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的妙处在于学会思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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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贵勇

　　“在台湾，最荒谬的是上了12年的历史课，考完试后不到两年，所学的东西便忘得一干二净。”对于传统历史教学的弊端，台湾大学历史学系吕世浩老师表示，历史不是生硬的知识罗列，而是一门终身受用的智慧，就像他在新书《秦始皇——穿越现实与历史的思辨之旅》中强调的，“读历史的目的，是要用古人的智慧来启发自己的智慧”。

　　他提倡用思辨的方式读历史，重新发现历史的有趣和有用。作为史学专家，2014年8月，吕世浩于在线课程项目Coursera开设了第一门中文文史课程“中国古代历史与人物——秦始皇”，一下子吸引了全球4万多人选课，评分高达9.8，成为目前排名第一的网络中文课程。

　　为什么要读历史？历史应该怎样读？应该怎样看待不同的读史方式？历史教学应教给学生哪些能力？如何做一名优秀的历史教师？近日，吕世浩接受了记者专访，回应了上述问题。

　　读史重在培养一种思辨能力

　　一位听过吕世浩网上课程的学生，曾如此感慨：“从小就接受教育，除了初中三年之外，都是填鸭式的教育。老师只告诉我要记住，会做题，作对即可。我的高中老师不想也不让我们独立思考，只希望我们是一部机器。记得有一次跟历史老师争辩某个论述题，我跟老师强调我观点的合理性，老师只是很无奈地说，我也觉得你说得很有道理，但答案没有这点，我不能给你分数。”

　　在吕世浩看来，传统的历史教学就是这样，重知识轻思辨。实际上，知识可以分为外学与内学。外学是一个个的知识点，而内学是别人生命中的智慧，一个用来考试，一个拿来生活。两者各有优点，但长期以来的历史教学，客观的、零散的或局限在故事层面的知识占了绝对上风，前者遮蔽了后者，使得很多学生不知道还有另外一种读史的方法，这是很可悲的。也就是说，只记忆历史知识、年代，不是不对，但另外一种读历史的方法更让学生受用，也有更好、更重要的功能，即培养思辨能力。

　　“近代以前，古今中外的领袖和知识分子都熟读历史，都认为历史有用。”吕世浩说，为什么到了现代，大家都觉得历史没有用，是现代人比古代人聪明吗？是历史变得没有价值了吗？都不是。原因在于“许多老师教历史的方法错了，错在没有教会学生一种思辨能力，学生与历史人物之间没有化学反应。就像读一本书，读完之后书还是书，你还是你，跟没有读过没什么区别”。

　　在网上授课时，吕世浩没有拘泥于大量的史实，而是让学生在一些重要的历史节点，与历史人物做一次身份互换：假如你是张良，当一位老人让你到桥下捡鞋子，你会怎么做？如果捡上来，又让你穿，你会怎么做？你与张良的选择是不是一样。再如，当接到父亲赐死的命令时，你会怎么选择？重耳的选择是逃跑；扶苏的选择是执行命令；李世民就可能会谎称消息是假的，带兵打过去。“其实，当代人所面临的种种艰难选择，古人都遇到过。人与人之间的不同，就在于选择的不同。只有自己与历史人物相互印证，才会有实质性的进步与收获，也才能提高自己的思辨能力”。

　　今天更应该重新看待历史学习

　　关于为何要在网上开课，吕世浩直言，一直想为非文史专业的学生开一门通识入门课，还原历史学原本的精神和面貌。正是有着这样的想法，在网上授课时，吕世浩一改过去重记忆而轻思辨的讲授方式，取而代之不断抛出一个又一个的问题，刺激学生的思辨能力，让他们以新的视角看历史。

　　“读史，是读古人的智慧。毕竟很多人将来不是学历史专业或做历史研究，因此不需要记住太多的史实，真正需要做的是深入历史的情境中，让历史为我所用。”在吕世浩看来，历史学的三大功用，一是启发智慧，即把历史当作磨刀石，用古人智慧磨练自己的智慧；二是审时度势，学会洞彻事物发展脉络与前因后果；三是感动人心，即要改变世界，一定要了解人性、掌握人性，当人心转变了，世界才能改变。

　　对于当前截然不同讲历史的方法，如袁腾飞讲历史，当年明月讲明朝那些事儿，如茅海建讲天朝的崩溃、郑曦原讲帝国的回忆，吕世浩认为，不能轻易说哪一种好或不好，两种读历史的方法各有特点，在本质上也是相辅相成的关系。读历史也好，讲历史也好，关键在于给谁看，对象是大众还是专家，不同的对象接受的话语体系是不一样的。但不管怎样，读历史不只是为了追求绝对的真实，而是留出更多的思考空间，学会多种解决问题的方式和方法，以古为鉴，走出全新的现实道路来。

　　“古与今在本质上是一体的。学历史，要有一颗宽容之心，历史人物的种种选择背后，实则都有一个不得已。”结合多年的历史研究，吕世浩认为，在养成思辨习惯的同时，要学会把历史还原到一个一个人，按人的标准看待历史与历史人物，而不是急于下结论。如历史上的奸臣也可能是好爸爸，忠臣也有枉情之处。各种观点应该共存，给历史与历史人物综合的判断与评价。明白了各种人物的个性与选择，再回头看历史，就会明白什么选择不能做，少走弯路，亦可谓发挥了历史的功用。

　　好老师让学生“始见沧海之阔”

　　引导学生正确读历史、学历史，老师很重要。吕世浩认为，一个好的历史老师，不仅是熟悉历史知识，还能让学生对历史产生兴趣，像古希腊的苏格拉底一样，引导学生摸到历史的门道，让历史与其生活、生命相结合，成为一门受益终身的智慧。

　　“我是个运气很好的人，在求学过程中，一路上都能碰到人品、学问一流的老师。他们栽培后进的心让我至今感念不已。”吕世浩告诉记者，大三那年，他遇见了改变他一生的老师——阮芝生教授。“阮老师待人与待己都极其严格，不管是在为学还是做人方面，均是如此。当时一心想要上好阮老师的课，我不断加强学习。为了厚植国学基础，我甚至每晚到校外书院听课学习。我的论文也屡次被老师骂，改了又改，让我对问题有了持续深入的思考。正因为阮老师的严格，那段求学经历成为我成长最快的时期”。

　　第二位影响吕世浩至深的是中国考古学大师徐苹芳。徐老师曾经告诫他，前人的错误往往根源于时代的局限性，错误固然要讲清楚，但心态应该宽容，不宜过多苛责。对此教诲，吕世浩始终牢记，并一生受用：“我年少家庭穷困，心中难免愤世嫉俗，但先生的那一番话确实点醒了我，促使我开始思考用另一种态度去看待世事。更让我感动的是，先生当时和我足足谈了一下午，理直而气和，义正而辞婉，苦口婆心，谆谆教诲。”

　　“好的历史老师应该是个引路人，引领学生走上正确的为学之路。”感慨自己遇到好老师的同时，吕世浩希望更多的中小学历史教师，也能在为学与为人方面，给学生以潜移默化的影响，不仅教会学生读历史的方法，传递给学生一种价值观，更能以自身的学识与魅力，给学生持久的影响。就像他第一次听完徐苹芳的课后，印象最深的是开启另一扇学术之窗的兴奋之情，心中想到的只有当年孙中山初次赴美后的那句感言——“今日始见沧海之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