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歆杰：做好在线教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于歆杰
清华大学在线教学指导专家组组长

　　经过半个学期焦头烂额，充满了紧张气氛的在线教学大规模实战，及至暑假，几乎所有的高校以及教师都暂时舒了口气，但是下个学期即将到来，疫情虽然得到了控制，但部分地区、高校依然要进行在线教学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

　　清华大学在线教学指导专家组组长于歆杰教授认为，此次疫情期间的大规模在线教学对广大教师群体教育教学理念的启蒙效果是非常显著的，但在线教学想要做到“实质等效”，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尤其需要体制机制的配合和支持。

线上教学如何“实质等效”

　　《中国教育网络》：在您看来，相关部门在疫情期间高教层面提出“实质等效”的原因何在？

　　于歆杰：对于高等教育而言，前一学期的课可能是下个学期、甚至是后面几个学期不同课程的基础。如果这学期的课没开课，或没学好，可能会影响以后几个学期的学习。高校里前后课程的逻辑关系、课程间的配合度都比中小学要高很多。因此，我认为教育部从一开始就提倡的“实质等效”是非常重要的，学生需要保证这一学期的学习质量，才能为后续的学习打下相对扎实的基础。

　　《中国教育网络》：能不能结合您的经验谈一谈高校的在线教育如何才能做到“实质等效”？

　　于歆杰：真正想做到实质等效非常困难，因为业已习惯的线下教学中，尽管各个学校老师教学水平不同，学生素质不同，但至少各个学校包括课堂环境在内的基础设施是有保障的，教学进度是可以正常完成的。但在今年大规模的在线教育中，在所有环节存在变量的情况下，要保持实质等效很不容易。

　　首先，要继续优化基础网络。网络是最重要的基础设施，我将其比作打仗用的枪。目前基础网络确实还存在一些盲点，但我国在这方面进步明显，大多数地区的网络条件允许学生接受较高质量的在线教育。

　　其次，教育工具和平台很重要，如果说网络基础是枪，教育工具和平台就是枪里的子弹。今年其实可以称之为智慧教学工具的爆发式增长年，不管是用户量、自身定位，还是功能都呈现了巨大的变化。

　　一方面是在线教学平台的用户得到了爆发式的增长。比如常用的钉钉、腾讯会议、雨课堂、学习通等，用户增量都是非常可观的。另一方面，在线教学平台自身的功能越来越丰富，并以更快的速度更新迭代。这是特别重要的一个变化，因为只有工具强大了，才能保证高等教育的线上教学战役的顺利进行。

　　2020年以前，这些平台工具的设计基本都定位于辅助、补充老师的面授课，比如上课过程中的查缺补漏，或者课后学生交互等，当时没有现在“全体系实时交互在线教学”的需求。但在疫情当中，在线教育平台成了主力军，倒逼着实现了功能上的“鸟枪换炮”。

　　最后，更为重要的是老师们的信息素养。如果说基础网络是枪，工具平台是子弹，那么老师们就是拿枪的人。疫情期间，大多数学校都采取纯在线教学。大半年过去了，不同学校在线教育的实施方式、老师们的授课方式有很大差异，具体可以分为两大类。

　　第一类主要是面授课“搬家”。利用某一网络教学工具把原来在教室里上的课在网上完成了，但这很难做到实质等效。其实，网络授课和教室授课有很大区别。网络授课时由于缺乏仪式感，老师、学生都很容易疲劳和走神，如果没有良好的课程设计，教学效果就会大打折扣。之所以很多老师对在线教学不满意，是因为他们没有进行教学工作的转换，单纯只是将教学活动实现从教室场景到网络场景的上移，由于不能像在教室里一样获得学生的及时反馈，就会越上越心虚。

　　第二类是老师对教学进行了重新设计。正如在线教学刚开始时，我定义的线上教学16字原则：成效为道，数据为器，交互为体，直播为用。在一个直播或实时的场景下，应主动设计交互环节，利用网络平台定量或不定量地采集学生反馈，保持其注意力。例如，在上课过程中，每15或20分钟让学生做一道很简单的题，90分钟里推出6道题左右。题目的难度大概保障80%的学生都能做对80%的题，每道题学生都可以在1-2分钟内完成。也就是说，只要听了前面的课程内容，套套公式就能做出来，而且这些题目完成度还和期末成绩挂钩，让学生明白做题是有收益的。这样学生的注意力就有了明显的提升，一开始可能是为了分数，但经过一段时间后“训练”后他们就基本习惯这种模式。

　　本学期可能有的老师措手不及，没有及时进行教学调整。但下学期很可能还需要（至少是部分需要）进行在线教学。经过春季学期的演练，最难的教学主体设计已完成，现在并不需要把原来的课件推倒重来，只需适当地传插一些东西进去，让老师们对教学效果有个比较好的掌握，做到比原来线下课堂里还清楚，然后可以据此调整课程的难易程度，最终可以趋近自己的教学质量目标。

教学管理、方式亟待转变

　　《中国教育网络》：除了以上三个方面，您觉得还有那些方面需要作出转变来提高在线教学的质量？

　　于歆杰：以上三个方面可以说是直接因素，此外还有一些间接因素也需要作出调整，比如学校的管理模式和课程的教授方式。

　　首先是学校的管理模式，比如说原来是清华是两节45分钟的课，中间休息5分钟， 组成一次95分钟的大课，从实质等效的角度来看，这对于在线教学了来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对于老师来说，由于在线教学精力非常集中，要时刻关注方方面面，也因此比课堂内教学要累，而对于学生来说，由于一直盯着屏幕也很容易疲劳，因此要进行相应的改变，像我采用的是“20+2”模式，即讲20分钟休息2分钟，学生可以借这个时间上趟厕所、看看远处等。还有的老师采用的是“30+3”，这都是可以的。但学校的角度来说，这些调整可能就破坏了惯性的教学秩序。这虽然只是一个小例子，但也表明线上、线下教学的巨大差异对于教学管理的挑战。

　　与教学管理相似，教学方式也将有所改变。过去老师们上课常常需要重复上很多遍，因为为了确保课程质量，或受教室容量限制，课程的学生容量不能太大。比如500个人上课，可能就需要分成3个班，每个班100多人，因此就会出现重复教授相同内容的情况。

　　但如果以在线方式进行的话，500人在空中教室一起听课是没问题的。因为学生可以看到、即时听到老师讲课，老师也可以通过设计采集反馈，然后在通过一些大班授课小班研讨等方法，将原本需要重复三次的授课，通过高质量的空中大课堂一次完成。也就是说，会因此形成新的教育模式、教育形态。如果想得再远一点，终身教育也可以通过类似的方式来完成。

　　《中国教育网络》：考试一直是教育界很多人质疑在线教育的一个很重要的点，中国一直是一个考试大国，大家觉得在线教育如果不能解决考试问题，就不能替代课堂教育。您觉得未来的在线教育要怎么解决考试问题？

　　于歆杰：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问题不大，因为我所教的电路课，原本也都是线下考试，此次采取线上考试结果也还可以。而整体上关于考试，我觉得可以分成两种类型来看，一种是社会上的考试，比如英语四、六级，研究生入学考试等，类似这种大部分人只要愿意都能报名参加的考试，对监考的要求就非常高，因为存在部分人想要通过非正常手段来获得原本无法获得的资格的可能性。

　　对于这类考试，可以要求学生具有适合监考的硬件条件。比如此次研究生入学复试，需确保正面和背后两个摄像头，而且全程录像不能中断，如果做不到就不用参加了。这种考试作弊的诱惑比较大，所以必须要求在考生端实现比较严苛的监考环境才能保证公平。

　　另外一种考试是对学校里课程的考试。在清华我们推荐了三款不同的考试平台供老师们选择，但不管是哪种平台都不能圆满的保证考试的公平公正。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采取一些办法。

　　首先老师们可以改变出题角度，主动放弃一些需要学生记忆才能够答对的考核点。其次，在监考方面也要采取相应措施，还是需要学生出镜，根据我们的调研，要求学生配备一个摄像头还是能够实现的。第三，对于在校学生而言，在线考试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思政教育的机会。刚过去的这个学期，清华大学在期中考试和期末考试都设置了一个环节，那就是有一道分值为一分的主观题，要求学生在一张纸上抄写这样一句话：我承诺在考试期间不就考试内容与任何人进行交流，如有违背视为作弊，然后签名写日期。这一措施配合考试之前的学风教育，还是能起到作用的。

　　此外，在考试执行方式上，清华的老师也有两种尝试，目前看来也都是有效的。一是出题量比线下考试多很多，不管是选择题、填空题还是主观题，让每个人都做不完，让他们没时间交流。二是强行让全班同学同步考试，考试时第一道题早上8点下发，8：20统一上交，第二道题8：20开始，8：35统一上交，直到5道题做完。当然不能突然进行这样的考试，考试之前大概一周左右，用以往的一套试卷给学生进行了这一流程的练习，让学生主动调整适应这样的考试方式。

　　《中国教育网络》：从您的角度来看，此次疫情期间的大规模在线教育实践对我国教育事业有何影响？

　　于歆杰：我认为此次疫情引发的在线教学对于广大老师群体而言，是一次教育教学理念的启蒙运动。

　　举个例子，我对教学改革比较上心，经常参加各种教学研究的活动，但我发现经常来听的总是那些人。也就是说过去将近20年中，教务处、教师发展中心非常用心，但只能撬动清华大学上课老师中的10%-15%，剩下的老师对这一改革没有那么上心，因为他们可能觉得自己的授课质量可控，没必要进行改革。

　　然而疫情一来，让老师们不得不接受新的模式，无论对线上教学满意与否，这一学期下来，他们会发现线上教学和课堂教学不一样的地方，后期可能会总结回到教室上课可以借鉴的经验。因为几乎所有老师都被迫参与，所以此次疫情期间的大规模在线教学对广大教师群体教育教学理念的启蒙效果是非常显著的。

　　当然，我们也要清醒的看到，在线教学是一个颠覆线下教学惯性的系统性工程，需要对传统教育模式实现理念重塑、结构重组、流程再造、文化重构，在某种意义上要形成一种新生态、新常态，因此要更好的进行在线教学，甚至寄希望于以此改变中国的教育形态，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本文刊载于《中国教育网络》杂志，作者为本刊记者王世新、郑艺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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