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工业大学历史明鉴 从浙江工学院到浙江工业大学的跨跃

　　张子良先生，台湾实业家，祖籍浙江嘉兴。上世纪四十年代去台湾经商办实业，但他一直心系家乡，希望能够有机会用自己的力量报效国家、报效家乡。他自己虽只念过小学，但他深知教育是影响整个民族的根本大业。所以，在八十年代后期，他就在嘉兴捐资办学并设立了奖学金，捐款数已达数百万。

　　1990年8月，他作为海峡两岸工商访问团的副团长访问北京、上海。他得知祖国建设急需大量高级科技人才，而当时国内大专在校生仅107万人，平均每万人中只有10人。于是就萌发了愿将多年积蓄部分贡献于社会捐资办大学的想法。他在致浙江省领导的信中说：对教育事业为国家社会造就一些将来必需要的人才，实为(我)最大的愿望。人生在世，短短数十年，无论如何都必须告别，只是迟早问题；希望创立一些对国家大众有利而少为人做的事，方得心安。

　　1991年夏，他分别致函曾任嘉兴市市长、时任浙江省政府副秘书长的周洪昌和上海的老友徐振元先生(原永生金笔厂厂长)，提出了在杭州或上海办一所现代化科技学院，为祖国造就高级科技人才的计划，请周、徐代向浙江省、上海市政府领导转达和联络。

　　周副秘书长接信后当即向省领导汇报，李泽民书记、葛洪升省长及时作出批示。李书记批示：以省政府名义邀请张先生来访，提出在浙江工学院基础上建设浙江工业大学方案与张先生协商。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黄菊也热情欢迎张先生到上海访问和办学。

　　1991年10月7日，张子良先生亲自带着他的智囊团先到上海再到杭州考察洽谈。在杭期间，与李德葆副省长、周副秘书长和省教委领导多次商讨在杭办学有关问题，并实地考察了我院，对我院有较深刻的印象。

　　12月4日，张先生致函周副秘书长，明确表示接受在浙江工学院基础上兴建浙江工业大学的方案，并定于近日来杭再详细讨论具体细节。

　　12月13日，张子良先生等一行五人抵杭。14日上午在我院与李德葆副省长、周洪昌副秘书长以及省教委领导郑祖煌等进行会谈。在听取了洪起超院长关于建设浙江工业大学方案后，对张先生在杭捐资办学，以浙江工学院为基础兴办浙江工业大学的有关问题又进行了认真全面的协商，并最终达成一致协议。

　　12月16日下午4时，在黄龙饭店举行了隆重的签字仪式。代表浙江省人民政府签字的是李德葆副省长。葛洪升省长亲自参加了签字仪式。出席签字仪式的还有各有关方面负责人鲁松庭、周洪昌、杨丽英、郑祖煌、冯裕德、阮忠训、洪起超等。当晚，葛洪升省长举行盛大宴会，以致庆贺。

　　浙江省人民政府和张子良签订的《张子良先生捐资兴建浙江工业大学的协议书》的要点是：(1)张子良为在浙江工学院基础上兴建浙江工业大学捐资1000万美元，省人民政府配套费6000万元人民币。(2)浙江工学院更名为浙江工业大学，下设工商管理、职业技术教育和工程技术3个学院。(3)浙江工业大学建设分两期进行，1992～1995年投资数占总数的62.5%，1996～2000年投资数占37.5% ，2000年完成。捐资接受单位为浙江工学院；更名后，接受单位为浙江工业大学。双方认为，如有可能，力争使上述计划尽快实施。(4)建设项目分期的建设方案由浙江工学院(浙江工业大学)提出具体实施意见。

　　后续的资金解决比一次资金的投入更为重要

　　张子良先生认为，要培养出高质量的人才，就需要有高水平的师资；为能引进优秀的教师，让他们能专心致志地从事教学，就需要提高教师的待遇，为他们提供良好的工作与生活条件。这就需要有长期、稳定的资金来源，以弥补内地大学经常性经费的严重不足。他反复强调：“办学后的后续基金问题的解决，比一次资金的投入更为重要。”

　　为此，他在提出捐资1000万美元兴办大学的同时，要求当地政府提供土地，由他筹资建设一座教育发展基金大厦，交由一个教育发展基金委员会全权负责管理；其经营收入除必要的管理费用支出外，全部用作浙江工业大学的后续资金和支持其它教育事业的发展。上海虽已答应他提供浦东的土地，但张先生因为自己是浙江人，前期的捐资助学又都在嘉兴，因此他更愿意把大学办到浙江。

　　10月13日晚，省教委主任邵宗杰宴请张子良先生一行，餐桌上没有了往日的欢快，只能用“沉默”来形容当时的气氛。洪起超院长没有参加下午的会谈，不知道我方已回绝了提供建造“基金大厦”土地的要求。张先生因在杭捐资办大学已不可能而深感失望，第二天他们就要离杭回台湾。

　　眼看着这项捐助将成为“泡影”，在来不及商量请示的情况下，洪起超院长大胆提出：“我们学校在位于莫干山路和文一路交界处的‘西接待寺’有一批五六十年代建造的教工宿舍，占地近10亩，可作为建造‘基金大厦’用地。”洪院长的提议立即激起了张先生的兴趣，省教委郑祖煌副主任、阮忠训处长也认为可行。接着洪院长详细介绍了西接待寺的情况。张先生听后就要求推迟明天上午的原先安排，先到西接待寺现场察看。

　　第二天一早，张先生等在洪院长陪同下到西接待寺察看现场和阅读有关资料后深感满意。于是即将失之交臂的机会又被我们“抓”了回来。《关于开发莫文路土地的协议书》也在12月16日的签字仪式上同时签署了。

　　此后，省、市领导对“基金大厦”都给予很大的关心和支持。结合庆春路拓宽改造，李志雄副市长代表杭州市提出，将庆春路35号地(庆春路与建国路交叉口的东北角)划归“基金大厦”的建设用地。这样“基金大厦”的总建筑面积可增大至5.6万平方米，预计年纯收益可达7000万至8000万元。收益的分配原则是省、市政府和浙江工业大学各占三分之一。(另，口头协议，在省政府的分成中，浙工大占25%)。

　　群策群力共铸丰碑

　　1992年3月16日，浙江省人民政府批准了浙江工业大学总体规划，规划学校用地500亩，在校生6000名，校舍总面积26万平方米。还组建了以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周洪昌为组长的、省市14个有关单位负责人为成员的浙江工业大学(筹)基本建设项目领导小组。学校也成立了浙江工业大学筹建领导小组，负责具体筹建工作。时任杭州市市长的王永明也高度重视张子良捐资兴建浙工大的工程。1992年4月21日，在我校校园内隆重举行了浙江工业大学子良教科大楼奠基典礼暨文化体育活动中心(现在的体育馆)开工仪式，浙江省省长葛洪升、副省长李德葆亲自参加奠基仪式，由此打下了浙江工业大学建设的第一桩。

　　通过一年余的筹建，已经具备了建立浙江工业大学的基本条件。1992年的下半年，浙江工学院的更名工作正式启动。在90年代初，国家教委对大学的设置和更名控制非常紧，全省也就我们一家要更名。张子良先生为学校更名曾亲自致函国家教委朱开轩主任。

　　1993年夏，国家教委计划建设司司长亲自来我校实地审察。审查组对我校的基本建设和学科建设两大方面进行了全面、仔细和严格的审查，认为我校已具备更名条件并上报国家高校设置评议委员会评审。同年9月高校设置评议委员会经过评审，20所高校被获通过，我校也名列其中，并被列入第一批公布名单。之后，国家教委以教计〔1993〕182号文正式批准我院更名为浙江工业大学。

　　12月3日，我校隆重举行浙江工学院更名为浙江工业大学暨建校40周年的盛大庆典，这是我校建校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爱乡办学造福桑梓公可心安

　　1993年6月8日，在浙江工学院即将更名为浙江工业大学的前夕，张子良先生在来杭途径香港时因心脏病突发，经抢救无效不幸去世，享年78岁。按约定，8月底前张先生要将当年的捐资200万美元支付给我院，由于他的去世，他在台湾的财产按当地法律被冻结，这就导致了捐资计划的无法如期实施。其夫人陈秀莲女士及其子女不负张先生的承诺，同意将张先生于1992年6月用200万美元购置的上海永生股票计170万股交由我院作为抵押，向银行贷款1200万元人民币，用作当年张先生的捐资款项，待股票上市出售后再行偿还银行贷款。后因该股票未能及时上市，故于1998年6月将该股票共计310.2585万股，悉数捐赠给我院，作为张先生的最后一笔捐款。

　　采访中，洪校长始终怀着对张子良先生的感激和怀念之情，他说：“张子良先生捐资兴建浙江工业大学不能光用他捐助的钱来衡量”。的确，在当时这笔钱对我校的建设发展起到了“雪中送炭”的作用；正是他的捐资，让我们浙江工学院的更名成为可能，也成就了我们今天浙工大在全省的地位和影响，他的捐资已经远远超出了金钱的价值。张子良先生的这种“爱乡办学、造福桑梓”(时任浙江省省长葛洪升给张子良先生赠画上的题词)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是激励我们奋发进取的动力。

　　(原载《风物校园——浙江工业大学校园建设巡礼》，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