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乡养儿”真是教育的最佳出路吗

　　■本报记者 却咏梅

　　这是我采访中遇到的第三本由父母写儿女的故事而引发大范围争议的书，第一本是《一个孩子的战争》，第二本是《南下北上求学记》，第三本是《下乡养儿》，每一本书都像是一本血泪史，当有父母痛心疾首地喊出“救救孩子”时，我心里都是五味杂陈。

　　与前两本不同的是，《下乡养儿》的作者冯丽丽不是作家，而是一个没有工作单位、靠给出版社做兼职校对谋生的母亲。她用平实又像流水账一样的语言，记录了女儿天天从上幼儿园开始，因无法适应学校生活，连续转学无效，不得已辍学在家一年，最后变得连睡觉都害怕，因为总是噩梦连连，一家人晨昏颠倒，以至于很久都没见过太阳。后来，听从一位搞教育工作的乔老师的建议，一家三口选择了“下乡养儿”。在乡下，孩子没有读书学习，也没有明确目的的游戏，而是买菜、做饭、洗衣、放羊……做这些我们成年人都不情愿为之的事情，然而一年的乡下生活改变了孩子，也改变了作者夫妇，最终一家人回归正常生活。

　　作者冯丽丽不加隐讳地记录了一家人的焦虑、无能、怯懦与缺陷，记录了小家庭和外面世界的冲突、矛盾、妥协与算计。该书出版一年来，让很多人有所触动，更引发了全国各地纷纷举办读书会的热潮：北至黑龙江大庆，南至广东珠海，读书会在全国27座城市举行了68场活动，讨论的焦点是“下乡养儿”、“生活即教育”、“学校应该给孩子提供什么样的教育”、“我们怎样避免天天的困境”等话题。

　　我去参加新星出版社近日在北京举行的《下乡养儿》读书会特别专场时是带着质疑的：书里大量记录了有心理问题的孩子经过乡村生活逐渐成长为一个优秀的少年，但唯独没有交代在孩子出现心理问题之前情况怎样？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让她变得“一到校门口就脸色苍白，身体僵硬”……多年的报道经验让我隐约感到这可能和父母、和家庭有关。于是，读书会结束后我采访了作者冯丽丽。

　　“很多读者以为孩子生活的环境太封闭、太孤独，其实我们住的家属大院里有很多小朋友，她自己也有很多玩具、绘本，生活是丰富多彩的。但是我们对她保护得过多、规则很少，生怕她受一点委屈。而幼儿园和学校的规定很多，老师比较严格，又总是批评她，所以一旦遇到严厉的老师她就崩溃了。”

　　在冯丽丽看来，人生就像玩游戏过关一样，如果你这一关没过，那你下一关肯定不能过，所以这一关你必须过。过了幼儿园，你才能过小学，最后才能走上胜利的精英道路。

　　“实际上，女儿遇到的困境是因为我的心理问题。”和书里一样，冯丽丽的坦诚是很少见的，她说：“我们家里四个姐妹，爸爸去世时最小的一个只有八岁，那时候在农村，家里穷，妈妈特别焦虑和恐惧，感觉活不下去了。所以现在我也是一遇到压力就紧张，特别怕犯错，觉的玩完了、世界末日到了。比如一生病就会联想到死亡；当女儿害怕上幼儿园时，我就对她说：你必须上幼儿园，你要是不上幼儿园以后怎么上小学，将来怎么找工作……我这种病态的恐惧和焦虑在生活中时时处处影响着孩子，她5岁时就已经变得很多虑和脆弱，所以当老师批评她时，她就觉得天塌地陷了。”

　　与其说下乡养儿是为了孩子，不如说是父母和孩子的共同成长。冯丽丽告诉记者，在乡下，自己和孩子在乔老师的帮助下，经历了很多事情和痛苦，但慢慢地发现，世界并没有崩塌，遇到困难可以去解决，做错事的结果也没有那么坏，甚至还可以通过努力使它变好。“生活还在继续，而且还有很多美好的东西……我们变得更有经验了，也更强大了。”冯丽丽感慨地说，“父母改变还是最重要的，而下乡养动物、做饭什么的只是一种手段，孩子把这些事做好了，可以从中得到力量。”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问题”孩子往往是“问题”父母的产物，父母对孩子身教重于言传。当前的教育教学方法、教师素质等确实存在很多问题，但不能一出现问题就把所有原因都归结到中国的教育制度上，这也是不公正的。有些父母总以为把孩子送进学校，孩子的教育问题就可以完全由学校负责。但事实上，如果孩子在家庭中没有养成好的生活和学习习惯，那么在学校就很容易成为“差生”、“问题儿童”，直到这时，父母才开始请求老师对自己的孩子提供特别的关照，但他们忘记了，最需要受教育和改变的恰恰是父母自己。

　　正如心理学家弗洛姆所说，世上最艰难的爱是父母对孩子的爱，爱他的目的，是为了让他离开，去过自己独立自由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