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的力量在于改变世界

　　魏忠博士是上海海事大学副教授，此前在电子部某研究所做信息安全、电子政务等工作，还做过企业高管，也参与起草过一些IT行业的国家标准。他一直将自己定位于学者、行者旁观者。因为其独特的定位和视角，往往语出惊人，引发不少褒贬不一的议论。面对这些议论，他常说：“我是研究技术和数据的，数据是真是假自有公论，只要我没有捏造，我就可以问心无愧。”

　　读书周刊：魏博士，您认为技术与教育的关系是什么？能简单阐述吗？

　　魏忠：举个例子，比如就教育来看，世界媒体的进步，竹简、石刻、造纸、印刷术、线装书……几乎都是那个年代出现伟大教育家的节点。如果列数历史上50位教育大家，你也许会发现他们都是在每一个新技术诞生后30年左右功成名就的。于是我们不难发现，技术性或者说工具性和人性本应该是一个性质，是一个事情的两面。人和动物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是因为人的工具性。人类因为有语言，会使用工具，其人性和其他的动物就不一样了。教育也是一样，从教育的角度看工具性和人性应该是统一的。问题是，我们很多时候将“工具性”和“人性”人为地割裂开来了，忽略了它们本是教育本身的两面。

　　我在多年的研究和实践中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群体现象，比如在IT行业，最优秀的工程师往往是那些没有被高等教育污染的人，那批占总数30%最好的工程师，往往在大学里不是学这些相关专业的。真正能解决问题的往往是那些大学都没有上过，甚至高中都没有毕业的创客。我曾经尝试将一些理论功底深厚的博士与这些创客组成一个团队，攻克某些艰难问题，他们居然比那些博士和学士们干得漂亮。

　　什么原因？技术重新触动了我们对教育的看法。不同的年代，教育的作用是不一样的。技术的真正作用是解放，从3000年以前到500年前、到今天，在所有的教育变革中，人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教师的比例也越来越大。技术的普及会大量解放人力，解放那些原本具有天分的，但在学校学不下去的人。作为老师，必须承认有一些孩子我们永远教不了，有了在线教育，有了技术的帮助，事实上他们不需那么依赖于老师了，技术解放教师，也解放了这些孩子。

　　读书周刊：有人认为，当技术发展了，教师是不是越来越不管用了。您对此有何评价？

　　魏忠：众所周知，每个人都有七种次级自我，自我保护也是一个次级自我。许多情况下，一说到技术，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自己的地位可能会受到冲击，实际的情况恰恰相反，通过大数据和历史文献，我们会发现从孔子所处的时代到今天，一直存在着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随着技术的进步，不是老师越来越少了，而是越来越多了。

　　我们来看一个有趣的问题：孔子是怎么教书的？孔子一天就跟某一个学生说一句话，一句说完了，一天都过去了。孔子带的学生也是非常有限的，72个研究生，3000个本科生，他的许多东西就是通过传抄，属于他的学生了。之后，我们建立了国学馆，汉朝的时候王莽开始建立类似我们所说的乡村学校，唐宋朝开始建立类似现代大学机构，100多年前，现代的教育机构诞生了，于是教师慢慢地越来越多。到今天的可汗学院、小班化教学，一个班15个孩子需要两个老师。可以预料，随着在线教育、小班化、在家上学的发展，对教师的需求只会越来越多。教师的作用也将慢慢回归应有的职能，发挥老师的指导作用。苏格拉底说过：“我不是知识的传播者，我是知识的助产师。”教师不是储藏知识的，他的功能在帮助学生，教会学生方法，教育是一个咨询的服务行业。

　　读书周刊：对教育来说，怎么用大数据的方法来研究？请举例说明。

　　魏忠：我们还以孔子为例，孔子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有争论，但在教育史上的地位没有争论。大家都认为他是最好的老师。他凭什么是一个好老师？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我将《论语》中的每一句话，谁跟谁说的，全部输入电脑画了一张图，结果发现：今天的教育所遇到的问题，在孔子那里得到全部的影射——一言堂、行政化、对学生监控很严等，但他注重的学生并没有取得多大的成就。这张图还告诉我们，与孔子说话强度最强的对象用今天的词语来表达就是非官即富，不是官二代就是富二代。

　　这就是大数据方法中的社交网络的研究方法，也被奥巴马竞选团队使用了，并帮助奥巴马获得了两次竞选的成功。孔子那个时代互动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苏格拉底和伯拉图的对话又不一样。同样，我们把这种研究方法用到员工的QQ聊天上，就会有许多意外的收获，如果我们用这样的方法来研究《红楼梦》中人物之间的关系，也一定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

　　实际上，这种研究方法并没有什么奇特之处。问题是我们过去研究教育学，习惯于东说东有理，西说西有理，没有坐标。我在《教育正悄悄发生一场革命》中说的也未必是真理，但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个技术坐标。在一个技术坐标上说话，是容易达成共识的，有了坐标，许多争论就可以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我们也可以通过一定的坐标拿出确定性的结论。

　　再比如说，有数据表明，中国买书的人越来越少，于是很多人说中国人不读书。那原因在哪里？如果我们从中国的网民比例来看，事实上读书人是不少的，只不过因为现代媒体冲击了纸媒体。用大数据简单一分析就知道，问题不是读不读书，而读书的方式发生了变化。在网上读书和读纸质书，实际上都是读书，仔细想一想，有多少人在网上进行仔细的读书？当人们接受一个新的媒体以后，浅阅读就不断增加，深阅读不断减少。我们拿一本纸质书阅读的时候，一般都是深阅读。尤其是当今时代，你要买一本书，多数情况下是会去深阅读的，而在手机上更多是浅阅读，如何扭转浅阅读泛滥的问题才是解决问题的出路。

　　因此，如果不基于大数据，同样的问题，不同视角的解读往往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