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宗伟：不要因为对技术的迷信而忘记了教育的价值

杜威曾说：“几代人以前，基础教育改革的最大阻碍在于对语言形式（包括数字）的迷信，并据此去训练思维；今天对实物的迷信阻碍着改革的道路”。当下这两种迷信不仅没有消除，还增加了对“四人小组”“四面黑板”、现代教育技术的迷信。对技术的迷信背后其实就是对教育的效率崇拜。

　　某些教育人的可悲就在于“将各种追求效率的方法应用至课堂学习、教师、学习计划、学校组织、管理功能乃至整个学校系统，由此产生了对效率的疯狂追求”，总是希望我们的学校教育尽早出现着眼于“标准”的批量化生产的模式和技术，于是热衷各式各样“标准”“规范”的制定，对考试工厂的追捧也就成了一种普遍心理。

　　因而渐渐地，他们遗忘了教育的价值所在。杜威在《我们如何思维》中这样告诫我们：“教育应当使人都具有学者、科学家和哲学家的精神，不论他们的职业兴趣和目的如何。但却没有道理认为一种思维习惯就比另一种优越，也没有理由强制地将实际型的转变为理论型的”， 从思维的层面来看“每一个人都有这两种能力，如果这两种能力能够紧密地联系起来，那么每个人的生活都会更有效更快乐”“教育的目标应该保证两种思考态度的平衡融合，并充分考虑到个人的性格，不能阻碍和限制他自身所具有的强大力量”。

　　我们需要明白，人的个性化，即便是具体到个体的人，也是多元、变化的，因为生命如此，必然决定了教育如此，不是刻板化和模式化。

　　但某些教育人眼里只有分数和升学率，一旦谈及学校办学业绩的时候，津津乐道的就是考试与升学的数据，似乎除了这两方面的数据以外，就没有什么可以用来证明的了。

　　卡拉汉在他的《教育与效率崇拜》一书中这样说：“虽然教育不是商业，学校亦非工厂，但任何有理性的人都不会否认：将某些适合学校工作的商业实践引进来是合情合理的。但它们是达到目的的手段——目的是为我们的儿童尽可能地提高最好的教育。若把效率和经济效益当做了目的本身，我们儿童的教育就必然会受损，而在那个效率时代，教育领域确实如此。”

　　在这样的格局下，作为学校管理者，如何从短浅的“效率”眼光中跳脱出来，从利益的疯狂角逐和百般讨好中觉醒，也许正是我们需要反思的事情。“一位有前景的学校管理者应拥有强有力的文化背景的这种理想，是社会上广为接受的，是教育方面的领导者们要坚持的，于是也被认为是理所应当的。”一个真正合格的管理者，或者说教师，应该有合乎自我的教育信条，而不任人摆布深陷于“效率”的无尽攫取中。所以，在甚嚣尘上的考试工厂、应试神器、惊人模式和神州旋风面前，作为教育人，我们都要有自己最起码的分辨力和敬畏心。

　　遗憾的是我们许多教育管理者在热衷于教育效率的同时，更热衷于个人的著书立说，希望“通过这些书把商业管理观念传达给新一代的管理者”。究其实，这是商业管理思维的不断强化和控制，希望所有人可以按照他的方式操作课堂、操作成绩、操作教育，说到底，这一切的背后，就是大写的两个字：“效率”。

　　如何打破这样的困境，从唯效率论英雄的思维定势中走出来，“教育家和其他领域的人都必须做出巨大努力”。

　　我们必须认识到，优秀教育是不可能以大批量生产为基础的；我们必须认识到，要获得真正的专业能力没有捷径可走；我们必须认识到，要有足够的资金吸引和留住那些优秀的教师，给他们提供书籍和实验设备，最重要的是配置合理的教学工作量，而不是无限制地增加工作量。

　　或许以上三方面都是无效率的，乃至是反效率的。但正因为我们看到了商业上的效率崇拜在教育中的机械迁移所引起的种种灾难，所以才令人对教育要回到每一个人的生命个体，回到当下的情景，回到现实的经验，回到需要和反思，提出了一种参照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