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熊娃到钟表大师赵振岭:带着中国“芯”走向世界

原标题：从熊娃到钟表大师 赵振岭:带着中国“芯”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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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钻研技术 在赵振岭10平米的家里，自制精雕机、手摇钻洗床、微型车床占据了大半个屋子，俨然就是一个小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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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学技艺 被赵振岭称为“天书”的《精密计时仪器》，如今已经烂熟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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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流心得 80岁的中国陀飞轮之父许耀南有时会到厂里，和徒弟赵振岭交流制表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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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检机器 虽是设计中心主任，但赵振岭每天都会下车间检查机器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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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未来 赵振岭和设计师朱江师傅谈论制表行业人才流失的问题。

　　28岁、职高毕业。

　　设计制作中国首只陀飞轮三问表、在世界上首创“无极”三轴立体陀飞轮机芯。

　　这些组成了赵振岭的名片。

　　一米七的个头儿，清秀的面庞还可见些许羞涩，话不多。赵振岭给人的第一印象只能用普通来形容。

　　但2月26日，北京手表厂，换上那件蓝色的工作服，手指触及机器的一刻，赵振岭的两只眼睛立时亮了。

　　这个“大男孩”没有专业背景，靠自己摸索，再加上在机芯设计方面的天赋，先后师从许耀南、张又旭两位钟表大师，参与多项复杂手表机芯的设计制作，28岁便成为北京手表厂设计中心主任，也被业内称为中国最年轻的钟表大师。

　　喜欢拆东西的“熊孩子”

　　2月26日，钟表的时针指向上午8时，北京手表厂装配车间，赵振岭抬手合上电闸。一天的工作就此开始。

　　尽管已是设计中心主任，不过每天的大部分时间，赵振岭仍是在车间度过，巡查机器运转情况，解答工人的疑问，有新设计图出来，工人按照图纸车零件时，他更是站在旁边寸步不离地盯着。

　　将近8点半，赵振岭正同平日一样在车间里查岗，衣兜里的手机一阵振动。接通后，电话那头，市场部的孙伟急匆匆地说：“赵主任，快到苗总办公室来一趟吧，还是关于成品表任务量的问题。”

　　根据生产计划，3月份，厂里有一批货要交，总量是4000多块，可目前完成量还相差甚远。“主要是缺人。”赵振岭说，他曾提出需要再招五个人，这可愁坏了人事部负责人，不是不想出钱，而是无人可招。

　　精密机械表的装配师要求有相关资质，全国目前仅有两家培训机构有这个专业，不过近些年已很难招到生源。

　　赵振岭从事这一行，源自一个偶然。

　　2004年，职高毕业后，赵振岭本打算开家修车铺创业，电焊机、砂轮机都已经购置妥当。但就在那时，一个亲戚介绍他到北京手表厂当工人。考虑了2个月，赵振岭决定去。那一年，他18岁。

　　与不少制表师出身钟表世家不同，赵家与钟表并没有什么渊源。上小学时，赵振岭到邻居家玩耍，拆了邻家奶奶的闹钟，这也是在干这一行前，他和钟表的惟一一次交集。

　　不过，赵振岭自小便喜欢拆装各种机械玩意儿。第一次拆东西，是家里一台废弃的电度表。赵振岭回忆，打开电度表的那一刻，他被深深吸引住了，为了能让表里的小轮再转起来，他试着连接电线，瞬间一个火球“砰”地爆出，家里的保险憋了，他吓得不敢动弹。

　　此后，赵振岭拆东西上了瘾。因为想看看电视机里为什么能出现“小人儿”，一个寒假，趁大人不在家，他三两下就把电视机拆了，结果家里两个月没有电视看。

　　小时候的赵振岭，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个不折不扣的熊孩子，但熊孩子那股钻劲儿也让他在小朋友中有了“地位”。那时流行玩组装四驱车，赵振岭组装的四驱车跑起来总比其他小朋友的车快，原因是他改装了车里的电机，将里面的细线换成了较粗的铜线。当时，很多小朋友带着四驱车到他家，求他帮着改装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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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承两位钟表大师

　　在昌平东关路，北表厂旁边的宿舍楼里，赵振岭和妻子住着一间10平米大的房间。除去床、衣柜等必需品，自制精雕机、手摇钻洗床、微型车床占据了大半个屋子。

　　这些都是赵振岭的宝贝。多数业余时间，他就在这堆机器前呆着，钻研设计，或是帮朋友修表。妻子是北表厂的装配师，同样的职业和爱好，她懂赵振岭，便也由着他鼓捣这些。

　　赵振岭爱表，爱琢磨和表有关的一切，在家是这样，在厂里更是。

　　2月26日，和领导开完会，他便一头扎进二楼的无尘装配车间。怎样减少装配过程中残留在表壳里的毛渣？最近这个技术问题一直装在他心里，还没解决。这一次，赵振岭和同事拿来防静电清洗液，一点点小心清扫表壳，效果如何要等些天才能知道。“制表就是个慢活儿。”他说。

　　刚到北表厂入职时，赵振岭先是做洗条纹工，一天定额600件。洗完后，要用小刷子把零件碎屑扫掉。别人都是在手边放把刷子，洗完一件，伸手拿过刷子清扫。赵振岭觉得费时间，便在房顶上钉了钉子，将刷子挂在面前，抬手就能扫到。这个小创新，帮他每天都能超额完成200件。

　　因为常有新想法，赵振岭得到经理的赏识，没过多久，他被调去操作数控自动车。正是这个机会，为他打开了通往机械手表制作的大门。

　　当时，数控自动车是厂里比较先进的机器，有新样品要做时，设计室的师傅们总要自己来盯着。一来二去，赵振岭和那些老师傅熟识了，他也迷上了机械表设计，一有时间，就跑到设计室求着师傅们给他讲钟表原理。

　　天津大学毕业的王忠当时在设计室工作，因为业务好，被同事称为“博士生导师”。王忠发现赵振岭真心想学，就给了他一本《精密计时仪器》，赵振岭管这本书叫做“天书”。起初，他完全看不懂，两年之后，书里的内容他已经烂熟于心。

　　两年间，赵振岭还是凭着那股熊孩子的钻研劲儿，制作了“一条线闹钟”、“无游丝闹钟”、“双摆轮闹钟”三个模型。

　　“是金子放在哪都会自己发光。”2006年冬至那天，中华陀飞轮之父许耀南和钟表大师张又旭同时收赵振岭为徒。

　　拆装怀表攻克“三问”

　　“我一直以来的梦想，就是带着自己民族品牌的机芯到国际上展示。”

　　2007年的一天，师傅张又旭叫来赵振岭。

　　“给你一项艰巨的任务，攻克‘三问’。”

　　三问表是一种非常复杂的报时机芯，它用不同的声音来表达“时、刻、分”，国外早就有这项技术，但那时在国内，还没有人能制作如此复杂的机械表。

　　“最难的是不知道起点在哪，人家做个桌子先确定桌面再确定桌腿，但我做三问表不知道从哪入手。”为了帮赵振岭研究，张又旭拿来一块瑞士的老三问怀表给他，当时厂里的老师傅都说不能拆，拆了就装不回去了。

　　“咱不怕这个，拆，装不回去我那还有。”张又旭鼓励徒弟。

　　赵振岭拿着那块老怀表和一台数码相机，拆下一个零件，便拍一张照片，组装时参考用。起初，拆装一遍要一个星期，等到拆第二遍的时候就已经不用相机了。一个月的时间，这块怀表赵振岭拆装了十几遍，内部结构他全都掌握了，并开始着手研制三问手表。

　　一年半后，赵振岭带着中国第一块三问表，参加了瑞士巴塞尔钟表展。

　　2013年，赵振岭主持设计的“无极”三轴立体陀飞轮再一次成为中国腕表的重量级作品，而它在世界上也属首创。

　　2月26日，北表厂设计中心办公室，赵振岭和1976年就进厂工作的设计师朱江师傅讨论着新设计。30平米的办公室里，摆放着6张办公桌，设计师们埋头画图或是整理资料。

　　朱江说，设计室陆陆续续进出过四五十名设计师，但都是来了又走，到现在只剩下6个人。

　　“现在时间过得太快，而机械表这个行当太慢，有时一年多才出一块表，年轻人都不愿意来。”赵振岭说，他现在担心的不是技术上和国际大牌的差距，而是人才的青黄不接。他希望有更多的培训机构培养制表人才，让更多的中国“芯”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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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京报：讲述下印象最深刻的困境故事。

　　赵振岭：就是你想做一个零件却做不了，比如三问表侧面的一个开口，只能手工切割，到今天还是只能我亲自来完成。

　　新京报：新的一年有哪些新希望？

　　赵振岭：希望有更多人才可以参与到这个行业中来，可以建立更多人才培养的机制。组建一个专门做高级表的团队，每年出几十只精品。（新京报记者 侯少卿 北京摄影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