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职高烧”背后是示范校发展“瓶颈”

　　■胡波

　　不久前，一篇题为《高职院校被指高烧症：追求姓“高”耻于姓“职”》的报道，在高职院校管理层引起“轩然大波”，激起热烈的讨论。报道指出，高职既姓“高”，又姓“职”，但很多高职院校偏离“职”的目标，更热衷于“专升本”和“傍大款”，即高职教育向本科、向精英教育靠拢，实质是在培养“伪精英”。

　　事实上，开设公共基础课程、开展人文素养教育，不仅是教育部相关文件的规定，也旨在提高学生的持续发展能力，并不能就此认为高职都是在向本科教育靠拢。当然，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全国有近1300所高职院校，每所学校的发展进程各不相同，究竟有多少学校在打着“升本”的算盘，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升本”的苗头的确存在于一些高职院校内部。

　　一方面，“升本”体现的是部分高职院校对自身办学的自信。前段时间，据一些省份公布的今年录取情况，部分高职院校的录取分数线甚至赶超二本、三本院校。比如，山东省在参与投档的高职院校中，理科共有14所院校、文科则有18所院校的最低分超过了二本线；河南、湖南、湖北、广东等地都有部分高职院校的录取分数线超过二本。可以说，这些院校在品牌建设、专业建设、社会影响力上都已远超很多二本院校，赢得了社会的认可，他们有“升本”的意愿，也彰显了其在办学实力上的自信。

　　另一方面，“升本”也体现出“示范性高职”的发展遭遇了“瓶颈”。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启动于2006年，已经走过了10个年头，最先参与计划的百所高职院校也被誉为“高职211”。10年来，这些院校的发展体现出较强的生命力，也最具活力和创新精神，在社会上树立了一定的声誉，以示范建设为代表的项目化、运动式发展，发挥出了重要的导向和引领作用，在此期间，高职院校的发展和建设有目标、有奔头、有冲劲，在高职队伍中真正起到了“领头羊”的作用。

　　然而，项目化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目前来看，高职院校在经历了示范建设之后，正处于彷徨期、混沌期，在国家政策的导向、社会对待技能人才的观念中，仍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至少在国家和教育部所出台的职业教育文件中，跟中职教育相关的较多，而涉及高职教育的内容则相对较少，示范建设院校的未来并没有清晰的道路可循。而且，我们对现代职教体系中本科、硕士、博士层次的研究还不够成熟，打通职教发展的“断头路”，构建职教“立交桥”等提法在标准、内容上都尚未确定，很多愿景尚没有真正落地生根。

　　在“后示范”阶段，没了明确的追求目标，而办学始终囿于政府对职业教育政策导向上的不公、社会对职业教育的歧视、用人单位对技能人才的另眼相看等困境，高职的发展似乎顶到了“天花板”，上头没路可进。为了摆脱这种发展的“瓶颈”，一些院校自然将目光转向了“升本”。此外，部分省市的一些民办高职院校率先“升本”，剪断了教育主管部门“高职原则上不升本”的警戒线。据统计，2013年5月至2014年6月期间，高职大专更名为普通本科、或中职中专升级为高职专科的院校就达到43所，这无疑打乱了一些高职院校发展的计划，使得很多院校耐不住“寂寞”，无法宁静和淡泊，不得不为“升本”做好准备。

　　当然，一些院校“升本”并非都是为了利益，也并不一定为了行政级别而去，或是出于摆脱尴尬境地、为了更好发展的夙愿。高职“高烧”，除了主观上的批评，我们更应该理解这背后的缘由，它或可能更多地折射出当下高职院校发展的“迷茫”。面对不确定的未来，是“升本”还是原地打转，“高烧”大抵都是在“摸着石头过河”中表现出来的症状，“退烧”不仅需要学校自律，主管部门也要适时“干预”，要么出台相关政策，给出发展的路线图，加以引导，要么以法律形式，改善办学环境，调整各项政策，让高职彻底摒弃“升本”的念头，安于“现状”，深挖办学质量。（作者单位：南京理工大学泰州科技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