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行评议不应成学术造假温床

　　造假事件给我们更大的警示，则是中国学者在学术国际化程度上，无论是学术的规范性，还是创新性，甚至道德自律，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姜朝晖

　　近日，德国施普林格出版集团宣布，撤回集团旗下10本学术周刊上发表的64篇科研论文。这是继数月前英国BMC出版社撤回43篇学术论文后又一次学术造假事件，缘由都是同行评议过程存在造假现象。被学术出版界视为衡量论文质量重要标准的同行评议机制，成为学术造假一个“痛点”。

　　从媒体揭露的情况来看，主要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期刊请作者推荐同行专家，因人情关系放宽了录用标准，以次充好，影响了学术论文的质量；二是某些服务于学术发表的第三方机构的介入，通过上报同行专家名单，进而伪造邮箱地址和评审结果等，成为学术造假的重要推手。由此可见，同行评议作为高水平学术论文发表的重要参考，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挑战。

　　笔者以为，这种挑战，并非是同行评议本身的问题，同行评议也不应成为学术造假的替罪羊。毋庸置疑，同行评议制度从17世纪中叶诞生至今，已是学术发表的重要依据，甚至是唯一标准，高水平的同行评议也成为了学术研究科学性和期刊质量的重要保障。很难想象脱离了同行评议的学术，会是怎样的学术生态。显然，学术期刊编辑限于精力和专业能力，很难承担甄别论文优劣的责任，相关行政管理人员大都更是门外汉。相形之下，同行评议的专家，大都是各自研究领域的佼佼者，能够很好地起到学术“守门人”的作用。毫无疑问，同行评议作为期刊发展的基石，应是国际学术界的共识。

　　可以说，同行评议的制度安排本身没有问题，它经受了时间和实践的检验，但近年来同行评议机制的“漏洞”仍然应该引起我们的警醒。首先是同行评议专家的资质问题，其次是谁负责邀请的问题，再其次是同行评议之后谁来监督的问题。同行评议专家资质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既需有专业的水准，也要有人品的考量。至于谁负责邀请的问题，显然期刊遴选要好于作者推荐。而关键点在于监督的问题，或者说在于事发之后的问责机制。从报道的情况来看，主要是后面两个问题。笔者以为，监督或问责层面的缺失，是其根本性的原因。如第三方机构参与造假，并不是同行评议的问题，而是社会机构因谋取私利打着专家的名头赚钱，而杂志编辑和专家可能并不知情。

　　解决这一问题，除了社会的正面引导、学者专家的道德自律外，学术期刊还可以通过建立更多防范机制，比如盲审、多审等，虽然会加大审稿的成本和周期，但是至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漏洞”所带来的学术造假风险。当然，如果涉及学术造假，学术圈和司法部门要进行必要的介入，对于不端或者违法行为，应该予以必要的追责。在美国、德国、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高昂的问责代价，比如解雇、追回科研经费、媒体曝光等，使得学术圈的人越来越不敢涉足学术造假的“雷区”，成了保证同行评议严肃性和公正性的重要外部力量。这些，都值得我们借鉴。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在这次被撤回的论文中，来自中国学者的占了相当部分，这必须引起我们警醒。由于表述语言和学术范式的差异，不一定全是有意造假的问题，但也不排除部分学者参与了投机。以笔者看来，造假事件给我们更大的警示，则是中国学者在学术国际化程度上，无论是学术的规范性，还是创新性，甚至道德自律，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作者系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