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术生我拿什么拯救你！

　　都说高考是中国唯一剩下的一块净土，但美术高考却不尽然。中国的高考制度向来都是多事之秋，就连美术高考这个让人诟病已久的领域，今天也陷入了一场不亚于“威尔逊”式的新闻风波。

　　一、学校凭什么将学生送到指定画室学习

　　根据《关于2009年广东省规范教育收费进一步治理教育乱收费工作的实施意见》的第二章第6条细则明文规定：“中小学生在校期间的学习活动，必须纳入学校的正常教学活动范围，不得以任何名义另行收费，所有教学内容(包括复习、辅导)必须全部纳入正常教学过程之中。严禁学校、教师举办或与社会办学机构合作举办向学生收费的各种培训班、补习班、提高班等有偿培训。”

　　既然有这么一条规定存在，那学校又为何不把美术高考备考训练“纳入学校的正常教学活动范围”，反而将准备参加高考的美术特长生送往三百公里之外的异地广州进行考前培训，到底是为了学生的前途着想，借助外界社会办学机构的师资力量来弥补学校教学之先天不足，还是为了能够创造市场空隙，挂以校外合作办学这既合法又合情的正当名义，进行极为隐秘的暗箱操作，好从中收取丰厚高额的利益返点(俗称回扣)。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任何利益相关者都明白这种“潜规则”是极不合法的，但是巨额诱惑摆在当前，又有谁能够逃脱得了呢，再加之既然是“潜规则”，它存在于社会里就必然具有其某种貌似天然的合理性，这是中国社会自古以来就有的一种“再正常不过”的社会现象。

　　学校之所以有那么大的“权力”指使学生去哪不去哪，自然有它所谓的“威权”，如以退学相威逼、以不发考试资格证、以老师苦苦相劝，以及用父母意见来“绑架”学生的权利等方式来打压学生自主求学的决心，并最终以此成功剥夺了学生的自由选择权。那么，我们反过来会指责学生“为什么不敢大胆说‘不’”，根本原因也许还在于学生的单纯与天真，且容易盲目相信他人的话，更不必提及所谓的“维权意识”，其实只要回到常识去想一想：在这个国度，有谁可以阻止、剥夺、侵犯学生参加高考的神圣权利呢?

　　二、作为社会办学机构的画室为何成了“替罪羔羊”

　　在此次社会事件，除了广东惠州博罗的高级中学和华侨中学以外，牵扯的对象还包括有广州两间画室(培训机构)，这里面就有个问题需要我们去思考了，究竟是什么力量助推了此种现象的发生，是高中学校先向社会办学机构“示意”合作，还是社会办学机构先向高中学校行贿赂之为。笔者长期服务于美术高考培训行业，且对该行业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探索，深知其中的一些问题或弊端。

　　画室作为改革开放后刚刚兴起的特色行业，如今算起来也不过一二十年时间，若论市场特性及行业本质，画室当属于培训行业之一种，完完全全是市场经济下的产物，既然是以商业行为利益驱动为主，那就理应按照市场原则和商业规律来办事，而不必受制于市场的任何一方，企业只管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不必为某种世俗道德所拖累，更不必为个人安危担负上不必要的法律责任。

　　意思也就是说在国家政策和法律制度上对该市场进行合理规范与大力管控，掌握生源的学校自然就会放开手中的“特权”，按个人的高考需要，让学生和学生家长有自由选择哪个培训机构对孩子进行考前培训的刚硬需求，学校一旦如此去做，市场只要一放开，作为画室的商业机构一定会回到市场竞争的环境里来，从而做好自己的本质工作，努力回馈给学校、家长、学生一个好成绩，而学校也会获得比以往更高的升学率作为学校名誉上的回报而不是个人金钱利益上的贪图享乐。

　　若真是如此，也就不会出现今天这样一种局面，而画室也不必成为了此次由央视所引发的社会新闻事件中的“炮灰”、“替罪羔羊”。

　　综上所述，美术高考作为中国高考制度中之一环，其利弊是显而易见的，多少年来，中国的高考都倍受国人的指责和谩骂，指其抹杀中国学生的创造力，更有甚者痛诉高考种种“祸国殃民”的罪证。当然我们也从中看到了一些违法之人利用高考这条路径谋取不正当的巨大暴利，小至幼儿园初中，大至大学乃至国家研究机构，不管如何最终直接受害的人还是学生以及学生背后为生活劳顿周波的万千家庭。

　　作为“待宰的羔羊”的学生或许应该开始向学校大声说“不”，并行使起手中的个人权力来;而行业里的有良心的，社会办学机构的画室，若要行业有所好转，社会风气有所改变，国家、民族未来有更多有社会情怀的人才出现，也许通过此事件的发现，大可以团结起来做一些事情，不管结果如何，对你，对学生，对这个社会，对这个国家都是有帮助的，当你做到了这点，才有资格说你的企业是有社会良知的，你的企业担负起了社会责任，并通过你的努力实现了社会价值。

　　我们期待那一天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