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诗歌应更有锐气（文艺观察·校园文艺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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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鹏飞

　　写作的活力并非空穴来风，也不是仅凭阅读和写作的一味积累就能实现，而是要在与周遭世界的有机关联中生成。同样，诗歌的技艺也并非孤立、静止之物，而必然是与特定的思想关切，互相生发而来

　　近年来，校园诗歌创作重显活跃势头，不止一种诗歌刊物开设了校园诗歌的栏目，北大、复旦、武大的“未名”“光华”“樱花”三大诗歌奖，也成为激励校园诗人创作的重要机制，在各大高校已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年轻诗人。

　　不过，这种可喜的创作态势同时隐伏着一些问题。观察当下的校园诗歌创作，我们会看到校园诗人普遍注重诗歌技艺的学习和锤炼，这也是他们与许多校园诗歌前辈相比写作意识上的进步。他们清楚地认识到，写作所依靠的不只是灵感，而是通过勤奋劳作积累经验与提升技艺。但另一方面，在不少校园诗人的创作中，我们也会发现对技艺的理解存在着某些误区。比如，似乎只有繁复、绵密的修辞才体现出诗艺，只有通过层叠缠绕、环环相扣的隐喻才能达成作品意义的复杂性以及审美接受的快感。相对而言，那种质朴、新鲜、生动的表达却较少被看重。这一诗艺理解上的偏向也许与智力活动密集的校园生活状态有一定关系，而由于校园诗人在这个生命阶段写作主题、题材上必然的相近，也会造成风格乃至整体创作面貌上的趋同。此外，在新媒体环境下更为便捷的呼朋引类、同气相求，则有可能进一步形成一种弥漫性的写作氛围。在这种氛围下展开的创作，未必会因诗艺上的刻意经营而成就真正优异的作品，却更可能被某种偏狭的艺术趣味所妨害。

　　此外，更值得注意的是存在于很多校园诗人写作姿态中的某种“自闭”感。由于成长于诗歌已失落其中心地位的社会文化语境之中，校园诗人在写作中常常呈现出一种“旁观者”的姿态。这种旁观者的姿态在现代诗歌中有其深远传统，但在今天已经逐渐失去创造新的诗歌想象的可能。逐渐地，旁观者也许就变成了自娱者，“个人化写作”在一些校园诗歌中沦为缺少实在内容的独语乃至呓语，进而，在某些高校里，校园诗歌创作也似乎降为一种青年亚文化式的存在。写诗绝非集邮、钓鱼一类的私人兴趣，尽管诗歌的边缘化是今天的现实，但诗人仍应在写作中主动地建立与当代社会之间的连带感，因为写作的活力并非空穴来风，也不是仅凭阅读和写作的一味积累就能实现，而是要在与周遭世界的有机关联中生成。同样，诗歌的技艺也并非孤立、静止之物，而必然是与特定的思想关切，互相生发而来。

　　回望新诗历史，我们会发现，校园诗人曾不止一次成为诗歌革新的力量。正是卞之琳早期诗中关注平民生活的视角和对口语的灵活运用，为新月派格律化新诗注入了别致的新意。也正是青年穆旦将强烈的民族忧患感融进散文化的顿挫节奏，使他酝酿出兼具现代敏感性和语言包容力的名篇《赞美》。更不用说恢复高考后的大学校园，成为“后朦胧诗”勃兴的主要舞台。“校园诗歌”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的概念，它并不意味着诗艺的稚嫩，相反却暗含“得风气之先”的期许。以此来衡量当下校园诗歌，总体上似乎显得“乖”了一些，虽常见驯熟的技巧，却少些生气和锐气。今天的校园早已不是象牙之塔，校园诗人也应当有更开阔的视野，将目光投向剧烈变动着的当代世界，并在写作中与之建立起更积极的关联性。唯如此，才能打开新的局面，真正成为复兴当代诗歌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