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洪宇：儒家文化圈里的学生学习都很苦

　　【核心提示】3月10日，搜狐教育、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联合推出了两会特别版《掷地有声》名家沙龙，跨界尖峰对话“上学这件事，如何能快乐”。全国人大代表、华中师范大学教授、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洪宇在此间表示，儒家文化圈里面日本、韩国，早期还有越南，到现在还是学习苦，学习压力大，这与传统文化有关。

　　全国人大代表、华中师范大学教授、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洪宇

　　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例4.5%为宜

　　我今年两会提了18件议案和建议，其中有3件属于立法的议案，有15件属于对工作的建议。我主要就教育和文化这两方面提建议，教育方面有8件，文化方面有7件，另外就是我们现在怎么迎接科技革命、产业变革，提升我们的工业制造的水平等方面的建议。。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贫困地区农村学生上重点高校人数连续两年增长10%以上，经过努力，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超过4%。虽然今年的具体的数字还没有公布，按照常规得到2015年的下半年才能够最后向社会公布，但是根据这次报告里面明确表明的是超过了4%，而2014年的GDP是63万多亿，那么再反过来推教育经费支出在2.5万亿以上。

　　按照这个数的话，财政性的教育投入比投入到国防开支投入到维稳开支加起来还要多。教育投入在每个国家的公共投入里面都是第一位的，这毫无疑问，只是根据一般的国家投入比例，在15%—20%算是正常的幅度，现在我们讲几个概念，一个是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还有一个算法就是我们的教育支出占政府的整个支出比例占多少，这个不是4%的概念是看15%—20%的概念，世界各国也是按照这个标准，要么按照GDP测要么教育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测，两个比例都是可以的，但是这之间怎么更合理？

　　一方面，教育投入比过去有了很大的增长，这是应该充分肯定的，在经济下行压力空前的情况下还能超过4%，这非常了不起，应该点赞，但是从中国要建设世界强国的需要来看，至少要达到平均数，前年我们与长江研究院以教育年度报告的名义向全国人大提交了一个建议书，核心观点是要在原有的4%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我们认为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在GDP的比例应该占4.5%为宜，再加上我们社会公众的社会民间的各种投入在2.5%左右，这样合起来整个社会包括政府包括民间7%，这是一个世界教育强国所需要的教育投入基本的数字。我们的投入尽管比过去有了很大的增长，只能说达到了及格线，离我们希望的锦标线还有区别，未来我们要有充足的教育投入，以充足投入作为未来的政策目标。

　　放眼到地方，以湖北省为例，根据我的初步了解，国家从2012年为了确保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4%，对于各个省采取了一些硬性的要求就是分解指标，因为在2012年之前离4%是有距离的，这个距离大概在2%点几，接近4%，但是已经爬坡到顶峰有缺口期。财政为了督促各省采取措施落实，时任总理温家宝对全国人民做出的承诺，在2012年必须完成教育支出占总支出的15%。湖北省也是这一指标，这考虑了湖北是人口中等省份不太多，5900万，发展程度是中部一般发达地区。最后2012年湖北吃奶的劲拿出来了，达到了4%，要保住4%还要爬坡，所以最近几年在2012年实现4%的目标的基础上又继续加大投入，湖北目前就是这么一个态势。

　　我们知道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主要是保基础教育，具体来说，义务教育是核心，基础教育里面有义务教育还有非义务的像学前、高中，但是基础教育是重心，支出应该在50%以上，然后还有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包括成人教育、民族教育都有少数民族，特殊教育，可以说每个地方都需要钱。

　　儒家文化圈里成长学生学习都很苦

　　现在的学生读书苦，应该说是多种因素导致的，读书、学习不可能轻松。从学习的角度来说，学生要掌握知识、掌握技能，要身心全面发展，就要有一定的时间成本，这个时间成本在学习里面是相当大的。我们常常说快快乐乐学习，轻轻松松学习是看什么意义上来理解它，是你主观愿望或者说采取有效的措施可以做到这样，但是另外一个问题，就学习本身来说不吃苦很难获得好成绩，不仅是成绩，包括整个人的成长。

　　但是从教育工作者来说，从我们整个社会其它方面来说，尽管学习不是一个轻松的事情甚至是一个吃苦的事情，但还要用各种办法采取各种措施使学生的学习尽量没那么苦，所以这就是我们教育工作者要做的工作。当然做到这一点也不容易，问题在于我们现在很多人没有想到怎么去让学生尽量别那么苦，而是反过来有很多措施和办法是加重了这种苦，我觉得这个倒是我们需要认真研究和解决的。

　　我是研究教育史的，我们发现在儒家文化圈里面日本、韩国，早期还有越南，到现在还是学习苦，学习压力大，日本学历社会很典型，韩国也是这样。2000年我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教授的时候，我看到学校里面的学生基本都是亚裔韩国人、日本人，日本的教育、韩国的教育还不好吗？好，同样苦。这里面有传统文化的因素，但是中国人还有一个更特殊的因素：人口的因素。中国的人口我们通常说13亿人，但是你只要看1月21号国家统计局正式公布的数据，已经是13亿6789万，再加上台湾2400万，香港790万，澳门将近60万，将近14亿人，且不算港澳台，我们就说大陆地区，我们的学生有两三亿人特别是义务段的两亿人以上。这样一个群体它相当于很多国家人口的总和还不止，因此这样一个大的群体有一个很现实的就业问题，读书就业这是很多家长包括学生不能回避的问题，所以就中国这个国家的人口总量规模来看，除了传统的思想观念、文化因素再加上这么一个现实的压力，使得家长和教师明明知道别给学生施加压力，但是他们不得不去这样做。

　　当天参加沙龙的嘉宾有山东省教育厅副厅长张志勇、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洪宇、山西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丁东、著名策划人陈勤。（从左至右）

　　人口因素导致了我们的就业压力空前巨大

　　这个问题实事求是说不是教育问题，人口问题、社会问题。刚才提的问题，你说我们现在的教育是处在一个好时代还是一个不好时代？首先我想借用狄更斯的话：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第二教育问题很多是教育问题很多不是教育问题是社会问题、人口问题。之所以强调人口问题，是指我们很多人没有注意到这个人口因素，这个人口因素你忽略的时候就会很难理解为什么我们今天的家长那种行为，自相矛盾的。我们现在的人口因素导致了我们的就业压力空前巨大，我们的空前压力是什么样的压力？我在八年前也在搜狐给当时的学生们做过一个交流，当时组织了北京的大学生来对话，当时问我，你怎么看待就业压力？我说我们中国的就业压力处在一个特殊时期，这个时期在于有三种力量三个因素同时在一个时间段里面出现我叫三撞车现象。

　　第一种力量是我们每年有几百万，当时印象是五百多万还不到六百万，今年是749万接近750万人了，这批人一眨眼四年过去了要就业，750万人的就业是什么概念？政府能够解决多少？按照政府每年GDP增长最低7%，不能低于它，低于它拉不动这750万人，更何况我们还要解决另一个人的就业就是一两亿从农村转到城市的转移劳动力，这批人要到城里就业城镇化，到城里来的这一两亿人也是西方没有的。还有一个老龄化的因素，城市职工下岗再就业的问题，这三种力量在同一个时间段出现，在同一个国家里面出现，全世界没有，发达国家只有大学生就业也就是所说的青年就业问题，青年就业不好就骚乱，法国就是这样的。法国的骚乱就是青年就业没解决好，发达国家没有农业问题，或者农业问题不是突出问题了，发展中国家主要是农业问题，农村劳动力到城里就业问题，高等教育不发达没有大学生或者很少。再有下岗工人再就业，三种力量在同一个时间段出现，使得我们的家长看到了这个前景，有这个心理预期，他不得不做这个选择，他知道如果小孩不付出比其它的更为艰苦的努力，让他更吃苦，他可能真的要落在人家后面，所以他也做出这么一个判断。

　　我们如果把这些社会因素、人口因素、经济因素都统筹考虑的话，我们可能会对我们今天的教育，对我们今天的社会乃至对今天的中国有一个更加全面的理解，也可以理解为什么我们看到东亚国家就是教育比较好还要出国读书。

　　我们今天的中国和中国教育都处在我们人类历史上的交汇点上，从整个社会的发展看还是中国社会发展看，都处在一个转折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教育要重新调整它的整个教育目标，它的教育体制、教育的机制，这种调整是体系性的，当然教育宗旨的重新确定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我们的教育宗旨是什么？借用近现代非常著名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的话，陶行知在1943年10月21号写了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创造宣言》，在《创造宣言》里面讲了，教育是培养真善美的活人，教师的任务是培养值得自己崇拜的学生。同样教师还要造就培养创造出值得自己崇拜的教育理论与教育技术，你培养一个创造一个真善美的活人，还要有一套理论和方法。我想陶先生他把教育的本质以及为了实现这个教育的本质或者说教育的宗旨结合起来，因此从这样一个宗旨出发，我们可能要注重培养学生的生活力、学习力和创造力。

　　这也是当年陶先生在他56岁不太长的整个教育生涯里面努力去推动的，培养什么样的人，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我想他讲的这“三力”在我们今天还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教育它要把培养学生的好奇心、探索心和创造力都有机地发挥出来，如果这样几个力不能很好地把它培养出来，我想教育发展得再快也是没用的。

　　让教育回归本质我的想法是要展望未来

　　回想我们真正读书的年代，那是在78年高考之后，在此之前也在读小学初中高中，但是文革期间所谓的物理是学三机一泵，到农村去开拖拉机，科学原理基本不怎么学，学实用知识，我们没有受过完整的知识训练。我们在知识上是残缺不全的一代，因此我们有了进入大学的机会之后确实有一种要把时间抢回来的心理。

　　那个时代跟现在不一样，有些变化，不可能以那时候的要求现在的年轻人，年轻人有他们的理想梦想，甚至回过头来看他们追求理想也并不是一件错事，不要对他们那些行为有过多的判断，就像我们当时看到有人穿喇叭裤、长头发的不理解，现在很正常，时代是变化的，人们对一些问题的认识越来越开放。但是我们今天应该怎么办？我们改变不了社会，我们至少可以改变自己或者我们改变我们自己能够改变的范围，从身边做起，从我们能够影响的范围做起，这样大家都在自己的位置上发挥自己的作用，汇集起来这个社会就改变了。

　　让教育回归到正常的本质，变成培养人的教育，我的想法是要展望未来，首先回到一个时代回不去。因为我研究历史，历史每个阶段都有它好的地方和不好的地方，80年代有好的地方也有不好的地方。当然有些好的东西要坚持，就是丁先生讲的，学校怎么有它的办学自主权，教师怎么以更开放的心胸对待学生包括教育行政部门怎么来对待学校，我想这些好的东西，甚至不仅是80年代，是中国再往前追溯，甚至还往前历史上都可以追溯到。

　　但是总的来说，我们作为一个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还是更多要展望未来，尽管我们也注意到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些问题，但是我基本上是一个审慎的乐观主义者。我20年前在香港中文大学访问的时候认识了朱永新，当时在香港中文大学黄老师家里，当时问我们对中国教育的看法，我说我是审慎的乐观主义者。务实的理想主义者，我给北师大出版社出版一套书《务实的理想主义者》，对未来抱有期望。研究历史要相信未来一定比过去好，这个不是狭隘的进化论，而是实实在在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任务，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追求。从展望未来，包括在我们的工作岗位上，包括人大这个平台上，在教育机构里面甚至学术研究领域里面我们能做多少尽力做多少，我们要相信我们的努力只要符合这个时代发展的趋势，时代是不会忘记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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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学这件事，或许对很多人来说从来都不快乐。考试如噩梦、书包比山重、老师比虎凶。但上学这件事，是否真的就不能快乐？

　　现在正值两会期间，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到了2015教育继续改革的方向，这让人快乐，也看到了一些还未解决的教育问题正是造成上学“不快乐”的客 观因素。值得“快乐”的是，很多学生憎恶的考试，不少小学也在发生变革。比如上学期北京一些小学期末考试形式很“任性”，体现了教育的“人性”：期末考变 “乐学嘉年华”、“考题”暗藏在游戏中等。教育在改革、教育方式在变革，上学这件事或许能变得很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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