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发展，让贫困学生享受优质教育资源

尽管已离开西北两年，参加过研究生支教团的杨绿汀仍记得一个村庄希望小学的校长。

这个拥有四五十名学生的小学只有五六名教师，其中一半是代课教师，每月工资只有800元。为了留住一名年轻男教师，在学校工作了20多年的校长把自己的职务让给他，甚至还拿自家的钱补贴其他教师。

在另一个省会城市，一名中职学校从业者在一篇论文里讨论了部分中职学生的入学特点。第一点就是“自卑心理严重”。

作者忧虑地写道：在“普高热”不怎么减退的世风下，前来就读中职学校的学生大多数是在初中阶段成绩较差的学生，他们在社会、家长、老师和自己的心里已经打上了“差学生”的烙印，看到昔日的同学一个个走进高中校门，进入中职学校的他们大多数对未来的职校生活一片茫然，不知所措。

在我国现阶段的教育事业版图里，这两个事例是城乡教育差距、职业教育有待加强的真实写照。而未来需要解决的教育问题并不止这些。

刚刚结束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同时，还提到推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竹立家说，这意味着未来5年，我国将在教育均等化方面加大力度，保障不同地区、不同群体都能享受优质的教育资源，让孩子们拥有平等的受教育权利。

中职教育将有更大的吸引力

福建师范大学研究生杨绿汀曾在甘肃省一个贫困县支教1年。她所在的那个中职学校计算机专业，每个班四五十人，“到了下学期，学生更少一些”。

学生的流失与当地中职学校的角色有关。杨绿汀发现，当地普通高中只有一中、二中，大部分来中职学校的学生都是没有考上这两所中学的，另一部分则是去外地当学徒、打工后再回来上学的。

我国高中阶段教育包括普通高中、成人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其中中职教育和普通高中是最主要的两块，然而近年来，中职教育的规模和吸引力都在下降。

根据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10年，我国中职教育招生数约占高中阶段招生总数的50.94%，而到2014年，中职教育的招生数只占高中阶段的43.76%。

此外，虽然有适龄学生减少的原因，但2014年中职教育招生人数和在校人数较上年分别减少了约55万、168万，而普通高中分别减少约26万、35万。不少教育学者指出，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关键在进一步提高中职教育的吸引力。

“一些学生入学的时候，本身对学习没什么兴趣。有些朋友在外面‘吆喝’一下，他们就去打工了。”杨绿汀认为，尽管国家层面重视发展职业教育，蓝领工人也越来越受重视，但进入中专似乎并非大多数学生的主动选择，而是考试“优胜劣汰”的结果，而这显然违背了中职教育设置的初衷。

“现在大部分家长根本不了解中职教育，大都是孩子学习不行，考不上高中，才会考虑是不是读个中职。”上海信息技术学校校长邬宪伟从事中职教育30多年，他觉得，虽然中职教育越来越受重视，但大部分人对中职还是“不认”。

“‘万般皆下品，唯有大学高’始终是主流导向，没上过大学就等于没读过书，”邬宪伟说，“实际上，不是所有人都适合走‘读高中然后上大学’的路子，而且现在经济发展也需要很多的技术、技能人才，好的中职教育应该是高中阶段教育里很重要的一部分，也是培养人才的重要路径。”中职教育应该是一种有别于普通高中的技能教育，职业教育不是一个教育层次，而是一种教育类型。

就在去年，邬宪伟所在的上海信息技术学校成为上海市首批试点的“中本贯通”学校。所谓“中本贯通”，即中职教育与应用本科贯通，中职生可望直升本科院校就读，7年后同时拿到本科文凭和技师从业资格证。

这一度吸引了不少考生。邬宪伟坦承，这一模式下招来的学生分数更高，而且中职生也确实有继续深造的需求。但是他也强调，这个模式本质上还是在靠升学拉动，而职业教育的未来，更多还是取决于职业教育本身。

有专家认为，“十三五”期间，国家将加大职业教育的投入，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会吸引更多青少年主动选择就读职业学校。

普高助学制度让贫困生无后顾之忧

兼任了对口帮扶的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一家中职院校的校长后，邬宪伟切实体会到了教育资源的差距，“跟我们学校比的话，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他们那里既没有设备，也留不住人才。”

越是这样贫穷的地方，对教育的需求也显得越迫切。在和云南的院校建立合作关系后，邬宪伟的学校接收了不少云南生源。其中一名文山地区学生的家长为了让孩子读书，卖掉了家里的牛给他凑路费。如今，这个学生已在上海工作，每年的收入可以寄回家不少，供弟弟妹妹读书。

实际上，教育扶贫一直是国家扶贫工作的重点，针对中职教育，我国在2012年已实现农村（含县镇）学生、城市涉农专业学生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免除学费，并给予全日制正式学籍一二年级在校涉农专业学生和非涉农专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每生每年2000元的国家助学金。针对普通高中，则有国家助学金政策，平均资助标准为每生每年2000元，资助面约为20%。2014年，495万学生享受资助。

甘肃省榆中县第二中学校长张少华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八九年以前，他知道当地有高中生因为家庭贫困而辍学，而这两年只有少量学生存在这样的现象，主要原因一是目前当地中职学校免学费，并且政府会提供补贴，二是现在大部分普通高中可以享受政府提供的助学金。“就我们学校而言，每年有20%的同学可以享受到助学金，同时还有不同单位、其他学校的爱心捐助”。

张少华注意到，“十三五”规划建议中提及，普及高中阶段教育，逐步分类推进中等职业教育免除学杂费，率先从建档立卡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实施普通高中免除学杂费。这意味着，贫困学生就读普通高中再无后顾之忧。

“我们学校目前最大的困难是师资的配备问题，教学设施也与城市学校的差距很大。”张少华期待可以提高办学条件，多为教师提供培训机会，让农村学校享受到好的师资。

地区之间教育投入需更均衡

“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4%。”“十二五”期间，这个目标在2012年得以实现。多名学者认为，如何巩固4%的成果，是“十三五”的重要议题。

按照《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愿景，2020年我国将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基本形成学习型社会，进入人力资源强国行列。

目前，各地政府财政对教育资源的配置情况不尽相同。天则经济研究所最近完成的一项关于政府教育资源配置的调查显示，以《2012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为基础进行统计，按照人均财政性教育经费来看，教育资金有两个倾斜：一是向北京、上海、天津3个全国性中心城市倾斜，二是向少数民族地区倾斜。相对而言，大部分中西部省市生均获得的财政资金在全国平均线之下，其中小学生均财政性教育经费最低的是河南省，人均3458元，为北京的16.9%；贵州省在初中生均财政经费中排名垫底，人均5403元，为北京的18.7%。但如果考虑到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河南小学生财政性教育经费是北京的30.2%，贵州初中生人均财政性教育经费则为北京的37.4%。

调查指出，从近几年的趋势上，最低和最高地区之间的差距在缓慢减小。

那么，省内的差距情况如何？调查援引《江苏省地方教育经费执行情况公告》指出，2011年，江苏省小学生均预算内公共财政经费最高的无锡市为12099元，最低的是宿迁市为5415元，最高是最低的2.23倍。初中生均预算内公共财政经费最高的苏州市为17371元，最低的宿迁市是5709元，最高是最低的3.04倍，高中阶段差距扩大到5.85倍。

天则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钱璞表示，由于我国义务教育的主要财政保障是在市县级以下的基层政府，而各地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必然导致基础教育陷入到非均衡的发展中，“虽然中央和省级政府会有一定财政转移支付，但是并不能从根本上缓解贫困地区教育经费的压力”。

钱璞认为，对于义务教育，除了基层地方政府负有财政责任之外，中央或省级地方政府也负有财政责任，甚至担负比基层地方政府更大的责任。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建议，国家增加财政投入，让贫困家庭学生能上好学，重视农村学校教学质量，真正惠及农村学生，才能从根本上推进教育公平。（记者 刘星 卢义杰 实习生 欧阳方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