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中国乡村儿童福利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新华网乌鲁木齐11月19日电（记者杨春雪、吴凯翔、周生斌）在中国西北边境的一个村子里，7岁的脑瘫患儿萧萧（化名）在土坯房里扶着助行器卖力地挪步。身旁指导鼓励他的除了家人，还有一个特殊的“亲人”——村儿童福利主任祁凤伟。

　　萧萧母亲说，如果没有祁凤伟，孩子不可能康复到目前的程度。

　　2010年5月，国家民政部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等学术机构，启动了“中国儿童福利示范项目”，协助中西部五个省份的120个村设立儿童福利主任岗位，全面了解基层儿童生存发展和受保护状况，并帮助他们获得基本社会福利服务。

　　祁凤伟就是村儿童福利主任中的一员，他们每周都走访村里十几个孩子的家庭。2011年冬天，祁凤伟在走访中了解了萧萧的病情。

　　萧萧一出生就被诊断为脑瘫，父母带着他四处投医不见效。“后来家里的钱都花光了，他的病就一直拖着。”母亲说。

　　在祁凤伟的帮助下，萧萧于2012年申请到了最低生活保障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并在2013年接受手术和引导式治疗。“以前手都抓不住东西，现在手能握笔画出三角形了，还能自己吃饭、穿衣，医生说他将来有希望独立行走。”萧萧父亲说。

　　“我们在农村，孩子病了就只知道自己借钱治病，不知道国家还有这么多政策支持我们，是祁主任告诉了我们这些政策，也把我们的情况反应到上面。加入了低保和新农合，我们负担的医疗费用少了很多。”提起这些，萧萧母亲感激地流泪。

　　祁凤伟所在的村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霍城县，全村居住着维族、汉族、哈萨克族、回族四个少数民族的两千多名村民。“村里有6个残疾儿童、1个大病儿童、14个单亲儿童……这些处在特殊困境中的儿童我每周都会去看他们。”祁凤伟说。

　　由于城乡、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中国仍有数以千万计的儿童处于不同类型的困境之中。

　　“尤其在中西部贫困地区，有些家长不知道该怎么给孩子上户口，有些孩子没钱治病也不知如何申请救助，信息传递不通畅、救助申报程序复杂，这严重影响了儿童福利服务的及时性。”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儿童福利研究中心主任高玉荣说。

　　“儿童福利主任正是连接各职能部门与村民的桥梁，他们的工作之一是要对全村儿童生活状况进行摸底，并及时将儿童的需求传递给当地政府部门，跨越以往儿童福利服务难以到达的‘最后一公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卫生官员许文青说。

　　据统计，2010年以来，在山西、河南、四川、云南和新疆五个省区的示范项目村，村儿童福利主任协助3550名儿童办理了户籍手续，为6649名孤儿申请到了孤儿津贴，为8083名贫困儿童申请到了最低生活保障，为4084名儿童申请到了教育补贴，为708名病残儿童申请到了补助或辅助设备。

　　“试点地区近8万名儿童都有了各自的动态电子档案，村儿童福利主任可以随时将儿童及其家庭情况的变化上传，供乡、县、州使用，并最终收录到民政部项目的信息系统。”许文青说，“儿童福利主任的工作填补了儿童及家庭信息收集、管理、使用的空白。”

　　除了生活上的关照，儿童福利主任还注重孩子心理的成长。

　　在伊宁市伊宁县墩买里村，孩子们在堆满滑板、球拍、积木等玩具的房间里嬉戏，音乐响起，他们跳起民族舞。“这是项目启动后村里专设的儿童之家，我每周都在这里组织孩子做游戏。”该村儿童福利主任买里哈巴·阿布都米吉提说。

　　“平时听说村里有家长打孩子，我就主动和家长聊一聊；听说家庭出现问题的也主动去看看孩子；遇见学龄儿童在街上闲逛，我就主动询问劝导，很多孩子开始沉默，后来渐渐开始跟我聊心事。”伊宁市伊宁县中吐鲁番于孜村的儿童福利主任热娜古丽·乌斯曼说。

　　各村的儿童福利主任都是该村的村民，他们接受了一些社会工作培训，深入到家庭、田间地头帮助乡村的孩子解决问题。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说，正如上世纪60至80年代活跃在中国农村的赤脚医生，儿童福利主任正是中国的“赤脚社工”。

　　这些村儿童福利主任没有正式的劳动合同，不算正式的职业，只有每月800元的补助。“虽然收入微薄，但是他们所做的事情对孩子们来说意义重大，对我们整个社会来说也有着深远的影响。”伊犁州民政局副局长陈治华说。

　　萧萧如今到了上学的年龄。但是“因为不能走路，特殊学校不接收；又因担心家长陪读会影响其他孩子，正常学校也不接收。”萧萧母亲说。

　　上学读书成了萧萧全家人最大的愿望，也是祁凤伟的愿望，她已经将萧萧的情况汇报给县里政府部门。

　　“他们在跟学校协调，我相信不久萧萧就可以背起书包上学了。”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