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大师钱穆和香港中文大学的创办历史

1949年国民党政府退守台湾，钱穆虽没有赴台，却也因为忧心时局，与不少知识分子经广州去了香港。

在香港，自认是流亡知识分子的钱穆，除在徐复观主持的《民主评论》发表文章外，又与谢幼伟、唐君毅、崔书琴等学者，借用华南中学在九龙伟晴街的课室三间，筹办“亚洲文商夜学院”，实现为中国人办教育的目的。

1950年秋，上海商人王岳峰斥资在九龙深水埔桂林街61—65号购得新楼三楹，供作新校舍。占地虽不大，也无图书馆，但亚洲文商从此由夜校改为日校，并更名为“新亚书院”，钱穆出任院长。

钱穆虽在港办学，并没有断开与台湾的联系。随着蒋介石在台政务与各项文化建设逐渐展开，钱穆多次受邀赴台讲学。传授中国文化与历史精神。

抗战时，钱穆就数度于四川晋见蒋介石，谈及理学与历史。蒋介石托钱穆编写《清儒学案》，邀他到重庆中央训练团演讲，素有交情。钱穆创办新亚书院后，蒋介石不但亲自邀请钱穆去台一叙，而且由宋美龄、蒋经国招待，同时指示台湾行政当局每月拨给港币3000元，供新亚纾解资金困境。前后达4年，直到耶鲁大学提供新亚书院补助为止。1950年之后，钱穆大约每年受邀到台湾演说或与蒋介石小叙。蒋经国多会作陪。钱穆曾考虑在台兴办新亚书院分校，但因未获国民党支持。不了了之。

1952年4月16日，钱穆应朱家骅邀请，赴台为“联合国同志会”演讲。活动借用淡江文理学院新落成但尚未验收的“惊声堂”举办，有四百余人前来聆听钱穆关于唐宋史的看法。演讲完毕，在答问之际，讲台前的屋顶突然掉下大块的水泥块，第一排的贵宾听众、活动主持人以及钱穆均遭波及，多人受伤，应邀听演说的“立委”柴春霖当场死亡。

意外发生时，钱穆头部遭到石块重击昏厥。险遭掉落的碎石活埋。众人将他从石堆中救出，送台北中心医院急救，幸无性命危险。蒋经国、张群、何应钦等人闻讯，立即赶赴探望。钱穆身受重伤、不便行动且须治疗。只能赴台中存德巷养病4个月，直到1952年8月才返港。

讲堂的坍塌却意外地开启了钱穆的另一场人生。养病期间，任职于台中师范学院图书馆的新亚书院学生胡美琦常来照料，陪同钱穆到台中各地散步、旅游，也协助钱穆搜集藏书研究，为日后共结连理埋下了种子。

胡美琦出身名门，父亲是国民政府时期的江西省主席胡家凤，与钱穆本是旧识，1950年由港赴台任“国策顾问”；兄长胡美琼曾担任台湾省公路局局长。胡美琦对历史与教育别有研究，日后曾在文化大学任教，文笔颇佳。钱穆晚年因眼疾无法专心著述。皆由胡美琦代整理付印才能顺利出版。

1956年钱穆为新亚书院争取到美国方面每年2.5万美元的补助，解除了新亚书院的经济危机。注重英语教学与文化的香港大学，也在同年颁给钱穆名誉博士学位。

1960年1月，时任新亚书院校长的钱穆，应美国耶鲁大学东方学系邀请讲学半年，并获耶鲁大学颁赠名誉博士学位。一生未上大学的钱穆，不愿浮夸穿戴礼服方帽。在颁赠典礼上依旧穿着普通衣服出席，以强调他是以普通人的身份接受荣誉学位的头衔而已。

为了大批在香港攻读中文的中学学生升学需要，香港政府决定在主要提供英国学生就读的香港大学外，合并由美国人支持的崇基、新亚、联合三家书院，催生一所新大学，这为钱穆办校带来新变化。

钱穆等人为在香港弘扬中国文化，希望设立有别于香港大学英语教学的大学，加上创校初期收容流亡学生的意义不再，还必须考量学生的学历承认问题，因此积极呼应英国政府的主张，倡议重新组织各个流亡学校，另创新校，这就是香港中文大学。

但中文大学成立后，钱穆称需要时间进行学术研究，露出倦勤迹象。另一方面，中文大学呈现集中发展的趋势，成员背景复杂，办校理念与钱穆主张应联合书院成立大学组织的想法相左，一时引发议论。钱穆多次请辞不成，只好向新亚书院请长假表态。1965年6月，钱穆正式辞去新亚书院校长之职，结束在香港办学16年的生涯。

本文根据凤凰视频、中新网等媒体综合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