲击。每个大学都必须在意排名、在意全球化，在意外部科研资金获取量。但是，只有排名、资金量能衡量一个大学的质量吗？为何美国、欧洲有不少小规模无名的大学，其教育质量却很好。最后的问题是，我们是否真的需要排名，如果不是，那是什么？

　　今天中国大学生人数急剧增长，如何保证教学、科研质量，已成为十分重要的公众话题。为此中央政府遴选区分各类大学，实行倾斜财政政策，同时规定了严格的指标。创意的研究，离不开充分时间、充裕的财力，划一指标是否能促进革命性研究？中国多数大学教师，每天都在为如何获得外部经费动脑筋，他们的时间、精力，又有多少能用在科研上？

　　在全球化意识形态下，大多数中国大学被置于无名状态。于是，中国大学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学生输送中转站。中国大学生花在英语考试上的时间，占据了其大学美好时光，在他们看，大学的专业课只能走走形式。面对全球化浪潮对今日中国大学的影响是深刻的，问题也是严峻的。如不彻底改革中国大学，“中国创造”从何而来？

　　转自：新京报书评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