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四海：强化数据内外双循环，激活高校发展生产力

　　“最近的一个阶段中，我们发现数据治理的瓶颈开始体现在不同单位信息化发展水平、不同业务领域数据覆盖面的差异上。”南开大学党委网信办主任张四海认为，其相应对策是双管齐下，引入外循环模式，强调普通用户参与，一方面进一步强化数据质量反馈，另一方面也为缺乏业务系统支撑的数据需求，解决数据源的问题。

　　在此次专访中，张四海还对高校信息化队伍建设、数据中台、IT治理等业界普遍关注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观点。

张四海 南开大学党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办公室主任

关于南开的信息化建设

　　《中国教育网络》：中国高校的信息化发展到今天，颇有些“百家争鸣，各有千秋”的味道，您认为南开信息化工作的特点是什么？

　　张四海：我是2000年进入当时的网络信息与教育技术管理中心，开始从事学校的信息化工作的，今年整20年。

　　作为信息化战线上一名老兵，从我的切身体会而言，南开的信息化长期以来走的是一条“以我为主”的发展道路，不贪大求全、不冒进盲从，注重投资效益，始终把握发展的主动权。

　　例如在项目建设上，坚持自主研究和确定技术路线，规避由厂商主导方案带来的潜在风险，很多时候甚至成为专业厂商的学习对象；又例如在人手极度紧张的情况下，仍然建立并维持了一支精干的研发队伍，在应用创新和应急响应等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

　　《中国教育网络》：作为南开的信息化部门负责人，您认为信息化工作的关键词有哪些？

　　张四海：用一句话来说，就是“跟得上发展，耐得住寂寞。”要能够适应信息化行业的高速发展和剧烈变革，迅速跟进新技术新理念新业态，掌握演进规律，及时调整工作思路和服务模式；也要正确认识体制机制改革相对于技术发展的困难性和滞后性，承受和化解师生对信息化工作的误解与偏见，做到持之以恒，在条件成熟时才能厚积薄发。

　　《中国教育网络》：您如何理解高校的IT治理？

　　张四海：个人理解，高校IT治理是指建立并完善学校信息化组织架构、决策机制、运行模式及评价反馈体系的措施和过程。

　　做好IT治理的关键是引导控制校内各主体从事信息化工作的关系、意愿和流程，形成广泛参与、普遍受益、共同担责的良性循环。

　　从行业趋势上来讲，IT治理用于公司治理已有相当长的时间，在国外高校的信息化工作中也有多年实践，形成了大量高水平、极具参考价值的方法和工具；从自身发展来看，国内高校的信息化工作已普遍迈过了单纯支撑业务的阶段，对于投资优化和风险管理的诉求日益高涨；因此我认为当前在高校开展IT治理不仅条件已经成熟，而且刻不容缓。

　　《中国教育网络》：我们将如何规划南开大学未来的信息化发展？

　　张四海：关于南开未来的信息化蓝图，像全面开展IT治理、深入推进大数据战略等这些业界普遍达成的共识，也是我们将要长期遵循和重点投入的方向。除此之外，我们还将在两个方面进一步突出特色。

　　一是强调信息化服务中的人文精神，将信息化与南开品格、南开文脉相互融合，通过信息化特有的时间与空间的重组，为营造新形态的育人环境与文化氛围创造条件。

　　二是突出信息化的科学性，从信息化自身演进发展的科学规律、信息化支持学校科学决策的方法论到信息化服务能力的科学评价和自我提升等多个维度，将信息化作为一门科学进行系统性研究，为学校信息化的长期健康发展奠定理论基础。

关于信息化队伍建设

　　《中国教育网络》：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当前南开大学信息化的机制体制以及信息化部门的人员队伍情况。

　　张四海：南开大学今年新成立了党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办公室、大数据管理中心，两单位合署办公，比起过去作为行政部门的信息化建设与管理办公室，进一步强化了党委对网信工作的全面领导，同时突出了大数据工作在学校事业发展中的战略地位。

　　从职责上，网信办主要负责贯彻落实上级关于网信工作的方针政策，研究学校网信发展战略、规划和决策，起草并执行学校网信工作规章制度、标准与规范，落实网络安全责任制，管理网络意识形态和互联网信息内容，统筹学校网信人才队伍建设。

　　大数据中心主要负责组织推动数据治理，数据资产全生命周期管理、数据共享和数据服务，制定和发布技术标准，归口管理软件资产、弱电工程和信息系统建设，信息化基础平台、校级门户的建设、运维和管理，网络安全、数据安全技术防护体系等。

　　内部主要按照业务范围和角色，分为建设规划、数据管理、运维、服务、研发、安全和行政等科室；职工以专业技术人员为主，自前身网络中心成立至今，队伍规模始终保持在20至30人之间。

　　《中国教育网络》：当前高校对于信息化部门是否存在角色错位的问题？在这个前提下，作为信息化部门主要负责人，您认为需要具有哪些要素和特点？

　　张四海：信息化部门在教育信息化发展的不同阶段，其对于高校的角色是在不断变化的，从最初的基础建设、设备维护到当前主流的技术指导、业务支撑，正在逐步向完善治理体系、引领创新发展转变。

　　在这个过程中的大多数时候，学校组织机构职能的调整都会不同程度地滞后于信息化发展步伐，造成的错位乃至“越位”和“失位”是普遍存在的。

　　比如现在业界经常说在高校做信息化工作要学会“受委屈”，其实就是错位的一种体现。这里面既有信息化工作开展本身遭遇的困难与阻碍，也有信息化工作人员个人得失的不平衡。

　　前者主要源于需求与投入、技术发展与观念转变、建设水平与保障机制之间的不相适应，大致从十几年前网络基础设施规模化到业务系统全面覆盖开始凸显。

　　后者体现在工作环境、职业发展、薪酬待遇等事关人员切身利益的方面与社会严重脱节，所造成的矛盾随着互联网行业成为风口、从业人员身价水涨船高而日益尖锐。

　　尤其不幸的是，二者的峰值在时间上大致重合。当然，对待这个问题也不能一味悲观。随着网络强国成为国家战略，信息化推动教育现代化得到普遍认同，我们已经看到了破局的希望。如何将政策支持转化为具体行动，需要全体高校信息化人在实践中共同探索。

　　作为高校信息化部门负责人，我认为：

　　首先要具备过硬的政治素质，与任何职能部门的主要负责人一样，贯彻落实国家战略和上级部署，把稳事业发展方向都是首要前提，在网络安全成为信息化工作重中之重、网络空间成为意识形态斗争主阵地的当下显得尤为重要；

　　其次要具有战略眼光和全局视野，能够立足学校改革发展的大局，避免走入为信息化而信息化的误区；

　　第三是要具有扎实的技术功底，信息化工作的一大特点是技术引领，必须能够紧跟前沿技术发展潮流，才能正确引导学校信息化改革发展。

　　《中国教育网络》：关于信息化队伍未来的成长路径，您有何思考？

　　张四海：过去限于队伍规模，信息化人员常常被要求管理要懂、技术要精、服务要优，固然体现了这支队伍的高素质，但毕竟是一种无奈之举，并不利于人员的个性化发展。

　　个人认为，在确保人员基本素质的前提下，应围绕“流动、稳定、多元”三个要素对管理、技术和服务岗位进行差异化规划。

　　一是摆脱过去闭门发展的困境，让管理人才在更大的范围内流动起来，在流动中求进步；

　　二是完善评价体系和晋升机制，让技术人才能专注于本岗，“稳得住，做得久”；

　　三是推动人力资源保障多元化，通过聘任制、服务外包、校企合作等多种形式实现服务人员队伍的灵活配置。

关于高校数据治理

　　《中国教育网络》：高校当前对于数据治理的需求日益迫切。您认为，高校开展数据治理需要着重关注哪几个方面？

　　张四海：在我看来，高校数据治理是以满足用户需求为驱动，服务教学、科研、管理为导向，以信息技术为支撑，持续提升数据质量、营造良性数据生态的一系列制度和措施，其根本目标是全面发挥数据价值，为高校事业发展赋能。

　　需要关注以下几点：

　　一是做好顶层设计，完善组织机构、决策体系、整体框架和标准规范，明确数据治理主体，制定长期规划并采取措施保证落实；

　　二是加强部门协同，做到权责明确、沟通顺畅，利益共享、责任共担、多方受益；

　　三是强调数据安全，特别注重保护个人数据尤其是隐私数据，将安全贯穿于数据治理的每个环节。

　　《中国教育网络》：高校数据治理最大的难点是什么，如何解决？

　　张四海：数据治理是一项长期持续的系统工程。从我们的经验来看，数据治理的初期除了要解决“数据孤岛”问题以外，还需要聚焦于提升数据质量，难点在于解决过去信息系统分散建设、数据烟囱林立的问题，推倒重来、一步到位又或是修修补补都是很难抉择的，这里面还要考虑保护前期投资、降低用户学习成本。

　　我们认为，选择适合自身高校实际情况的数据支撑平台产品，兼具技术实力和行业经验的服务商可以从很大程度上控制负面影响、降低实施难度。

　　来到数据治理的中后期，参与者整体意识的培养、人才队伍的建设将成为制约数据治理整体水平提升的关键因素。

　　关于前者，机构、部门的责任意识可以通过制度建设来强化，而对强调全员参与的数据治理工作来说，要强化普通用户的意识，一方面应该赋予用户对数据进行监督评价的权力，另一方面要让用户直观感受到数据治理对自身体验的改善。

　　关于后者，信息化人才从薪酬到职业发展的困境已经说了很多年，一直没有根本性改变，很大程度上是人才的价值难以准确衡量更难以跨领域地去比较。但是在新时期，随着数据作为生产要素纳入国家战略，我想我们具备了用数据本身来说话的条件，如果能量化表现出人才对于学校发展的价值贡献，推动待遇改善、提升岗位吸引力也就有了更实际的基础。

　　《中国教育网络》：您曾经说过，为了智慧校园的建设，要进一步深入推进数据治理，结合人工智能技术，研究搭建数据驱动的自动化决策模型并推广使用。如何理解这句话，能否为我们介绍一下人工智能自动化决策的机理和应用前景。

　　张四海：数据对于决策的作用，我想主要是两种形式。

　　一种是针对既有的决策命题，通过对大量数据的采集和梳理，为决策者提供精简、直观、最具相关性的分析结果以辅助决策，通常应用于宏观层面。

　　另一种是针对业务产生的海量数据进行伴随式分析研判，发现问题或问题的征兆时自动生成决策建议，甚至直接干预业务进程，通常应用在具体工作中，最常见的比如说网络安全态势感知，还有诸如针对学生成绩和心理健康的监测预警等。

　　未来随着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辅助决策的范围将不仅限于应对问题，而是全面服务于工作生活的各个场景，这一点在电商的运营上其实已经有所体现了。

　　《中国教育网络》：说到数据治理，不得不说到数据中台，对于高校而言，建设数据中台真的是迫在眉睫的事情吗？

　　张四海：从长期来看，高校建设数据中台或借鉴数据中台思维是一个趋势，但是否迫在眉睫，取决于对数据中台的理解。

　　数据中台的概念相对来说是比较新的，适应高校信息化发展的数据中台建设模式目前来看还没有形成共识。

　　广义上的数据中台可能被认为是从数据汇聚采集和存储、数据质量控制、数据资产管理到数据服务的一整套机制；

　　狭义的数据中台则是产品化的，用以解决数据服务无法满足业务应用建设需求的问题，特征是将数据封装成服务提供给前台。

　　对于前者，相信任何一所已经或即将开展数据治理的高校，都已经在着手构建其中的部分甚至全部环节；

　　而对于后者，则必须考虑学校信息化建设的实际情况，是否有数据治理整体规划，是否制定并能有效推行数据标准，是否形成了完整的数据资产目录，是否具备敏捷开发能力等等。在条件不成熟时贸然引入一套名为数据中台的产品，很可能水土不服。

　　《中国教育网络》：南开大学在数据治理方面有哪些经验做法？

　　张四海：南开大学自2007年启动数字校园建设，虽然彼时并未明确数据治理这一概念，但已经开始开展实质性工作，不断摸索提升数据质量的方案并持续改进。到目前为止的实践大致可以分三个阶段，从管理信息系统建设到加强数据共享再到数据内外双循环。

　　初期阶段，包括制定推行学校数据标准和UC矩阵，建设覆盖学校各业务领域的信息系统，搭建数据交换共享平台，初步实现公共数据在校内的交换共享。这个阶段的主要手段都是技术层面的，很多时候是信息化部门在唱独角戏。

　　中期的加强数据共享主要标志是升级数据清洗整合平台、数据质量监测平台，出台数据管理规定，通过明确权责提高职能部门的配合度，使数据治理真正成为一项全校性的工作，数据质量也得到了台阶性的提升。

　　最近的阶段，我们发现数据治理的瓶颈开始体现在不同单位信息化发展水平、不同业务领域数据覆盖面的差异上。相应对策就是双管齐下，引入外循环模式，强调普通用户参与，一方面进一步强化数据质量反馈，另一方面也为缺乏业务系统支撑的数据需求，解决数据源的问题。

　　有两个问题需要重视：

　　一方面，大学数据治理的主体、结构、机制和模式与政府、企业有较大的差异，数据治理模型与实践也有重新匹配的需求，目前针对高校数据治理的研究还需要深入，松散管理模式下的高校数据治理需要走的路还很长。

　　相对于企业的数据治理，我个人感觉美国圣母大学对数据治理模型的实践、纽约大学在校务数据上的治理以及加州大学针对招生数据的治理案例可能更有借鉴意义，也就是针对高校某一个业务域做专题数据域的治理，以点带面，分级分类分阶段目标去实践数据治理，进而实现整体预期目标。

　　另一方面，数据治理的效益是全局性和长期性的，也应该是一项学校全局性和长期性的工作，不只是信息化部门单独承担的业务。

关于疫情的信息化思考

　　《中国教育网络》：疫情期间，如果只说一个重要感受的话，您的感受是什么？

　　张四海：最重要的感受就是信息化要动真格的。当然，这并不是说过去的信息化工作都是虚有其表，而是指信息化在教育活动中的地位得到了根本改变。突出体现在网络教学的大规模应用、数据治理对疫情防控的支撑等。

　　离开信息化，教育现代化根本无从谈起，信息化正在经历从推动教育改革发展的辅助角色向决定性力量的历史性转变，而疫情期间的实践极大缩短了这一进程。

　　《中国教育网络》：疫情带给您关于信息化哪些新的思考？

　　张四海：主要有两方面。第一个是高校数据治理应当坚持“以我为主”，要紧密结合学校自身信息化建设实际，从现状出发、从教育行业出发，做好产品选型和合作方选择，不要过分追求新概念，不被口号喊着走；高校需要有自身研发的能力，要不断提升学校自身技术人员队伍的能力，起码保证能够独立完成架构设计、标准制定等工作，最好可以完成一些轻量级应用的自主开发。

　　第二个是应该尽快建立学校全量数据资产目录。数据本身的访问应该是安全的、严格控制的，但目录应该是开放的、可见的，让业务部门和用户在了解学校数据全景的前提下主动去发掘数据价值，效果远远好过信息化部门闭门造车。

　　未来几年，南开大学将继续推进基于“人”的视角完善数据，基于“数据”视角完善数据开放服务，基于“数据决策”视角推动数据应用。通过数据资产、数据过程和数据组织三个领域的治理实践，围绕数据内外双循环建设一个数据开放、服务融合、应用创新的良好数据生态环境，把数据这一生产要素转换成促进学校发展的生产力。

　　来源：《中国教育网络》杂志
　　记者：王世新、朴艺娜
　　责编：项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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