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良：学校行政管理要不要“官老爷”？

学校行政管理要不要“官老爷”？

文/翟良

　　在压抑中写下这个貌似摇颤着八抬大轿的题目，这本该是时评的标题，很影响我那点散文写作的情绪，但我还是想写一篇在“官老爷”看来却是不伦不类的文章。

　　昨晚做了个梦，梦里竟有着一大堆抬轿的美好的画面：枣红色的、绿色的等不同颜色、不同级别的“官轿”浩浩荡荡涌进一所书声琅琅的校园，“官爷”们下了轿并不在意书声琅琅了什么，而是矫健地坐进永远比教师更宽、更“艳”的办公室。

　　管这所学校的“老爷”来了（可惜不是毕福剑姥爷来了），教书育人的一天开始了，而教师的忐忑不安也来了。

　　我每次在皇城根这座相对和谐人性的城市，想到地方教师面对一群人的“躲躲闪闪”时，内心很伤感，甚至很痛苦。也许自身的成长碰触了太多的痛苦，留下了太多的“伤疤”，所以我总是在一种痛苦面前习惯打捞起自己的痛苦，每当这个时候写东西的欲望很强烈，像一匹脱缰的野马，思维开始茫无边际，不肯遵循墨守成规的表达形式，想摧毁一切传统的措辞搭配，就像此刻的状态。

　　挣扎到今天，曾在机关目睹过很多硬邦邦的、血淋淋的两个群体对立的场面，没想到今天在构筑灵魂、塑造人格的各阶段的校园里，竟也有着“谍战片”的复杂与凶险。

　　我不能理解，为什么中国教书的地方，尤其是我国的高校会有那么多“控管”老老实实教点书的人，他们戴着行政的“官帽”，凌驾于教师之上，目光四射，指手画脚，发号施令，用自身定义的“服务理念”锻造一把寒光逼人的“九龙宝剑”。

　　“横眉冷对教师群”之后，也许不会再有“俯首甘为吴子牛”的局面。

　　上周六在搜狐自媒体人年会上，我一位大学的教师朋友跟我聊起了大学行政人员与教师冲突的事来，那晚朋友说起这个话题便没有了睡意，似乎那一整晚属于他平平仄仄的感慨：扩招政策之下，高校早已不是当年的高校，人们心目中的“清水衙门”、“象牙塔”，早非当年。教育行政岗位严重超标，教育土豪暴发户们出入香车宝马，坐拥豪宅美院，一副十足的“官老爷”派头。

　　当他谈到这里，我突然觉得有以上毛病的“大学校长”被称为“大学校长”实在很滑稽，不论从哪个层面看，他们的脸即便拉得再长，也难以卸下“教育工作者”的身份，作为一所大学的一校之长，竟搞得与教师这个群体越来越远，从一个教育者蜕变成了一个官僚，实在可怕。

　　在“行政化”的教育体制下，校长之外的行政人员也是那么“飞扬跋扈”。那位大学教师朋友说，“上完课我们尽量避免与那些行政管理人员接触，怕生出事端，怕同行出卖，也怕学生出卖，在这里没有安全感，教师活得还不如妓女有尊严！”

　　大学行政人员与教师的冲突由来已久，网上有太多的讨论，当冲突发展成为一种“课题”在研究，实在不是像某人撰文所说的那样，这种冲突有助于推进校园的健康发展。用不健康的驱动力推一辆健康的只会老老实实教书的车子，这一辆车的安全隐患却令人担忧和怀疑。

　　我原以为这种“敌我”较量、“锋刃”之险只是大学的特产，后来才发现在基础教育领域的校园依然肆无忌惮地上演这种“你死我活”的悲剧，精神文化传播的地方多了“刀光剑影”，不幸的是那些唯唯诺诺、亦步亦趋、俯首贴耳、盲从依附的卷曲的课本。

　　我们一直虚伪地强调，我国基础教育阶段的教学管理缺陷是严格有余而宽容不足，对学生思想行为的限定有余而给予的选择自由不足；但回到学校行政人员与教师之间的层面上来，依然是“整人有余而人性不足”。毫无疑问，缺乏宽容精神的学校管理对教育教学来说注定是一个悲剧，这样的教育很容易成为教师教学活动与行动研究的杀手和噩梦。我上个月在搜狐教育盛典上听到了北京十一学校校长李希贵先生的演讲，他说，他在十一学校是没什么“权力”的，他这个校长只能听教师和学生们的，在十一学校话语权交给了对的人——教师。李校长说，教育其实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教育的终极目的，而作为教育工作者这个群体，做着温暖向上的事业，更渴望一个宽容的环境。

　　在北京，我有幸与哲学家周国平、中国教育学会前会长顾明远、人教社课程专家李静纯、清华附小校长窦桂梅、教育部前新闻发言人王旭明等有零距离的接触，倾听他们对教育以及教育管理的分析与解读时，内心的不安与纠结顿时变得异常晴朗起来。周国平先生在“2015新京报教之道思享会”的演讲中指出，人生中最值得追求的东西，就是我们应该让学生得到的东西，从哲学上来说，就是幸福。用幸福点燃幸福才会获得幸福感，而在我国“官本位”代替“教本位”、“学本位”的某些学校里，不知道又有多少教师是幸福的？一颗胆怯颤抖的心灵如何才能教出幸福？

　　如果一群长期不执教且对教育一知半解的行政人员生硬地说出“你们要用幸福点燃幸福”的“命令”，这不论对教师还是整个教育都是灾难性的。

　　学校是个“传道授业解惑，追求真理，生产知识”的神圣之地，心胸狭窄、内心贫乏，对教育同行及外部世界抱以冷漠的人，不配做教育行政管理，也不应该站在教育的队伍里。

　　昨天我看到了一篇题为《中国教育中为什么受欺负的永远是老师？》的文章，文章中说：“中国的老师受欺负是由来已久的。一边是受行政官员的欺负，一边也受学生的欺负，而前者尤甚。如果说中国的教师的教学水平不高的话，那么中国教育中的那些行政官员对于教学的理解在我的眼中就和石头没有什么区别，根本就是一群无知者无畏的家伙。教育的核心就是教学，而教学是由教师来实现的。我到现在都无法理解，为什么中国的教育中有着这么多的行政人员？而这些行政人员不教书，但是却也跟着教师评讲师评教授？令人无语！”

　　显然，因为官僚化的存在，必然导致行政人员出现了角色错位，由各个管理层上的“服务员”异化成了管制老师的“官老爷”，我们不难发现，在教师处于失语或半失语的状态环境里，往往演绎 “外行管内行”的尴尬局面。

　　今天，想到了基层“躲躲闪闪”的教师，自然地想到了我自己。我从“半军事化”体制内战战兢兢地溜进了京城，漂泊是煎熬和孤独的，但它又在不经意间带来更多的安慰与自由，远离我10年前曾经认为压抑得喘不过气来的县城，在托着一座天安门的城市安静地做着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比起那些依然被“官老爷”捆绑的教师，这真的是一种离开的幸福。

　　有“官老爷”会说了，你翟良我是治不了啦，但你离雾霾很近了，“官老爷”说得很有道理，的确我是大口大口地呼吸着京城的雾霾，但被治比起雾霾来更糟糕，很庆幸曾经的喧嚣过去了，被利用和忽悠的岁月过去了，半夜郁闷喝啤酒的冲动过去了，被省城“官老爷”打击报复的日子过去了，差一点被上司扔下18层楼的噩梦也过去了……

　　时间都去哪里了？时间都给了“官老爷”。

　　我在享受着“离天安门很近，却离‘官老爷’很远”的同时，突然发现，学校里摇颤着八抬大轿的“官老爷”依然在，且存在的异常繁茂。

　　后天就立春了，“官老爷”可以在这样一个时代继续任性下去：这是我们的春天！

　　但愿如此。

2015年2月3日于北京

　　作者简介：

　　翟良，70年代初出生于山东新泰一农村教师家庭，乡土朦胧诗诗人、作家，百米巨型长卷《千虎图》创作者、青年画家翟栋的孪生兄长。有过长达3年的建筑工、砖长工经历，后进城从事新闻宣传工作，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原研究员助理、教育期刊评价栏目主编、北京写家文学院第一届签约作家。在国内各级报刊发表新闻作品1000余篇。出版诗文集《我爱金秋》、《月晓风清》、《青石板》三本，著有中短篇小说多部，另著有都市女性情感口述纪实文集《半夜敲门》、长篇小说《此时此刻》。翟良的成长故事先后被央视《讲述》栏目、东方卫视《眼界》栏目、《中国青年》杂志播出或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