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考产业”搅乱教育生态

　　“助考产业”强化了应试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招考选拔异化，如果商家和考生双方均把“助考产业”看作应试的一条捷径，则容易走偏。

　　■李爱铭

　　2015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开考在即，日前举行的考务安全工作视频会议上，“考试培训”与“考试安全”之间的关联，成为关注热点。防止考试培训异化陷入“灰色地带”，已刻不容缓。

　　随着近年来考研大军不断扩容，“助考产业”日益繁荣。社会上各种商业应试培训班、培训课程层出不穷。英语、政治等公共基础课涌现出全国各地走穴的“名师”；即便不同高校、不同专业的特色专业课，也有培训机构提供“考霸”的复习笔记，甚至与相关高校的名优师资挂钩，敢于承诺“保录包过”……为提高应试的保险系数，培训班成为大批考生的“必修课”，学生普遍支付上千元到上万元不等的学费。

　　事实上，“助考产业”不仅在硕士研究生招考过程中存在，在各类高利害的考试和选拔中，商业机构敏锐捕捉商机而催生的“助考产业”，也几乎无处不在。在不少地区，那些择校热门的优质民办初中，校门口都有商业培训机构派人员“蹲点”，待学生考完后“取经”，整理出“应试秘笈”出售给潜在家长和学生。名牌大学自主招生刚一推出，大大小小的培训机构立即各显神通，应试题型解学生之渴的同时创造出新商机。公务员考试、工程师证书考试……各种针对考试的培训班应有尽有，在培训机构的“对策”支持下，诸学子应试“游刃有余”……

　　“助考产业”的繁荣，是市场服务“补白”公共教育服务的结果。从小学到高中，学校提供基础教育服务，为孩子成长提供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而校外培训和补习机构，则为孩子提供个性化、可选择的服务。“助考产业”作为直接针对考试的操作性培训，通过短期突击性应试训练，帮助考生在最短的时间内通过考试，实现升学或者就业目标。考生有需求、市场来补白，本无可厚非。但“助考产业”与教育公共服务不同，它以商业利润最大化为价值取向，其商业性质与教育功能之间的矛盾日益显现。

　　“助考产业”强化了应试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招考选拔异化，能力测评异化为考分，影响人才选拔。以考研为例，学术型硕士研究生考试，本意是选拔出有一定学术研究能力的人继续深造，因此对英语、政治等基础性要求设定了门槛。但考研英语培训往往通过模式化训练来帮助学生获得高分。高分背后，英语水平难言真正提高。考生把主要精力放在应试分数上，真正的科研能力、发现问题的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等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干扰了研究生人才的招录。

　　同时，“助考产业”不断寻找商机、制造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社会的普遍焦虑感。以小升初择校为例，不少商业培训机构挖掘商机，宣传奥数证书是进入热门民办初中的“必备利器”，并纷纷自行组织各类奥数竞赛、发放奖项和等级证书。不明所以的家长感觉奥数成为“必修课”，把孩子从小送进各类收费奥数培训班，不断参赛以“攒证”，普遍增加孩子的负担。无论什么考试选拔，只要是高利害性的、选拔性的，各类商业培训就会如影随形。但其中，培训水平鱼龙混杂。

　　而且，如果商家和考生双方均把“助考产业”看作应试的一条捷径，则容易走偏。商业机构“掘地三尺”搜罗考试真题，对正规考试的正常题库建设等造成困扰。而各类考研的“包过”班，靠什么去承诺“包过”？要么是虚假宣传，要么是有真卖点。如果培训班的“卖点”是参与命题的教师，会否泄密？如果高价聘请“枪手”应试，是否直接涉及考试作弊？歪门邪道的“捷径”，已游走在违法乱纪的边缘。

　　因此，完善教育培训市场的管理，特别是“助考产业”的管理，已迫在眉睫。从割断命题者、师资和培训机构之间的利益链条角度来看，日本和韩国的应试产业都非常发达，但不允许公办学校的在职教师兼任商业培训机构之职，以从源头上严格限定。从培训内容上来说，教育培训机构，其培训内容有必要经过教育主管部门审查，加强规范监管。从法律法规角度来说，应防止培训机构“助考”行为走偏，建立信用管理体系，打击和预防涉考违法犯罪。（作者系上海市教科院民办教育研究所科研员、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