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高职招生乱象不能靠“禁令”

　　治理高职招生乱象不能靠“禁令”

　　要想根治高职招生乱象，我们不能简单地下道“禁令”，而应在科学梳理相关政策的基础上进行规范，唯有如此，才能既治标更治本。

　　■王寿斌

　　随着高职生源危机的日益加剧，部分地区的高职招生已逐渐形成“市场”，衍生出赤裸裸的买卖。目前的基本“行情”为生均2000元左右，个别学校的开价甚至超过3000元，其“策略”是通过抬高收费标准，给高三的老师和领导较大的高额返还空间，以争取他们不遗余力地为学校输送生源。眼下，高职招生的乱象已火烧连营般地侵袭到高中校园，并形成可怕的、可能催生教育“肠梗阻”的怪圈。（1月19日《中国青年报》）

　　赤裸裸的生源买卖竟然发生在校园，学生竟然被当成待价而沽的商品，这样的违规招生若不及时整顿，深陷其中的老师和领导必将自食其果，而最终受害的却是无辜的学生和教育的神圣信誉。毋庸讳言，近几年来教育领域的“禁令”已经不少，但实际效果却很难乐观。站在管理部门的角度看，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制定相关对策，划定管理红线，无疑是非常必要的。但若站在治本的角度考虑，这种头痛医头式的“禁令”显然难有预期效果。

　　实事求是地讲，在教育与教师的管理方面，我们并不缺少法律法规，我们的学校和老师也并非不清楚禁令条文，关键是执行层面缺乏应有的力度和恒心。蜻蜓点水和“雷阵雨”式的监管，不仅会助长违法，还会对当事人形成误导。更进一步地深挖，禁令“失灵”的根源还在于我们没有透彻研究乱象产生的深层次原因，没有真正触及利害和理顺关系，通过把控流程环节来抑止违法的发生。

　　以高职招生为例，以往并非没有违规，但却大多局限于招生录取环节的权力寻租，并未发生如此普遍的混乱无序和赤裸买卖。今不如昔，原因何在？招生的过于自主、监管不力固然是其表面原因，深层次的原因却在于招生政策的执行出了问题。譬如高职“自主招生”，最初的政策设计是让办学信誉较好的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享受“特权”，招录到更具职业潜质的学生,以激励其继续做好表率，并促动一般院校向其看齐并提高办学质量。所以，在2010年全国仅有73所国家示范高职院校参与改革试点，2011年进一步扩展为包含国家“骨干”高职院校在内的200所高校都可以参与申报。在高校“自主招生”尚属“特权”的语境下，这一政策无论是对于激励高职院校提高办学水平，还是提升高职教育的吸引力，都起到了较大的促进作用。

　　然而，到了最近几年，这一“特权”逐步被各省教育厅分赋给了“省示范”、“省骨干”，部分省（市）甚至还赋给了招生面临较大困难的弱势院校，“救市”的实质逐步取代了基于正面激励的引导，最终导致越来越多的高职学校争相扯起“自主招生”的大旗，“走村串户”地干起抢生源的活儿，直至因恶性、无序竞争而形成生源买卖，浪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以生均2000元、校均2000名学生计算，全国1300多所高职院校由此造成的浪费显然非常惊人。而这一浪费“增量”本是可以避免的，不难想象，如果由教育主管部门和肩负社会责任的媒体统一进行招生政策宣传，不仅节约了资源，而且也有利于规范秩序。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乱象丛生大多源于内在机理紊乱。要想根治高职招生乱象，我们不能简单地下道“禁令”，而应在科学梳理相关政策的基础上进行规范，唯有如此，才能既治标更治本。

　　（作者系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高教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