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大“最年轻教授”事件中扭曲的人才观

近日，27岁女生陆盈盈成浙大教授、博导一事备受媒体关注，而26日上午9点49分，浙江大学化学工程联合国家重点实验室官网发布《致歉》，声明陆盈盈的职务是特聘研究员，并非教授、博导，全文如下：“国家‘青年千人计划’入选者陆盈盈博士被浙江大学聘为特聘研究员，具有博士生招生资格。之前的网页内容有误，致歉。”(南方都市报2月26人)

从网友对这一事件的反应看，主要有三个关键词，“最年轻”、“教授”、“博导”，而分析这三个关键词，恰恰反映出我国对人才的评价和管理，还存在比较严重的讲资历、重头衔的问题。

网友首先质疑的是陆盈盈的年龄，因为媒体称，其“或恐成为中国最年轻的教授、博导。”其实，就是其被聘为教授，这个年龄在中国高校教授中，早已不是最年轻的了——2012年，中南大学曾出现22岁的教授。这是典型的又拿年龄说事，一个人如果有担任教授的贡献和能力，应该不问年龄，可近年来，年龄一直是舆论关注的焦点。事实上，早在20年前，我国高校就曾出现过26岁的正研究员，当时曾轰动舆论，可20年后，二十七八岁被聘任为正高职称，这还会成为热门话题，可见人才观念还停留在20年前。要知道，诺贝尔物理学奖最年轻的获得者只有25岁，按学术标准评价人才，应该英雄不问年龄。

至于“博导”，浙大的解释，有些莫名奇妙，也暴露我国博导是头衔而非职务——具有博士生招生资格和博导，在国际上就是一回事，因为博导根本就不是什么学术头衔，就是职务，一个人招收博士，就是博导，不招收博士，就不是博导，在国外一流大学，博士刚毕业担任助理教授，就可以带博士，就是博士导师。可在我国，博导成为一级学术头衔，是要担任教授之后再遴选为博导，这导致本有能力带博士的讲师、副教授无法名正言顺带博导，而只有帮有博导头衔的人带博士。近年来，我国国内不少大学，包括北大、清华、浙大在内，都在进行博导制度改革，即取消博导头衔，将其回归为职务，讲师和副教授也可申请当博导。按照浙大的解释，原来可以招博士，却不是博导，这岂非怪事？这表明，改革并不彻底，一旦遭遇“质疑”，学校就不能理直气壮地正确回应，在人们的脑海中，博导还是重要的头衔，这是必须消除的观念。

浙江大学把陆盈盈的从教授改为特聘研究员，更耐人寻味，在目前的职称评审体系中，教授和研究员其实都是正高级职称，是需要由高级职称评聘委员聘任的，陆本人可能没有走完这一程序，但特聘研究员却不是职称，而是职务。学校有权直接聘任某人担任特聘研究员，可其却没有研究员职称，这听上去很是别扭，但却是我国高校的现实，有的高校的二级学院进行改革，可以直接由学院聘请教授，给予教授待遇，但学院聘请的教授，在学校校一级职称评审中却可能只是讲师。这种情况在所有机构的人才管理和评价中都存在，比如媒体机构把某位编辑聘为高级编辑，但这一高级编辑并非出版编辑系列的高级编辑职称。

这是职务异化为职称的结果。从本质上讲，我国的职称评审，就是对人才进行行政管理和评价。目前的教授评审，并非学术评审，而是行政评审，获得教授职称之后就享有与之对应的待遇和福利。而教授其实也该是职务，被聘在教授岗位就是教授，而离开教授岗位就不是教授。我国人才发展纲要和教育规划纲要，都强调要打破人才评价中的官本位问题，推进人才管理和评价去行政化，可现实中，行政化的思维极为牢固。由于实行行政评审，因此人们很担心这会有权势交易、潜规则，因此，会特别在乎年龄、头衔等——每次对最年轻教授的关注，其实，都存在这方面的因素——甚至有人呼吁，行政部门要为晋升教授、博导，确定明确的年龄和年限，不能由学校自主决定，这完全与推进去行政化背道而驰。

我国推进“千人计划”，意图引进海外优秀人才回国，以提高我国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人员素质，但更迫切需要解决的，其实是改良我国的学术土壤，实行以学术为本的管理和评价，按学术标准和原则对学者进行评价，不能再在人才评价、管理中讲资历、重头衔，而应该关注真实的学术能力与学术贡献，关注职务表现，而不是有何职称和头衔。只有实行学术管理和评价，高校才能形成自己的公信力，不是动辄遭遇质疑，而我国的社会舆论，也应该摆脱传统的人才观，从关注人才的身份、头衔，到关注人才的真实能力和水平。(熊丙奇)

来源：熊丙奇的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