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客”洪堡到底代表了什么

　　■叶赋桂 罗燕

　　洪堡是高等教育史上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生前并不是一个显要人物，官做得不大，学问也不是很高，身后更是默默无闻几十年。更有趣的是，洪堡做教育行政官员为期很短，仅仅16个月（1809年2月—1810年6月），教育可以说是其政治生涯中的一个插曲。然而，当人类迈向20世纪的时候，洪堡突然之间在高等教育领域名动天下，成为声名显赫的人物，德国古典研究型大学模式也被称为“洪堡大学”，而当年的风云人物费希特、谢林等却成为洪堡的注脚。这不禁让人惊叹历史的无常。

　　洪堡成为20世纪高等教育的宠儿并不是历史的错爱，他日益显耀的声名更非虚华和偶然，而自有高等教育和历史不能回避、无法割舍、也难以忘却的情怀和逻辑。虽然在理念和制度创新上，洪堡和柏林大学主要是继承了此前德意志思想界和大学改革的成果，但洪堡模式正说明洪堡已成为一个象征、一种符号、一种寄托、一种理想，与其说洪堡是19世纪初普鲁士的，德意志的，或柏林大学的，不如说洪堡是当代的，是现实的，是理想的。

　　那么洪堡到底代表了什么呢？自洪堡被发现以来，美国人对研究感兴趣，那是因为美国要发展研究型大学；中国人对教授治校讨论多，那是中国教授一向对权力的嗜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洪堡被德国抬举出来，是有些人要反对当时大学和知识的专业化，反对大学的职业取向等。今天，对中国高等教育来说，也许我们最应该发现的是德国和洪堡的大学改革方式。

　　改革是理想与现实的结合，没有理想的改革是庸俗和利益侵夺的改革，不切实际的改革是空想和注定失败的改革。对改革者来说也是一样的，他不需要太高深的学问，也不能是经纶世务的官僚，学问家偏执而迂腐，官僚功利而狡诈，都不能立功立业，成就国家民族的大事业。我们看历史上，伟大的大学改革者都不是学术大师，清华的梅贻琦、蒋南翔、罗家伦，北大的蔡元培，美国19世纪后期一群伟大校长，都有学问，但都谈不上是大家。但他们都对社会有深切的了解，而且有长远的眼光和洞察力，因此能对大学按照社会的需要和未来的趋势进行改革。

　　大学制度改革不是模仿，不是照搬照抄，伟大的改革都是立足于本土现实和需要的。普鲁士和洪堡最方便的方法是把法国当时的高等教育改革搬过来，要知道法国当时的高校是最成功的，并且一直统治了近半个世纪，柏林大学要等1830年代后才小有成就，获得世界性的声望成为模仿的对象要等到19世纪后期。但应该说，德意志知识界对大学进行了长期理性的探讨，摸清了知识和科学发展的道理。而从哈勒到哥廷根的大学制度创新积蓄了洪堡和柏林的制度基础。中国大学今天的改革大都是搬美国的大学制度的形式，没有理解美国大学制度的实质，却把中国的需要、中国文明和高等教育的传统、长期的大学制度实践弃之如敝履，这不可能创造出先进的大学制度的。

　　也许，我们需要的是理想，是境界，是对中国文明和教育的体认，对中国本土需要的认知，以及把理想现实化、做实事、做成事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