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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学经济学教授许成钢:以专门司法解决金融监管难题

2013-09-28 18:39:00高中生活
本报记者 马广志 北京报道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批准设立,被人称为是中国改革开放道路上的又一里程碑,有人称其意义或许堪比当年深圳特区的开放,或许达到“二次入世
本报记者 马广志 北京报道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批准设立,被人称为是中国改革开放道路上的又一里程碑,有人称其意义或许堪比当年深圳特区的开放,或许达到“二次入世”。

  但是,上海自贸区能否打破以往特区依赖优惠政策的固有模式?会不会促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改造经济结构,从而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香港大学经济学教授许成钢表示,“这还要看自贸区具体到底要做什么。如果自贸区仅着眼于对外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是没有什么价值的;如果改革是朝着司法独立和打破中小企业进入壁垒的方向进行,那将是非常有希望的。”

  加入TPP

  及TiSA谈判的筹码

  《华夏时报》:人们将上海自贸区的改革意义比喻成深圳特区、入世,你如何看待这种评价?

  许成钢:政府有改革的愿望是件好事。中国改革的历史上,设立深圳特区以致最终加入世贸,是以地区试验的方式来推动改革的,结果都不错。但就设立上海自贸区来讲,原则上可能是一件好事,现在还停留在一个非常抽象的水平上,结果如何要看具体的内容。毕竟,用试验区的办法,最近几年里所做的多为失败,而非成功

  《华夏时报》:上海自贸区设立的目的本来就是想以开放推动国内改革。但现在更多的人认为,上海自贸区设立的核心是金融改革。

  许成钢:上海自贸区的设立,可能有意推动金融的自由化、汇率的国际化、利率的市场化,使自贸区成为境内企业与海外资本、市场对接的窗口。对这个目标,我没有疑义。但对于用设立自贸区的方法推进这个方向的改革,我持观望态度。

  如果自贸区的内容没有金融只有贸易,可能有帮助的一个方向是为了帮助中国在加入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以及中国加入TiSA(服务贸易协定)谈判中的筹码,这是目前美欧日力图建立的新一代高规格的全球贸易和服务规则。对此,中国的反应曾一度是负面的,但这很可能是一个战略错误,因为现在已有成员国的经济规模已占到了全球的40%,如果中国在TPP之外,势必严重影响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这种情况下,中国没有其他选择,只能努力去加入。

  如果上海自贸区设立的目的之一是为了推动中国加入TPP,那就是一件重要的好的事情,但我想要说的是,即便自贸区的目的是这个方向,我也持保留态度。

  TPP谈判对整个国家有要求,而上海自贸区只是不到30平方公里的一个区。而且,TPP要的是没有关税,中国能做吗?TPP要求货币是可以自由流通的,人民币能做到吗?如果上海自贸区能做到这些,那就能够在一定意义上在开始的时候帮助中国谈判。

  金融改革注定牵动全国

  《华夏时报》:有评论称,上海自贸区将会加快人民币自由化的进程,在中国掀起一场人民币改革。

  许成钢:如果上海自贸区和人民币的可兑换性无关,那这在帮助TPP谈判上的作用就会很有限;但如果和人民币的可自由兑换有关,那就涉及到了自贸区的性质。一些人把上海自贸区和当年的深圳作对比,但如果深入涉及金融改革,这两者间就不可比。当年的深圳改革不涉及立即牵动全国的问题,而再进行深入的金融改革却是要立即牵动全国的。金融的性质决定,金融改革不可能是局限在几十平方公里的改革。

  当有一个窗口的人民币是可自由兑换时,大量的资金就会流进流出。如果在区内人民币是可自由兑换的,那巨大的资金流进流出自贸区,金融一定会产生严重的后果,牵动全国。如果希望区内汇率完全放开,实现汇率的国际市场化,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国内的利率一定是放开的,市场决定利率,这既包括储蓄利率,也包括放贷利率。上海自贸区有无可能做这个事情呢?与上面所讲的问题的性质完全一样,如果全国不放开,只有小小一个区放开,马上就会导致巨大量资金的流入流出,所以金融的性质决定了金融的改革不可能是一个局限在一个小区的试验。自贸区的界线在哪里?金融的界线在哪里?在大量金融涌进涌出的情况下,在区内金融自由开放的目的还能实现吗?如果不能保证金融的自由流动,那不就违反了当初建自贸区时所承诺的一切吗?如果允许自由流动,这个流动的规模和影响一定远远超出“自贸区”。

  《华夏时报》:能指望这一个地方试验,待地方试验成功后再推向全国吗?

  许成钢:金融的性质决定了它是不受地区限制的,就如同上海证券市场不是上海的,深圳证券市场不是深圳的一样,只是市场交易的位置是地方的,交易的内容是全国的。因此,如果要把上海自贸区限制成一个地方试验,其主要内容一定不是金融。

  因为只要涉及到金融领域,就必然不是一个地方试验,所以就根本不存在地方试验成功,然后再推广到全国的问题。也就是说,从决定做这项改革起,它就不是一个地方试验,除非政府动用行政办法,把资金的流入流出控制住,但一旦如此,那就已经违背了当初建自贸区时的原则了。

  如果中央做好了针对全国范围的金融自由化、汇率国际化、利率市场化的顶层设计和制度安排,只是选了上海自贸区的“办公室”启动,那是另外性质的问题了。

  以独立司法

  解决金融监管难题

  《华夏时报》:有评论说,上海自贸区能不能取得开创性的成功,根本在于司法体制有没有突破性的改良。

  许在钢:如前所述,如果上海自贸区真的是要对全国的改革有帮助,进行试验,急需做而且大有作为的内容很多。为此,自贸区倒不如叫“改革特区”更合适。在这个改革特区里,可以设置针对金融市场的专门法院和专业法庭,来解决金融类型和贸易类型的问题。这些司法机构必须严格地与所有的地方政府和党组织分开,严格地与所有的央企、国企分开。那种设置至少可以解决在专业领域的司法不独立问题。如果能做到这点,那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推进。设置独立于各级地方党政的专门法院,是金融监管能够有效操作的制度保证,是中国金融市场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当然这一最终会影响全国的发展需要时间。

  中国证券市场存在的另一个基本问题是,上市的大量企业是国企,而这类上市企业的2/3或以上的股份不在市场上交易。即便交易的股份也没有投票权。这导致证券市场严重畸形,股民利益得不到保护;证券市场起不到应有的企业治理作用。所以金融改革,必须要解决中国证券市场的这个基本问题。改变的途径就是让大批的非国有企业上市,而且必须交易的股份有投票权。必须与这一措施配套的就是证券市场的监管。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到现在的20多年里,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遇到最大的障碍之一是金融监管的严重问题,而金融监管背后的基本问题是司法不独立。

  因此,如果能在这“改革特区”设置特别专门法院,保证司法独立,在这个基础上面向民企开放金融市场,用独立的司法来保证有效的金融监管。这也为改革证监会的一系列法规奠定了基础,因为大量的现行法规是在司法不独立、国企占大多数的情况下设立的。如果“改革特区”能做这件事,那真是“善莫大焉”!

  《华夏时报》:你认为,上海自贸区有没有可能在这方面有所突破呢?

  许成钢:如果改革者有足够大的魄力,真想做,在上海改革特区,或深圳改革特区,实现以上这些改革并不真的有不可克服的困难。毕竟,设立专门法院和专业法庭,针对的是金融市场监管。虽然最终会对全国的金融市场产生重大影响,但不会像在一个区开放人民币自由兑换、利率国际化,或开放利率市场化那样立即牵动全国经济。

  在这个独立的司法机构建立成熟的过程中,就会改变中国的整个金融行业的不正常状态。而这正属于制度的基础建设,是必须做的事,中国逃不掉的,问题是从哪里下手,从一个特区里开始做起,应该是正确的,也是一个容易的做法。

  须打破中小企业进入壁垒

  《华夏时报》:据报道,现在进驻自贸区的大量注册企业都是外资企业,而国内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则尤为鲜见。

  许成钢:这恰恰是这个改革特区需要纠正的问题,中国经济太过依赖对外贸易,这已经是中国的弱点所在。现在的问题是要给中国民企,特别是中小民企发展的空间和条件。中小民企发展受阻是产生中国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的核心所在。而支持中小民企发展,就要解除其发展的两个障碍:一是进入壁垒,大量的行业它们进不去;二是融资困难。解决这两个问题,才是真正推动全国改革的核心。

  怎么解决?其中一个基本制度问题是前面所讲的司法独立问题,例如必须设立针对金融市场的独立的专门法院和专业法庭,以帮助中国金融市场得到基本改造。还有,必须准许中小民企进入银行业。没有这些制度基础,中小企业很难继续发展。中国的经济结构问题也得不到解决。

  《华夏时报》:如果降低中小企业进入壁垒的问题不能彻底解决,那改革的结果是否会有遗憾?

  许成钢:试验区改革能否奏效,取决于办这个区时到底是要做什么。就上海自贸区而言,如果是着眼于对外贸易,虽然对上海有好处,但是对中国改革没有多大的价值,不会有太大的希望,因为中国的经济结构问题之一本来就是过于依赖贸易。

  现在很多人都在呼唤改革,但“改革”这个词太过抽象,改革到底要做什么,怎么做,一定要是非常具体的内容,看要改什么,怎么改。就如打仗,在战争时期,不一定所有要打的仗都是好的,要看打的是什么,是怎么策划的。如果上海自贸区的目标是朝着司法独立和打破中小企业进入壁垒的方向进行的,那会非常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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