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富仁：用经典夯实文化的河床

王富仁近照 李颖 摄

　　王富仁，1941年生，山东高唐人，1967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外文系，曾在山东聊城四中任教，198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专业，成为新中国第一位现代文学博士，此后在北师大执教多年，2003年6月，正式受聘为汕头大学终身教授。王富仁的主要学术研究方向为鲁迅研究、中国左翼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国文化研究，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中国鲁迅研究会、中国闻一多研究会理事。2005年提出“新国学”概念，倡导确立中华文化学术的整体观念。

　　■“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在时间之河的那一端，那些经典的诗文和艺术，彰显着生命的深邃和人性的高贵，吸引着我们一次次地去追溯去探寻。

　　■少年的心灵并不狭隘，对他们而言，并没有古典美和现代美的差别，并没有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差别，只有美与不美，真与不真的差别。

　　■语言，最不能卖关子；一卖关子，就没有真情，也没有真相了。

　　■特约撰稿 杜霞

　　开辟一条穿越古今的心灵通道

　　那些亘古的忧伤、悲愁、豪迈与欢欣，经由这条心灵通道，在现时代又获得了深挚而真切的回响

　　追溯起来，那还是上个世纪90年代初的一个午后。

　　其时，王富仁教授还住在北师大的校园里，午睡醒来的时光，外面喇叭里隐隐传来的一曲二胡，让他于恍惚蒙眬中蓦然一惊，不由得盘腿坐在床上，垂首凝神谛听。他就那么一直听着，直到二胡声止，他还沉浸在那乐音里，沉浸在那如泣如诉的悠长里……正是这突如其来的午后琴声，触动了学者王富仁内心深处蛰伏已久的古典情愫，让他返归到屈原、杜甫、李白们的世界，重新吟咏起那些中学时代接触过的经典古诗词……此后，王富仁先生关于古典诗词名篇的解读，作为“旧诗新解”陆陆续续在《名作欣赏》杂志发表，后经编辑整理于2003年结集出版，名为《古老的回声——阅读中国古代文学经典》。

　　在《古老的回声》中，无论是对《离骚》中“自我意识”的深入探寻，还是对《蜀道难》中语象、文象与物象的敏锐捕捉；无论是在《登幽州台歌》中展开关于时间与空间的追问，还是对《春晓》中心理情绪与情绪感受的把握……王富仁先生都在努力开辟着一条通道，那是一条穿越古今的心灵通道，那些亘古的忧伤、悲愁、豪迈与欢欣，经由这条心灵通道，在现时代又获得了深挚而真切的回响。该书出版后，受到了广大一线教师的欢迎，成为“新教育实验教师专业阅读项目用书”。魏智渊老师称其为“一本才华横溢的诗歌鉴赏之作”。他说本书的两大特点尤其打动他：“一是作者对诗歌出色的感受力，仿佛拥有了第三只眼，诗歌的每一条‘叶脉’，都被看得清清楚楚。二是作者在哲学尤其是心理学方面的功底，将诗歌的兴发感动之所由，一丝一缕地清理出来，令人叹为观止。”今年4月，这本书被四川人民出版社再版，使我们有机会再次聆听绵长、优雅的古老回声。

　　“古典虽自爱，今人已不弹”，面对文化日益碎片化、快餐化的当下，人们往往会发出这样的感慨。但毕竟还有些人，他们努力追寻着文化源头的活水，小心翼翼地开源通渠，试图让文明的河道宽阔而绵长，王富仁先生就是这样的开渠人和引渡者，而这，也正昭示了“经典”的意义和价值。“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在时间之河的那一端，那些经典的诗文和艺术，彰显着生命的深邃和人性的高贵，吸引着我们一次次地去追溯去探寻。

　　古老记忆深潜于精神血脉

　　大学学的是俄文专业，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不喜欢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的美

　　杜霞：《古老的回声》可以说是由一曲二胡声“意外”牵引出来的文字，让并非专注于古典文学研究的您，有了这样一次集中的关于“古典”的表达。记得早些时候您还出版过一本散文集《蝉声与牛声》，题目本身似乎也隐含着对乡土生活的一份缅怀与眷恋，那么您是如何看待自己精神血脉里潜藏的这份古老记忆呢？

　　王富仁：我爱上文学，是在中学的时候，那时受了鲁迅《青年必读书》的影响，读的更多是外国的小说和戏剧，大学上的是外文系俄文专业，从研究生阶段开始，又转学中国现代文学，所以我的古典文学知识是很浅薄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就不喜欢或不会喜欢中国古代文学，不意味着我不会欣赏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的美。

　　在中学时，我爱上中国古代文学，是从买了一本龙榆生编的《唐宋名家词选》开始的，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当时读那些词作时如醉如痴的感觉，感到特别好的，便背诵下来，特别是其中所收李煜、李清照的词，当时是首首都背的。背诵最多的还是古代散文作品，《古文观止》里的很多篇章，像陶渊明的《归去来辞》、李密的《陈情表》、杜牧的《阿房宫赋》、王勃的《滕王阁序》、刘禹锡的《陋室铭》、苏轼的《前赤壁赋》等等，当时都能背诵。那时我还买过《千家诗》和《唐诗三百首》（喻守真编著本）。《千家诗》中的诗，几乎首首都能背，《唐诗三百首》中的诗背得倒很少（我不喜欢那个本子）。在中学，还读过一些中国古代文学的选本，如王伯祥的《史记选》，余冠英的《诗经选》，马茂元的《乐府诗选》，《李白诗选》、《杜甫诗选》（谁选的，忘记了）等等，《李白诗选》中的诗，背得较多。

　　我高中时有一个朋友，是我的同班同学，我爱外国文学，他爱古典文学，他能很流利地背诵白居易的《长恨歌》，我很羡慕他，便专找较长的古诗来背，所以像《孔雀东南飞》、《木兰辞》，李白的《蜀道难》、《将进酒》、《梦游天姥吟留别》，杜甫的《兵车行》，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这些较长的古诗，我都能背得出。屈原的《离骚》也曾背过，但没有全背下来。

　　读大学后，学的是俄文，但山东大学外文系的学生也有一门必修课《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这使我们这些外文系的学生，也能有一点中国古代文学史的知识，听说这是我们的校长成仿吾的指示。到了文化大革命，我收藏的为数不多的几本线装书，包括《史记菁华录》、《金玉缘》、《红楼梦》、《聊斋志异》、《四书五经》等，全让我父亲单位的造反派给烧掉了，但我也手抄了两本书，一本是王实甫的《西厢记》，一本是曹操等注的《十一家注孙子》。书是从别人那里借来的，那时不知道以后还会不会出版这些古代的书，所以决计抄了下来。

　　有些人总把“文革”毁灭文化的罪行记在“五四”的账上，记在鲁迅的账上，这是极其荒诞的。我一生都崇拜鲁迅，重视“五四”，但也没有轻视过中国古代文化。一个民族的文化是一个民族的创造，哪个时代的创造都是宝贵的，只扼杀别人的创造而自己却没有任何有益创造的人在哪个时代都是不值得尊敬的。

　　只有一方面的知识修养是不够的

　　在有限的时间中，尽量将中外古今那些有永恒价值的作品传授给学生

　　杜霞：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很多专家学者都对全球化网络化语境下的“母语危机”表达了忧虑，特别是对学校教育中母语文化根脉缺失、活力不足的状况更为关注。那么，您认为当下这些古代经典的阅读，对重新恢复汉语魅力、发展民族语言有怎样的作用和意义呢？

　　王富仁：“母语危机”是经济大潮带来的，这个问题要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渐得到解决。在人的本性中，母语永远占有一个特殊的位置，因为只有母语，才是本我的。人在最痛苦的时候，就会用母语呼唤自己的母亲。对于一个人，最亲切、最美的语言是母语。母语体现的是本能，外语的价值是在现实关系中被感觉到的，是一种有实际用途的语言。母语和外语的这种关系是永远也不会变的。变了，说明一个人已经失去了自我。

　　但我们也必须意识到，少年的心灵并不狭隘，狭隘的常常是我们这些成年人的判断。少年的心灵充满了向四面八方无限展开的愿望，所以不会拒绝任何形式的美，任何新鲜的知识和新鲜的冲动。我们甚至可以说，对于少年而言，并没有古典美和现代美的差别，并没有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差别，只有美与不美，真与不真的差别。这些差别是在我们这些成年人的理性判断中产生的，是伴随着各种利益的考量而做出的理性判断，并且这些判断是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环境条件而异的。

　　我认为，对于语文教育，首先应该区分雅俗，而不应区分中外和古今。学生在课堂上接受的是极其有限的，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中应该尽量将中外古今那些有永恒价值的作品传授给他们，使他们能够尽快进入人类文化的一个更高境界，而不要老是在一个很低的层面徘徊。中国古代的诗词，较之外国和中国现代的诗歌经典，可能更少一点社会的理性精神，却更多一些直觉的、自然的美感。中国的方块字是中国语言文字中所独有的，它所能够达到的美的境界也是西方拼音文字所无法达到的，因而也是一种不可替代的美。在中小学语文教育中，它应该拥有一个特殊的地位。西方现代主义的文学作品，是只有到大学阶段才便于接受的。

　　杜霞：《古老的回声》受到了一线教师的欢迎，这和您长期以来对语文教育的热情关注是分不开的，您曾经参与过语文新课标的制订，也主持过语文教材和课外读本的编写，在这里，能否针对中小学经典文本的阅读和教学，谈一谈您的方法和建议呢？

　　王富仁：必须说明，我的专业是现代文学、鲁迅研究，古典文学的知识是很浅薄的。对于《古老的回声》中的这些文章，很难说好。如果说还不是一无是处，那就是我是立于与中小学语文教师平等的地位上说话的，说的是我的真实想法和看法，没有卖关子。语言，最不能卖关子；一卖关子，就没有真情，也没有真相了。

　　关于中小学语文教学，我前几天在广州语文教育论坛上讲了下列几点意见：1.学生的成长和发展是语文教学的唯一目的；2.经典性是语文教材的主要特征；3.教师是语文课堂教学的永久性主体；4.文本的欣赏和分析是语文教学的主要内容；5.学生精神世界的丰富化是学生成长和发展的主要标志。

　　杜霞：现阶段，国学、传统文化日益受到重视，而十年前，您就在理论界提出了“新国学”概念，倡导建立超越性价值标准，把传统的“国学”概念延伸至现当代，将“参与中国社会的整体的存在与发展的中国学术整体”视为我们的“国学”。“新国学”的提出，源于您对中国学术文化在历史发展中的经验得失的反思，源于建构具有整体性、独立性的“民族学术”的愿景，更源于为中国知识分子寻找精神归宿和文化家园的努力。十年过去了，在这方面，您是否又有新的思考？

　　王富仁：我提出“新国学”这个概念，有一个基本的考虑，即一个民族的文化，总是有分工的。文化越发展，分工就越细密。但是，职业有分工，却不能陷入职业的竞争。所谓分工，就是都有必要性，都有重要性，不能用其中任何一个重要性，完全取代其他的重要性。在文学上，有中国古代文学，有中国现当代文学，有外国文学，我们的学生，要有各方面的知识，各方面的修养，只有一个方面的知识和修养是不够的。用外国文学完全取代中国文学，不行；用中国文学完全取代外国文学，也不行。不能总是从一个极端跳到另外一个极端。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教授，文学博士，艺术学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