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20世纪绕不过的文化地标

　　■杨艳华

　　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是多种力量博弈的结果。一方面，西方文化在轮船大炮的作用下长驱直入，保守封闭的传统中国束手无策；另一方面，在屡败屡战、割地赔款的屈辱面前，中国传统社会内部也产生了深深的裂痕。出于救国图存的考虑，魏源等人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此后，张之洞、李鸿章等人开始购买轮船，建造兵工厂，兴修铁路，创办新式学堂。与此同时，部分知识分子通过观察，认识到中西文化传统与制度的巨大差异，提出了“民本”与“民主”的思想，试图解决“上下之情不能畅通”这个中国社会的病根。

　　如何客观评价1840-1919年间的那段历史？学者王人博在《中国的近代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一书中说，“中国的近代性，便是西方扩张的一个结果。西方大踏步前进，中国则节节败退”，“在这进与退的关系中，西方在东方及中国身上验证了自己的理性、科学、解放、实证主义的威力，并进一步确认了自己的现代性。与前进的西方相比，败北的中国则是非理性、愚昧、奴役、空虚、颓废的代名词。这个词的发明也是西方的。就是说，理性是西方的，非理性也是西方的。”

　　书中，王人博客观地概括了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前后中国社会逐渐演进的轨迹。这种梳理，试图在还原一种事实：中国知识分子、官方与民间对西方文化和制度的认识，以及对社会变革方式的选取上，既有被动的一面，也有理性与谨慎的一面。

　　时隔百年，当我们再次翻读中国近代史，我们看到的是各个阶层互相博弈的场景。当年，国人的选择与社会各阶层的声音是驳杂的。面对民族往何处去的问题，每个阶层与人群都有基于自我立场的主张。对这种种声音的解读，无疑是非常有趣和有益的工作。

　　二十世纪，鲁迅是一座始终无法绕过的文化地标。在近现代文化史上，鲁迅的“周式愤怒”妇孺皆知。他的文字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直到今天仍然有其独特的魅力。

　　反观鲁迅所处的时代，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屈辱与惶惑感普遍存在。这种情绪，从鲁迅作品的题目中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呐喊》《彷徨》《南腔北调》《坟》《狂人日记》……在谈到鲁迅的时候，日本学者竹内好说，“当所有通向进步的道路都被封闭了，所有新的希望都被粉碎了的时候，才能积淀起鲁迅那样的人格吧。不是旧的东西变成新的，而是旧的东西就以旧的面貌承担新的使命——只有在这样一种极限条件下才能产生这样的人格。”

　　鲁迅是中国的鲁迅，中国是鲁迅的中国。当上层改良的道路被堵死，社会变革的任务就下移到了普通的民众身上。这是百年前那段历史的中国特质之一。“不断革命成了我们的近代性自身”，“这种因极端落后而产生的抵抗也沉淀了中国的民族性格，而这种性格在我们个体身上渗出来的便是鲁迅。”

　　鲁迅是绝望的产物。他那“横眉冷对千夫指”的处世态度说白了就是一种决绝的反抗。这种反抗生长于绝望的土壤，本身又是一种希望所在。百年的那段历史，或许正应了历史学者维克特的那句名言：“暗透了，便看得见星光。”

　　（作者系山东滕州市董村学校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