谄媚分数？讨要分数谁之过？

　　近日，某大学一女生希望贿赂以求及格，老师在课堂上挂出公开信，怒斥学生不要用钱践踏其自尊。期末考试期间，大学老师们往往要经受一番学生的“要分”攻势，连美国大学也不例外。

　　前天几个当助教的朋友和我聊天时，刚好临近期末，改完了试卷。我随口问了一句：“平时缠着你们谈判分数的学生多吗？”几个朋友同时抬起头幽怨地看了我一眼，凝重地点头。

　　或许全世界要考试的学校都不缺乏重视成绩的学生。如果对于成绩不满意，有悬梁刺股争取下次拿个高分的，还有找老师谈判分数的。自然，老师有大意错判的时候。不过美国校园更常见的，并不是纠错，而是向教授“讨要”分数。

　　讨价还价来索分

　　在一门心理学入门课上做助教的知贤，眼皮一翻，抱怨道：“问答题、论述题，这些评判比较主观的题目就不提了，次次都有学生来找我。明明不符合要求的答案，也被冠以‘我的回答也说得通啊，应该得分的’。即使是选择题，他们也不放过。比如说一道选择题有好几个选项，一些比较宽泛，一些更具体，要求选‘最佳选项’，答案是A。有学生会说，‘我知道A是最佳，但B也正确啊，我选B为什么不得分？’都是大学生了，基本的题目要求总能理解吧？”

　　不仅学生来求分，家长也常常来干预。上学期博士后布莱恩来我们实验室串门时，刚结束他教的一门课，也讲了个相似的故事：“我的课上有个学生，大概有什么个人原因，不交期末论文，之前的作业也交得极不准时。这个三四页的论文我都给了她几次延期的机会，只要她交了，无论质量如何，都可以及格。但不交就不行啊。按期末论文的比重，不交她就不及格。后来她爸爸给系主任打电话，说她要毕业，就差这一门课了，她是个好学生，之前很努力，这次就让她过了吧。”“后来呢？”我有些愕然。我对老师和家长的关系的理解，还停留在二者“联盟”的阶段。学生若成绩不佳，家长多半是帮着老师教育，然后让学生补考或重修，断不会请老师改分数。布莱恩耸耸肩：“他们有时间和背景跟学校各个高管打电话斡旋。我没有这个时间。后来，我只好让她及格了。”

　　美国大学的学生，尤其是想要进顶尖的研究生院、医学院和法学院的，对分数极看重。也是因为这些学校竞争激烈，为了拿到近乎完美的履历，许多学生对每一门课的每一次考试锱铢必较。在Google上搜“how to arguegrades”（怎样谈判分数），一下出来850万个结果，包含五花八门的谈判技巧，帮助你讨到更高的分数。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大学时有一个生物老师，对“分数谈判”不胜其烦。在每学期第一节课给出的教学大纲里，会花一页纸细致写明判分的各种情况。例如，“如果觉得我对某道题的判分不公平，请用书面形式并引用教材写明原因，我会请另一个生物教授判定你是否应该得分；如果这道题全班答对的学生不到1%，则表示有可能我出题不明，全班不扣分；这门课没有额外加分”，等等。虽然她的评分细则对几乎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给出了解决方案，其教学质量之高也是有口皆碑，但是，每学期末总会有成绩不理想的学生在给她的教学评价里恶意留言。

　　另一个极受欢迎的哲学教授吉姆，则有个奇怪的作业反馈制度，在学校广为流传：他的课上没有小测验和考试，只有几篇长度不等的论文。但每次发下的论文作业是没有分数的，只有各种评价和反馈。如果学生要知道分数，也不是不行，不过要经过烦琐的手续——先得获取一个这次作业的编号，再把这门课的编号和这次作业的编号发给哲学系的秘书，然后秘书会告知学生他/她的成绩是什么。时隔太久，这些具体的程序我都记不清了。总之，烦琐到让你有足够可能因为拖延或者其他原因不去查看成绩。是的，吉姆的动机就是鼓励学生不去查看成绩，让学生在每个步骤都有可能停下来。这是为什么？

　　后来，我选上了他的课，第一堂课上恍然见到一个“大肚罗汉”，声如洪钟。他从这门课的内容和期望讲起，到需要阅读的书籍、作业要求、评分标准，然后是这项堪称奇葩的作业反馈制度。他给每个学生发了几页纸，那是一封给学生的长信，解释他对评分制度的理解，即为什么他不鼓励学生查看分数。19岁的我读后深受震动，找他要了份电子版，保存至今：

　　评价一份学生作业主要起三个作用。我们来区分一下这三者：评判、评价和排名。

　　评判可以定义为：根据这类作业的具体要求，指明一份作业有哪些优点和缺点，同时给出如何改进的建议。比如说，在评判时我可能会说你的文章没有明确的主题，或是你的文章如果能运用更多具体的柏拉图的文本（并指出是哪些文本）会更好。评判当然也可以是正面的：比如说指出你运用《理想国》支持论点的方式独到而深刻，或者我表扬你运用了很多精彩的例子强化你的论点。

　　评价可以定义为：根据这一类作业既定的“优秀”的标准，给这份作业一个总体的评价。所以，我可能评价你的论文表现出了出众的哲学思维，或者说这篇文章的水准有很大的机会能发表到本科生的期刊里。当然，评价也可能是，这文章没什么想象力，或者它既肤浅又欠考虑，诸如此类。

　　评判和评价这两个功能对大学教育的目标极其重要。没人生来就是专业的哲学家、化学家、政治学家，或是钢琴家。每个人都需要学习，需要通过努力练习，接受专业的指导和更正，然后继续付出努力来提高。简而言之，学生需要老师，也有权利期望他们的老师：1）给某一项作业的具体各方面反馈和提高的建议；2）评价这项作业的总体质量，帮助学生衡量自己和优秀水准的距离。

　　评判和评价，按这里的定义，都是以满足教育为目的。两者都是为了帮助学生在这类功课上取得进步——如果这既是学生的需求，也是教师的意愿（否则，为什么他们会要来当学生/教师？）。这样的评判和评价，教师应该直接用语言交流反馈给学生，因为语言反馈意在激发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交流。在理想的情况下，这样的反馈甚至应该是即时的、面对面的。

　　那用一个字母给学生的作业打分呢？它的教育意义在哪里？在我们的教学和学习系统里，用字母打分既不是为了评判也不是为了评价一门功课。这种需要甄别的任务，字母分数太简单且愚蠢，并不能很好完成。在美国的高等教育里，分数仅仅是为了排名。打分是将学生们的功课比较，然后将有限的资源（例如，有限的A）分配出去的过程。我无法从分数看到任何教育的意义。记得吗，这门功课已然经受了评判和评价，所以你已经从老师那里获得了充分的信息和评价，知道它的优缺点在哪儿，以及它和同类功课的优秀标准相比较处于什么位置。如果你知道隔壁同学的分数，这对你的教育目标有什么帮助吗？如果我已经告诉你，你那篇关于柏拉图的论文巧妙极了，多放个A+在那里会增加更多的教育价值吗？如果我已经说了这文章还行，但没什么新意，在这些评价后写个C+又有什么帮助呢？没有，至少我看不到。从教育的意义上来看，分数没有任何的附加价值。

　　那我们为什么要打分？唯一可行的答案是，大学已经由一个教育机构变成了这个消费社会中各种机构（比如跨国公司、法学院、医学院等）的看门人。这些机构不想花时间和精力找出雇佣/录取谁，因此他们设法让大学建立起一个系统来让这些决定容易一些。分数因此变成了一种货币。有了足够的分数，你可以将自己“买”进哈佛法学院，或者约翰霍普金斯的医学院，或者IBM的经理培训项目。而我们这些老师，即使是教授哲学这么个古怪而颠覆的学科，也需要分配这样的“货币”。

　　这是个愚蠢的系统。我不认为大学老师会是个好的哈佛法学院或IBM的看门人。我不认为，一个学生在哲学课上的表现应该决定他/她是否会是个优秀的医学院候选人。所以我认为把大学分数当作货币来买个消费社会中的录取，对于这个消费社会来说并不明智。

　　这还不是最糟的。最糟糕的是，分数在腐蚀教育系统以及这个系统里的一切。劣币驱逐良币。分数（排名）这样的劣币正在驱逐真正的教育任务——评判和评价。我们都知道分数诱惑你们这些学生熟稔于谄媚分数——努力在论文或考试里符合老师的喜好。我们也知道分数让我心生警惕，不让我的“货币”轻易被你们的伎俩糊弄去。分数将学生和老师分割开来，而不是结合为求学长路上的伴侣。这些对于你们的教育有百害而无一益。

　　2013年12月初，一则消息引起大家关注：哈佛大学本科生的平均成绩是A-，而最常给出的成绩居然是A。这个“分数膨胀”的现象遍布全美大学。大概因为哈佛的知名度以及它代表的学术水平，这个讨论了很久的话题又引发了一阵热议。从1940年到现在，几十年间“A”成绩的比例越来越高，“C”的比例越来越小——这个曾经代表着“平均水平”的成绩如今变得像不及格一样让人不可接受。而私立学校比公立大学的分数膨胀程度更高。研究者也表示，当获得一个“A”变得越来越容易，学生就不会为了优秀付出努力。讽刺的是，当一个好的分数变得更易得，学生却没有减少对分数的担忧，相反，他们更担心了。

　　吉姆在他的信里是这样评价“以分数为学习动力”的：

　　有人会提到分数带来的动力。或许，胡萝卜加大棒的分数对小学生是有效的。但这种方式对大学生也有效

　　那就太可悲了。在这个阶段，你应该有内在的动力，跟学习内容更有关的动力，例如你想变得不那么无知，或者你渴望变得更有甄别能力。如果这些事情你没兴趣，那为什么一个高等院校要迁就你的不成熟？这是大学，不是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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