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大有可为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中提出，“探索发展股份制、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允许以资本、知识、技术、管理等要素参与办学并享有相应权利。”作为首次引入职业教育界的新概念，“混合所有制”一经提出，立刻成为热议的焦点话题。

　　十八届三中全会特别强调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指出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目前，混合所有制正成为新一轮国企改革的重点，各地相继出台混合所有制改革方案，不少央企也纷纷提出改革计划。

　　虽然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探索实践已有多年，并非新鲜事物，但将其正式引入职业教育领域，尚属第一次。我国职业教育近年来发展快速，成绩显著，然而由于受计划经济模式影响，政府往往包办学校的方方面面,存在体制僵化、办学封闭、活力不足、缺乏特色的弊端。作为一种跨界教育，职业教育一头连着学校，一头连着产业，因此，要办好职教，必须走出封闭的围墙，与行业、企业、产业合作，充分调动社会要素。从国际经验来看，不少国家非常重视私立职业教育，譬如美国高中后职业培训学校只有少数是公立性的社区学院，大多数是私立性质，二者的比例为1:6。在教育改革进入深水区的今天，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用市场的力量来办学，大胆试水“混合所有制”职业教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混合所有制的本质是产权主体多元化。发展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一方面可以消除各种所有制形式之间孤立并存、相互封闭的体制痼疾，实现不同所有制形式互相联合、优势互补。另一方面，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实现“管办评”分离。当前，政府部门作为公办职业院校唯一的出资人，往往运用行政手段管理学校，行政化色彩严重，导致学校缺乏自主权，教师缺乏积极性。发展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有助于减少政府对教育资源的行政性配置，推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机制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逐渐实现“政府宏观管理、学校自主办学、社会监督评价”的机制。

　　尽管混合所有制具备理论上的种种积极意义，但是，到底该如何举办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让其发挥“鲶鱼效应”，还需摸着石头过河，大胆探索，先行先试。

　　首先，要鼓励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公办职业院校改革。鼓励各种社会组织、公民个人、企业投资、参股举办公办职业院校。要真正打破行政化垄断体制，放开准入限制，不能开了玻璃门，还有旋转门。应允许大企业参与公办职业院校的投资和办学，进入学校理事会和领导班子任职，并参与学校的实践教学、产学研合作、实习实训等，同时，职业院校的教师也可以进入企业挂职，让教师和企业管理人才、校长和企业CEO（首席执行官）可自由转换身份，打造灵活的办学体制。要吸取国企改革教训，避免一股独大，穿上的混合所有制的新鞋，走的还是以前的老路。

　　其次，试点部分公办职业院校“转制”，减少或停止财政拨款，改用民营机制。“转制”不是改变公办职业院校的所有制，也不是“卖学校”或“私有化”，而是将学校的所有权与管理权分离，将学校委托给其他组织或个人管理，实现投资体制、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转变。随着高等教育适龄人口萎缩，一些公办高职院校面临生源荒，政府可以通过委托管理、合作办学等方式，允许优质民办职业院校或企业参与举办改造现有的公办职业院校，资产属国有，经营权归民办，学校自主筹集办学经费、自主聘任教职员工，激发学校办学活力，使之成为产权多元化的混合所有制学校，目前国内已有成功先例。

　　再其次，按照“入股自愿，股权平等，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原则创建民办职业院校。早在十年前，浙江台州就诞生了国内第一所“混合所有制学校”，企业占80％股份，政府占20％股份。时至今日，类似的“混合所有制学校”还不多见，但其前景非常值得期待，有望通过政府经济杠杆撬动民间资本投资职业教育热潮。目前，国家正在探索营利性与非营利性民办学校分类管理，这也将有利于进一步明晰民办职业院校的合法身份、法律地位、法人属性、产权归属，为股份制民办职业院校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作者系江苏省民办教育协会副秘书长，无锡太湖学院高教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