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大博导“诱奸门”，一纸通报还不够

非常评

7月10日，博导吴春明被厦大学生曝出诱奸、性骚扰女学生，一时间被称作厦大博导“诱奸门”。之后该事件一度消隐于公共视野。10月13日，有当事女生做客电视台曝光“吴在办公室拿出避孕套”等细节，让事件再受关注。昨日21时30分，厦大通过官微发布通报：查明吴春明与一名女研究生多次发生不正当性关系，并对另一名女研究生有性骚扰行为属实，经研究，决定给予吴春明开除党籍、撤销教师资格处分。

3个月里，为何不公布实时调查进展

厦大校方对吴春明的处理，固然回应了舆论关切，但光满足于3个月后的“一次性答复”还不行，它还应就沉默3个月作出解释。

3个月前，事件刚发生时，我曾在新京报撰文指出，称“女生的网帖应看成是向司法机关的公开报案，当地警察应主动介入，而不必等待厦大移交。”现在想来，当时的言论并不完全妥帖，就涉嫌性侵女生的犯罪而言，公安机关通常是接受受害人及其亲属报案才立案侦查。可就该事件情况看，似乎并无受害女生向警方报案的公开信息。正是基于“受害者未报警”的可能，不少法律人士劝涉事女生：若确实掌握遭性侵的证据，不妨向警方报案并提供相关证据，不宜久拖。

但对涉事网帖中涉及吴春明挪用学术经费一事，涉嫌贪污犯罪，事涉公共利益，相关司法机关当视其为公开举报，主动介入。实质上，有媒体披露吴春明已“承认了和女生开房的发票在国家课题里报销”。而这显然也亟待有关部门查证，尽早给出确切结论。

对于校方，如今终于公布了调查结果，并给予吴春明处分，这也算回应了舆论关切。但要看到，它几乎是时隔3个月后的首次“开腔”通报，而在此期间，校方成立的调查组除了7月21日回应暂未收到诱奸证据外，调查进展之类一直密不透风。是的，或许该案案情复杂，还原真相需要时日，但即便如此，公布实时调查进展又有多难？比方说，调查组究竟是如何调查的？找过这些受害女生吗？若不通过受害女生入手，不通过其寻找相关证据线索，又如何能查清所谓“诱奸”和“骚扰”的事实？

也正因校方在这3个月里很少发声，才有当事人“校方不公布我们公布”的姿态：自称受害者的“青春大篷车”又曝出了导师“办公室拿出避孕套”的新料；“汀洋”则称，又找到三名自称被诱奸的女学生……还有教师节前，256位高校教师和学生联名致信教育部部长，呼吁彻查此事。

而今，吴春明已被撤销教师资格，这是其咎由自取。值得注意的是，近日教育部对高校教师颁布的“红七条”禁令中，就有“教师不得对学生实施性骚扰或与学生发生不正当关系”。相关禁令还提到，“对教师严重违反师德行为监管不力、拒不处分、拖延处分或推诿隐瞒，造成不良影响或严重后果的，要追究高校主要负责人的责任”。厦大校方在此事上有无监管不力、拖延处分，还不好说，但3个月内保持缄默，已颇受诟病。

所以就此事看，校方不能满足于3个月后的“一次性答复”，还应就沉默3个月作出解释，而当地警方该对吴春明有无挪用经费给个说法，否则很难为此事画上句号。 □刘昌松（律师）

性骚扰事件，高校该怎么调查

目前高校处理性骚扰问题的机制和程序还是难去官僚化，并没有公开可监督的预备方案和时间承诺，难怪公众不断催问和施压。

厦大博导“诱奸门”，其值得关注的价值，不仅在个案处理结果，更在前后几个月内学生的揭露抗辩到各界讨论，将高校性骚扰问题引向问责和制度建设的路径，教育部日前出台“红七条”就是这方面的成果之一。

其实很多大学都处理过这类事情，只是没标出“性骚扰”的标签。而三个字的意义在于：一是能区分有直接受害者的侵权行为和一般的品德问题；二是有助于去除对性的禁忌；三是警示性当中的权力关系，而不是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性是无是无非的纯私人领地。本质上，道德问题诉诸个人内心，防治性骚扰讲的却是行为规则、人际界限，追求可依循操作的治理方案。所以，厦大的受害学生从一开始就用“性骚扰”定性事件，教育部也终于接纳这三个字，从个案议程到政策议程，宣示意义都很重大。

学生上网曝光，是因对校方的不信任，在厦大方面启动调查之后，不少人对程序多有批评。性骚扰事件的调查当然不能一味求快，但涉事学生和公众与其说是一直在倒逼真相公开，不如说是担心事件在拖延中不了了之。所以关键问题在于，有没有合理、可信和规范的机制程序来处理投诉，有令各方都能接受的必要的时间表。

遗憾的是，目前高校处理内部问题的机制和程序还是难去官僚化，并没有公开可监督的预备方案和时间承诺，难怪大家不断催问和施压。本质上，公众要求的，不是一个孤立的处分，而是长期可靠的机制公示：今后再有学生遇到这种事情，会知道该怎么做、能得到什么。

调查性骚扰的过程中需要关照各方权利，这也不是传统的高校管理模式能保证提供的，因为要做到这点，既需要讲与性骚扰有关的专业性，而这涉及法律、人权、性和性别，也要讲平等与民主。在国外，一些高校会设置专门委员会处理性骚扰投诉，在中国目前这还只是倡导目标。当然，基于中国的情况，或许未必要重设班子，利用现在已经存在的一些治理机制，如教师代表制度，设立必要的规则，给责任人必要的培训，或许最合理。

个案推动式处理未必能复制，在性骚扰问题上也一样。所以对厦大方面来说，重要的不仅是给学生和公众一个结论，更是必要的机制性反思；而教育部门在立规约禁止性骚扰外，也要多在如何防治上着力。 □吕频（专栏作家，女权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