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媒探访毛坦厂中学：像一个出产应试机器的工厂

　　参考消息网1月10日报道外媒称，毛坦厂是一座僻静的小镇，坐落在中国东部省份安徽，周围是沟壑丛生的山峦。它的主街道上空荡荡的，一个男人在机动三轮车上打瞌睡，两个老妇扛着锄 头朝城外的稻田缓缓走去。那是2014年春天一个星期天上午的11点44分。在鱼塘旁，一排出售食品、茶叶和书籍的商店无人光顾，就连镇里的神树下也没人 许愿；在宽大的树冠下，一柱香在一堆灰烬上闷烧着。

　　据美国《纽约时报》网站1月5日 报道，一分钟后，就在11点45分，寂静被打破了。上万名少年涌出了毛坦厂中学高耸的大门。其中很多人都穿着同款的黑白两色风衣，上面印着英文口号“I believe it， I can do it”。现在是午餐时间，而毛坦厂中学是中国最神秘的“备考学校”之一：这是一所强化记忆的工厂，有2万名学生，人数是该镇的官方人口的四倍。他们不分昼 夜地学习，为俗称“高考(课程)” 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做准备。高考每年6月举行，为期两到三天（取决于不同的省份），相当严酷，是中国大学录取学生的唯一标准。毛坦厂中学的学 生大部分来自农村，而高考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机会，让他们不被农田和工厂生活所局限，能靠努力学习和高分来改变家庭的命运。

　　杨 维（音）是这所公立学校的高三学生，父亲是桃农。他穿着系了一半鞋带的高帮运动鞋，带领笔者（本文作者Brook Larmer）穿过人群。三年来，杨维每天早上冲去上6点20开始的第一节课，晚上10点50最后一节课结束后才回到自己的房间，周末也不例外。周日上午 的模拟考试结束后，杨维和笔者在这个精确到分的时间碰面，因为这是他整整一周中唯一的空闲时间，而且仅有三个小时。现在离高考只有69天了——镇里各处都 能看到倒计时器——杨维已经进入了最后的疯狂冲刺阶段。“如果把我过去三年做过的所有模拟试卷连在一起，都可以绕地球一周了。”他苦笑着对笔者说。

　　报 道称，对中国家庭来说，没有什么事情比高考日益迫近更磨人了。如今，每年有超过900万名高考考生（参加美国SAT[学术能力评估]和ACT[美国大学入 学考试]的学生合计不到350万）。但是，中国学生自从进入小学的那一刻起，就开始承受着死记硬背和机械重复的压力。即使是在笔者的几个儿子在北京上的一 所比较自由的双语幼儿园，中国父母也让自己5岁的孩子学习乘法表及正规的中英文语法，以免在一年级的时候落在同龄人后面。一个中国朋友最近当上了妈妈，她 告诉笔者，“说实话，高考竞争从孩子一出生就开始了。”

　　中国标准化考试的马拉松不仅 提高了公众的文化水平和政府的控制力，还造就了世界上最“可怕”的考试达人。在国际学生评估项目的上两次测试中，上海的高中生蝉联榜首，导致多名美国官员 将这件事与更大意义上的“斯普特尼克卫星时刻”联系了起来，认为它是中国即将超越美国的征兆之一。然而，尽管美国的教育工作者试图探究中国人应试能力的奥 秘，高考却在本国遭到了抨击。一些人说它扼杀了创新思维，给学生施加了过于沉重的压力，不符合时代精神。青少年自杀率往往随着高考的临近而上升。两年前， 一名学生在网上贴出了一张震惊众人的照片：在一所公立高中的课堂上，学生们埋头看书，所有人都在打点滴，以便获得继续学习的能量。

　　中 央政府正在推动改革，以减少学生的课业负担、让课程设置不仅限于核心课程，并允许各大院校考虑高考分数之外的因素。然而，政府的努力不仅面临着根深蒂固的 官僚体制的阳奉阴违，还遭到了很多家长的坚决反对，因为他们担心，减压可能会不利于自己孩子的考试成绩，危及他们的前途。“中国陷入了囚徒困境。”俄勒冈 大学的教育学教授、《谁怕那条大恶龙》的作者赵勇说：“没人愿意放弃它，因为高考仍是通往天堂的唯一途径。”

　　报 道称，中国各地的城市已经涌现了大量备考强化学校，但毛坦厂仍然独一无二。这是一座偏僻的单一产业城镇，出产的是应试机器，就像其他一些专门生产袜子或圣 诞饰品的中国乡镇一样心无旁骛。大学生过剩可能已经削弱了高校文凭的价值，尤其是在应届毕业生失业率和就业不足率双双上升的情况下。很多富裕家庭干脆选择 不进入这个系统，让自家子女就读中国的私立国际学校，或者把他们送到国外去接受教育。但是，对于那些家庭条件有限的人，比如杨维，经济上的不确定性反而加 剧了高考竞争的激烈程度；几分之差就能够决定一个学生究竟是进入学位含金量高的学校，还是一无所获。“竞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激烈。”清华附中副校长江 学勤说：“而且农村学生越来越落后。”

　　报道称，和高考是为了在精英主义体系中引入一 种英才教育的衡量方式，为出身卑微的学生创造一种向上流动的通道。然而，农村地区的学生依然处于极度不利的境地。在杨维的父亲担任村支书的跃进村，教学设 施简陋，缺乏训练有素的老师。富裕的城市家庭则能请家教、支付昂贵的补课费，或是通过行贿入读市里最好的学校。高等院校的配额制度也明显倒向不利于农村学 生的方向。农村学生分到的招生名额，比城里学生要少得多。

　　报道称，在毛坦厂的校园 里，积极性最强也最疲惫的人，或许就是这里的500名教师了。他们的饭碗系于学生的成绩。该校教师的基本工资是中国普通公立学校的两到三倍，奖金常常会和 工资一样高。每有一个学生被一类大学录取，六个人组成的教师团队（一个班主任，五个不同科目的教师）就能获得500美元的奖金。杨维告诉笔者：“他们挣钱 很多，但他们的压力比我们更大。”

　　班主任的日常工作非常辛苦——每天17个小时监督 100到170名学生——所以学校规定，这个岗位只招年轻的单身男性。班主任岗位竞争很激烈，教员室的墙上张贴着图表，按照每周考试的总成绩给每个班级排 名次。到了年底，学生成绩垫底的教师可能会被开除，难怪教师用来激励学生的方法可能会很粗暴。学生们告诉笔者，除了用尺子敲打指节之外，一些老师还让学生 在模拟考试的“死亡比赛”中较量——输了就要被罚站一上午。有次罚站的情形让众人议论纷纷：一个后进学生的母亲，被迫在儿子的教室外站了一个星期。对于复 读的学生，教师们有一句冷酷的口头禅：“永远不要忘记你的失败！”

　　报道称，为了提高 孩子在高考中金榜题名的机会，来到毛坦厂居住的近万名家长几乎什么事都愿意做。很多母亲像林佳敏这样，缺乏正规的教育。然而最热心地执行一些不成文的规定 的，也正是她们，比如禁止毛坦厂居民在学生们睡觉的时间看电视、洗衣服或碗碟。几年前镇上曾经开了一所网吧。由于可能会分散学生们的精力，母亲们帮助学校 进行了抵制，最终迫使网吧关门。杨维的成绩下滑时，妈妈没收了他的手机，还让他一直学习到深夜，自己就坐在他身旁做带有蝴蝶和鱼图案的十字绣拖鞋。白天， 林佳敏会卡着时间做饭，好让开饭刚好赶上课间，这样儿子狼吞虎咽时就不会浪费一点点的学习时间。“我们得把事情做全了。”林佳敏说：“不然就总是会怪自 己。”

　　高考成绩公布后，笔者给杨维打了电话。最后一次见面之后，笔者一直担心他会在 考试中失利——那么笔者的出现也得承担一部分责任。可是，杨维听起来挺兴奋。他的分数远远超过了在最后那段时间里的模拟测试中所取得的成绩。尽管他的得分 还没有高到能够进入上海的一类大学的程度——那是他曾经的梦想——但是却能让他进入安徽的一所最好的二类大学。虽然毕业后能否找到工作，目前还说不准，不 过他非常渴望了解毛坦厂以外的世界，当然还有他狭隘的学校教育之外的天地。“我在那里学的是理科，但其实我喜欢艺术、音乐、写作，这些更有创意的东西。” 他告诉笔者：“我想有很多同学跟我一样，除了参加高考，对别的东西知之甚少。”有件事情他是知道的：他的命运将与父母在大爱农场上的生活截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