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孩逼胎折射“悌”文化危机

　　子欲养而亲不待，是一种悲剧。亲要生而子不许，却显得荒诞。武汉一13岁少女以自杀逼迫父母放弃二胎，不得不让人深感遗憾和唏嘘。生孩子，给家庭带来新成员，给世界带来新生命，这怎么就成了一桩巨大的烦恼？

　　如果按照常规思路去考量，生育政策放宽对绝大多数家庭都是利好，尤其是那些原本被卡在政策门槛外的人，“单独二胎”放开后，就出现了一批超龄产妇。然而，据卫计委公开数据，“单独二胎”政策实施以来，全国提出再生育申请的单独家庭不足预计的一半。实践已经证明了很多专家的预判，放开生育绝不是政策开一个口子那么简单。事实上，生育选择涉及的不只是家庭的经济、精力等刚性问题，还与社会心理、学校教育、育儿支持等软环境密切相关。

　　生孩子不是开闸放水，闸门拉多高就能放多少水。现实是，长期以来的政策导向，已经建立了一个独生子女社会，隔代效应已经显现。所谓“隔代”，是指连续几代到达育龄的父母都是独生子女，他们对多胎子女家庭已经完全陌生，在观念里不会产生多要一个孩子的想法。而且，即使有这样的想法，也会面对与外部环境格格不入的处境，因为我们社会为家庭提供的各种服务，已经统一为“两大一小”设计。简单举几个例子：独生子女可以享受的各种福利，如单位的医药费报销，合法二胎子女就没有了；对口学校的学位，二胎子女也许就轮不到了；连住酒店吃自助餐，第二个孩子也面临要加床、加餐的支出……这不是某种程度上的社会“歧视”吗？

　　更夸张的是，在我们整个日常文化和教育中，都已经“自然而然”地删除了“兄弟姐妹”这样的概念，现在的孩子对“兄弟”的理解就是好哥们，而不是自己的血脉亲人。在我们的童话里、舞台上、课本中，也很少出现家庭里的第二个孩子。“孝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孝”是子女对父母的爱，“悌”是兄弟姐妹的友爱。孝悌，就是孝敬父母，敬爱兄长。可是，“悌”的存在感在下一代中还有多少？差不多已经可以基本忽略了吧，“悌”文化的消亡，抽离了传统价值观中一个很重要的支撑。过度以自我为中心、缺少情绪控制能力……这些普遍性的少年心理问题，都与此有关。

　　在这种情形下，怎么能去责怪武汉那名少女太任性呢，她该如何面对家里出现的“陌生人”？父母有没有为她做好必要的心理建设，有没有充分尊重孩子的知情权和选择权，甚至是父母自己有没有做好抚育两个孩子的准备？这都不只是一个家庭自身的问题，也对整个社会环境，能为他们提供多少支持提出了疑问。

　　“只生一个好”，毕竟只是一个阶段的宣传口号。当生育政策调整为允许“单独二胎”，那么就应该按照社会发展规律、人口科学规划，设计一揽子的配套措施，让政策可以推行下去。绝不能说，放开一个口子就结束了，而不去考虑能不能达到政策调整想要的效果。更进一步去分析，计划生育国策的目标也不只是控制人口数量，更重要而且越来越重要的一点，是提升人口素质。如果我们的生育政策，只能够控制数量，而不能提高质量，那也绝称不上是成功的。

　　如何提高人口质量，除了提供更好的卫生保健、营养供应和国民教育等等，很重要的一点是，要让综合素质较高的父母愿意生孩子。然而，自现代以来，国际上一种很普遍的趋势就是，父母素质越高，生孩子意愿越低。一些经济发达、国民教育水平较高的国家，普遍出现了人口低增长甚至负增长。对这种现象，我们不能不引起重视。不要等到需要重奖人们去生孩子那一天，才来反思今天已经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施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