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书香”“卡”在哪儿了？

　　有时候我们不得不感慨，没有哪个民族比中国人更善于用精炼的语言表达复杂的意思。比如“书香”这个词，它至少表达了三层意思：一是对书的总体性认识和评价，二是对阅读体验的移觉性表达，三是对人与书之关系的诗意向往。

　　正是因为有着如此内涵，“书香”吸附了越来越多的认同与共识——个人与群体、学校与家庭、民间与官方，无不对其怀有好感和希冀。从“书香人生”，到“书香校园”，到“书香家庭”、“书香社区”、“书香城市”，再到如今的“书香社会”，这种扩展之势似乎预示着一个“全民阅读”时代的到来。

　　但是，当词语或概念越流行的时候，我们越要警惕其内涵的“流失”。人人都在说“书香”，如果没有对应人人都在读书的事实，那我们就要反思这种表达的有效性。很多人都觉得，国人喜欢喊口号，并将其归咎于形式主义。其实，许多口号当初也是很实在的，只是在流传过程中越来越空泛，最后只剩下一个徒有其表的话语“空壳”。由此可见，很多形式主义并非是某些人故意为之，而是“走得远了，忘记了当初为什么出发”。

　　出于工作之便，我这几年走访了全国各地上百所学校，一直在观察教育阅读状况。我发现，几乎每所学校都认可“书香校园”这一提法，甚至将“建设书香校园”作为学校特色项目或总体目标。然而，相对于重视和投入程度，大多数学校推动读书的成效并不理想，以至于师生将阅读视为任务和负担。

　　从操作层面看，学校为建设“书香校园”也做了不少事情，比如开个动员大会、成立读书会、制订读书章程、开展读书活动等。但为什么效果不彰呢？很多学校都有类似追问，但始终“卡”在这里，推动读书的热情也就渐渐降温了。

　　原因其实是可以分析出来的。第一，推动读书不能止于“官方意志”和行政推动，而是要上下齐动、内外联动。校长说要读书，如果校长自己不爱读书，那效果会打一半折扣。教师鼓动学生读书，如果教师自己不带头，那效果又要打一半折扣。两番折下来，效果可想而知了。其实，在读书这个事情上，外力推动是有必要的，但最终要外有氛围，内有动机。第二，读书还需要结合时代特点，尤其是对知识要有总体的感知和一定的研究，以及基于个体的经历、兴趣和需求，进行系统的规划和设计。“书香”本身蕴含着古典主义读书观，即读书能助人修身养性、正心明德、格物致知，这前提又是传统典籍中知识结构相对简单，且以道德性知识构成为主。而近现代以来的社会直至今天，无论是社会构成方式、生活方式，还是知识结构，其多样性、复杂性都远远超过古典时代，知识的总量和分类更是蔚为大观。单一个“修身养性”，已经无法涵盖或提示我们与书的关系。

　　在我有限的观察中，也发现了一些在读书方法上颇有建树的读书推动人。比如，人文、社科类书籍通吃，善于作批注、写书评，带年轻教师一起读书交流、学以致用的凌宗伟校长；长期研究小学文学阅读，自编课程，带着全班孩子“热读”莫言、冯骥才等文学大家的刘发建老师；长期研究和实践儿童阅读，并分年级总结出阅读书目和方法的常丽华老师……从这几位阅读推广人身上不难看出，他们都把阅读作为自己的一项研究，比如集中某个领域，关注某个群体，针对问题或主题，分门别类，设计体系。尤其重要的是，他们不仅研究文本，而且研究人，进而探索人与文本“结合”的方法和策略。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实际上是把阅读开发为帮助人成长的台阶，自己在拾级而上的同时，也带动更多人一起往上走，最终把推动阅读变成自然发生的事情。

　　“书香校园”喊了这么多年，也许早该进行这样的总结和反思，不然我们很可能不知道接下来的路怎么走。今天，国家倡导建设“书香社会”，推动阅读的“势能”又大了许多。但愿有更多心怀热情、脚踏实地、机智灵活的人，为阅读事业贡献更多的“动能”。唯有如此，“全民阅读”才可希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