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给“教育微创新”一点宽容
有一则小故事在教育界流传甚广。说的是在一所学校,教学楼大厅的门经常被调皮的学生踢来撞去,时常损坏。教导主任想了很多办法:在门上贴告诫标语、给学生训话等,都没什么效果,只好一次次把门换成更结实的材质,但情况依然如故。最终,校长想了一个绝招,安装了一道美观但易碎的玻璃门。结果从那之后,学生们进进出出都变得小心翼翼,那扇看起来很不结实的玻璃门,却是最坚固耐用的。
且不论现实校园中,面对形形色色的学生,这个办法是否百分之百管用,单是这位校长的创新精神,就值得点赞。通过这件小事,校长不仅巧妙解决了校园管理上的一件麻烦事,更让我们看到其在育人之道上的别具匠心。这无疑是“教育微创新”的一个典型范例,昭示了“教育微创新”的重要内涵:创新精神与行动本身远比结果来得重要。
其实,只要留心观察,这类“教育微创新”在现实中并不少见。仅在过去一周,就发生了几则反响较大的事件,比如有艺术院校在招生中让学生画“棒棒糖”;有大学教师让学生练习写情书或给学生开设分手课;有中学给学生布置“七天不玩手机”的家庭作业;还有某小学开设“掼蛋”、“21点”等课程,以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
对于学校和老师们的这些做法,点赞的不少,但也有人给出“任性”、“胡闹”等评语。在笔者看来,如果仅仅停留在就事论事的层面来分析,一些“教育微创新”的方法和效果的确有再议的空间,但背后体现出来的教育工作者勇于创新的热情和勇气,难道不是也闪烁着金子般的光彩?如果有人认为他们“任性”,这样的“任性”不是太多,而是太少。试想,如果教育工作者习惯抱残守缺,裹足不前,怎能为教育注入营养和水分?怎能在教育界营造勇于创新的氛围?怎能在量变中实现质变,出现更多类似那位校长玻璃门的创意?
要么创新,要么死亡。这是托马斯·彼得斯在《追求卓越》一书中的精辟论断。没有创新,就只能原地踏步甚至不进则退,这就是“创新”一词跨越民族与国界,成为当今时代强音的原因所在。科技如是,文化如是,教育亦如是。
但有人却轻视“教育微创新”。在他们眼中,这些小打小闹式的“花样”无助于中国教育的改革与进步。他们看得上的,是那种别开天地、一锤定音式的“大创新”,最好能一揽子解决中国教育存在的所有问题。但问题是,这样的思路符合教育规律吗?这样的“大创新”对广大教育工作者来说有操作性可言吗?
创新意味着改变,但改变未必都是好的、正确的,这要给创新留出试错空间。“教育微创新”恰如一个个小型实验,只要出发点是好的,不违背基本教育规律和法律法规,就应给创新者一个宽松的舆论环境。
当然,鼓励“教育微创新”绝非无原则、无底线,一些伪创新、乱创新,是不在鼓励之列的。比如,从外国、外地照搬过来的方式方法,不能算作创新:别的学校开爬树课你也开爬树课,别的校长亲吻小猪你也照做;一些明显不符合教育规律甚至违法违规的,要受到批评和禁止,就像恶评如潮的“绿领巾”事件等。
刚刚过去的一周,适逢春分时节,杨柳吐绿,江南草长。“教育微创新”恰如一枝枝嫩芽,如果不能为之灌溉、施肥,也请不要“掐尖”甚至连根拔起,就让它们自由生长吧!多给它们一点阳光,也许它们就能展现强大的生命力。正如没有一草一木上的嫩芽,就没有整个春天,没有体现在一件件小事上的微创新,教育何谈真创新和真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