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教融合开启智慧教育

　　在教育信息化的过程中，教师的角色始终存在，但可能会以更多样化的形式发挥作用。

2020年10月10日，福州市蓓蕾幼儿园的小朋友们在体验机器人互动课堂

　　2020年12月4日，2020中国企业家博鳌论坛“创新合作 5G赋能产业高峰论坛”发布了《5G融合应用发展白皮书（2020）》（下称《白皮书》）。其中，“5G+智慧教育”被列为重点发展的五大领域之一。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加快推进教育信息化建设。随着《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等一系列文件的颁布实施，科技与教育不断融合，教育信息化水平进一步提高。

　　值得一提的是，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以互联网教育为代表的新型教育方式发挥了巨大作用。与此同时，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的教育信息化水平还存在许多不足，尤其在一些经济较为落后的地区，信息化水平差距更为明显。

　　如何突破教育与科技融合发展的障碍、提高教育信息化水平，让全民共享科技教育、智慧教育的成果，是全社会都需要关注的问题。对此，《环球》杂志记者采访了中国电子学会现代教育技术分会主任委员、北京大学数字化学习研究中心教授汪琼。

教育信息化本质仍是为了教育

　　《环球》杂志：中国的教育信息化主要经历了哪些阶段？现阶段主要有哪些技术应用较为广泛？

　　汪琼：中国教育信息化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主要工作是提升师生信息技术素养，建设内容是为教研组配备备课上网的计算机，建立计算机房为学生开设信息技术相关课程；第二阶段的工作是促进信息技术与学科整合，支持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利用信息技术，建设内容是让每间教室都成为多媒体教室，学校或地区建设教育资源库；第三阶段的工作是推动信息技术支持教与学的全过程，主要工作是建立云端学习空间，教学资源不只是支持教师备课，也允许学生在学习中使用，教师可以安排更多的电子作业和使用信息技术的学习活动。

　　这三个发展阶段的信息化系统建设主体有一些变化，第一阶段主要是地区或者学校自己投资建设，信息化系统由学校管理；第二阶段开始出现一些地区教委统一搭建全区学校的教育信息化系统，比如建设资源库、网络学习空间等，信息化系统由地区教育信息中心管理；到现在的第三阶段，越来越多的教育公司开始提供智慧校园云解决方案，比如学校智慧大脑系统、智能学习支持系统等，并将其客户学校联结起来，实现跨学校跨地区的教育信息化资源和经验方面的沟通与交流。

　　《环球》杂志：有观点认为，教育信息化将颠覆以教师为中心，面对面、“黑板+粉笔”为主导的传统教学模式。你怎么看？

　　汪琼：毫无疑问，信息技术会对教学的方式方法带来影响。教师可以利用新的技术手段丰富教学活动的组织方式，打破传统的时空限制，也可以做到更为精细化的学习支持。

　　但是，信息技术不是要完全取代教师，脱离教师的本职工作来谈教育信息化是不成立的。在教育信息化的过程中，教师的角色始终存在，但可能会以更多样化的形式发挥作用。我认为，就目前的技术环境，基于信息技术的教学活动如果想要取得最大的教学成果，还要依赖教师本人的精心设计。另外，许多从事教育技术开发的公司提供的教学信息系统所支持的教学策略，也是基于教学经验和教育理论的，因为它需要通过教学效果的反馈来提高算法的精确性。

技术要发展，观念也要突破

　　《环球》杂志：欧美等发达国家的教育信息化与中国相比有何不同，有哪些经验值得借鉴？

　　汪琼：由于国情的原因，欧美国家开展教育信息化的时间比中国要早。但近年来中国在这方面投入比较大，双方总体的技术差距已不明显。我本人去过欧洲和美国的一些学校，整体感觉欧美学校在硬件方面不如中国，所用电脑比较老式。在软件方面，其教育软件系统更新也不算频繁。相对来说，中国学校的教育信息化硬件装备总体较为先进，软件更新速度较快，有些学校的信息化系统还没怎么用，就更新换代了。这在某种程度上也造成了教育资源的浪费。

　　在教育信息化理论研究以及理论转化成实践方面，中国与欧美国家还有差距。比如，欧美高校教育研究人员会与一线学校有很多深层次的合作，通过在学校蹲点，发现规律、总结经验，然后上升为理论、形成论文。相反，国内教育界对这一块的工作重视不够，一些专家虽然也会去学校做研究，但更多的是去学校指导，深入观察有限，所得结论对教学实践指导不足。

　　事实上，单从技术角度看，中国教育信息化系统技术水平并不低，只是在教育应用方面品种有些单一，大多数应用是对现有工作模式的模拟，虽然在效率上有所优化，但缺少创新性、革命性的产品。这可能与针对具体问题的理论研究跟不上有关。

　　另外，从事教育信息化的企业与教育界的深层次合作还不够，很多企业借教育界的牌子，但并没有真的在产品研发中吸纳教育界的成果。

　　《环球》杂志：目前中国推进教育信息化实施还需要突破哪些障碍？

　　汪琼：目前对中国推进教育信息化实施影响最大的还是人的观念问题，我们对教育信息化的认识还有待提高，比如，有些学校现在还在要求检查教师全学期完整的手写备课本、不接受电子教案等。

　　再比如，一些学校仍不敢在课堂上要求学生使用电子设备，不敢让学生带电脑到学校，更不敢推荐使用App。原因很多，包括担心学生滥用设备（打游戏等）、影响视力，担心社会舆论压力，等等。为避免矛盾冲突而不作为，可能是影响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融合的最大障碍。

　　教育信息化需要多方利益体共同参与，监管是为了让发展更为顺畅，而不应阻碍发展。本着一切以学生利益为先的原则，在实践中摸索寻找平衡点，用智慧解决问题，是教育信息化发展的正道。

教企合作助力科教融合

　　《环球》杂志：疫情暴发后，各地纷纷推出线上教学等模式，但在使用过程中也出现了“视频掉线”“网络卡顿”等现象。原因是什么？

　　汪琼：网络上有些人认为“这种现象是由网络基础设施不够造成的”，我对此不认同。众所周知，这次疫情暴发有一定的突发性，网上教学也是临时性决定，因此出现视频掉线、网络卡顿这样的网络问题是正常的。通俗地讲，之前的网络服务能够满足正常的教学需求，很多学校没有必要购买一个更快的网络服务。因为疫情突发，现有的网络服务难以满足特殊情况下陡增的网络需求，这才发生了前面提到的一些状况。

　　我认为，科技的进步需要一些关键事件推动，教育信息化发展亦如此。

　　《环球》杂志：随着5G、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中国在教育信息化上还应做好哪些布局？

　　汪琼：5G等新技术的推广和应用，意味着更多的教育活动可以打破时空的限制。这为教育资源全民共享提供了可能，同时也激发了一线教育信息化应用的活力。我认为，一方面需要加强教育界与学校教学的联系，用教育教学理论启发和指导教师的教育信息化实践；另一方面也要鼓励教育类企业广泛参与解决教育信息化中存在的难点问题，比如，研发虚拟教学工具、学科教学软件等。

　　当然，随着5G、人工智能技术得到广泛应用，新技术应用于教育所产生的伦理问题和监管问题值得重视，这包括数据安全、学生隐私保护等。教育管理部门也需要制定一系列规章和规程，比如要求企业方为入校的系统做出伦理应用承诺，要求学校对学生、家长做知情说明，在教师培训中增加技术应用伦理方面的警示内容等。

　　《环球》杂志记者/黄红华

　　来源：2021年1月27日出版的《环球》杂志 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