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巾救女”起争议：个人募捐需要监管？

新京报插图/师春雷

　　据报道，南充男子王海林为给身患白血病的女儿治病，扮成女人在街头摆摊卖卫生巾筹款，王海林获得140万社会捐款。但其间王海林突然丢下女儿离开，让外界哗然。最新消息说，王海林称自己没有带钱逃跑，而是坐火车到济南给女儿找医院。对此，有关个人募捐后，善款该如何向公众“交代”，有人认为应该“监管”起来，有人认为外人对善款无权干涉。

　　个人对个人捐赠，唯一约束是道德

　　改善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将个人赠与行为的道德要求变成法律义务，不具有可执行的实际意义。

　　事情的发展，让媒体和捐款人一时间都不好接受。媒体报道王海林的突然消失和离开，给人一个他是突然离开并抛弃家庭的错觉。而此前发生过的类似案例，是受捐人接受到大笔捐款以后，并没有按照募捐的初始动机为小孩治病，而是用于翻盖新房。

　　可赠与行为就会有这样的问题。王海林通过吸引眼球的方式展示了自己家庭的困境，然后放上了自己的银行账号，发出了一个需要捐赠帮助的信号。大众首先选择拒绝捐赠公益组织，而偏好面向个人直接捐赠，媒体也偏好这样的故事，为此媒体的报道带动了广大的捐赠。而从法律关系上来讲，这种个人对个人的捐赠行为，属于无对价的赠与行为，其背后唯一的约束就是道德。从法律上来讲，当捐赠行为发生以后，资金的所有权就发生了转移，归受助人所有。

　　既然赠与后资金的所有权发生了转移，如何处置就完全是受助人的事情。但按照大多数人的捐赠习惯而言，尤其是最常见的帮助贫困学童，捐赠完了以后，捐款人都希望能进一步了解事情的进展，或者和受助人有更多的互动，收到他们的来信、感谢等等。可这样的行为，与法律是无关的，只是一种没有约束力的习惯。而对受助人而言，有些受助人并不一定将这种反馈视为当然的义务，有些时候也被作为生活上的负担，正常的生活秩序完全被影响。为此，王海林关机躲避媒体，于情不合，但也并无过错，情有可原。

　　但王海林这样突然地“冷漠”，无论是媒体还是捐赠人都感到颇为受伤。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势必会更多地削弱公众慈善所需要的相互信任。而改善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将个人赠与行为的道德要求变成法律义务，不具有可执行的实际意义。改善弱势人群的生存状态，如果不仅仅是基于善心做一次布施，而是要将其变成一项系统工程，要改变的不是为捐赠者或者受助者加上更多的义务，而是就系统工程本身做文章。个人赠与变为公益捐赠，需要从捐款、监督、执行、报告的各个环节，恢复其组织行为的本身，让志愿者组织或者公益组织参与其中，也让每个环节都有可监督可追责的执行人，避免让捐款人寒心，让受助人压抑。

　　为此，如果我们还就个人赠与进行探讨，这个道德的问题将永远纠结地存在。而有序可控慈善行为，还需要组织化的慈善行为，让更多人的善心能更有效地释放。 □姚遥（公益人士）

　　完善慈善制度，个人募捐才会淡出

　　破解个人募捐的弊病也不能靠监管，而是需要时间，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逐步解决。

　　一个本该温情的爱心事件，却闹出这样的尴尬，无论对于捐款者还是受捐家庭，都是一种伤害。在整体社会诚信度不高的当下，类似这样个人募捐引起的担心和争议，已非第一次。对此，有一种观点认为，应当对个人募捐进行监管，以防止有人挥霍社会的爱心，确保公众捐出的每一笔钱都花在慈善上。

　　个人募捐确实是种不成熟的慈善方式，不过如果想通过监管来解决此问题，恐怕行不通。说到监管，谁来管？是政府单位吗？个人募捐的账户属于个人隐私和财产，在法律上，政府何来权力对个人权利进行干预。是司法机关吗？只要募捐公开的求助信息属实，就不存在违法，司法机关也无权干预。

　　个人募捐与社会捐助，说到底是一种公民自治，它的规范靠的是公民的自律以及自我判断，这样的私领域问题，公权力不适宜插上一脚。应当说，绝大多数的个人募捐行为还是值得信赖的，并无需过于担心，利用爱心骗钱只是极少数现象。当然个人募捐最大的问题是，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常常会导致善款过度集中到一个人身上，超出其所需要的金额。但即便如此，破解个人募捐的弊病也不能靠监管，而是需要时间，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逐步解决。

　　中国目前的慈善水平还停留在初级阶段，公众捐助往往跟着媒体报道跑，慈善组织的地位弱化，这是大量个人募捐产生的土壤。而在国外，由于慈善组织发达，值得信任，民众基本都养成长期固定向慈善组织捐助的习惯，而若有困难个人或家庭急需帮助，也习惯于找慈善组织。如此，个人募捐就不可能大量存在。

　　所以，走出个人募捐的道德困境，有赖中国慈善组织的发育，慈善制度的完善，等到有一天我们有了和发达国家一样的慈善环境，个人募捐自然会逐步淡出。当然，在此之前，个人募捐仍然不可替代慈善途径，对于那些向社会求助的个人或家庭，我们还是少一些猜疑和指责，多一些善意和支持吧。 □国华（职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