乖听话之中国式家教与创新精神的培养 你中枪了么？

　　乖，听话！到学校要听老师的话！在单位要听领导的话，不要跟领导顶撞！亲，这样的话你是否说过或者是经常说？你是否意思到你正在抹杀孩子的创新精神！
　　我想这也许是大多数中国家长说过的话！但是必须承认的是，听话跟创新之间是有矛盾的！试想，一个从小到大习惯于听别人话的人长大后会具备创造性思维具有创新精神！
　　仔细考量一下“听话”教育，当会发现：它的评价尺度就是家长的话、老师的话、领导的话，它的教育方式则是训诫，它的目的就是搜索抹杀个性，它的后果就是扼杀人的创造思维。就以学校的班主任工作来说。本来班主任工作应该是最具个性特色的工作，他们的知识素养、人格魅力、性格特征深刻影响着学生，可现实情形是，班主任工作恰恰成了最机械、最刻板、也最没人情味的工作。他们必须严格按照校纪校规来塑造学生，丝毫不能行使自己的意志。老师怕触规，也时刻提醒学生不要触规。师生一天到晚战战兢兢生活学习在校纪校规之下，最有个性也早就被磨平了。从这样的教育环境中走出去的学生，很难相信他们具有多少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

　　“听话”教育是中国的国粹，渊源有自，因为它切合中国的国情，故很少有人对此进行过质疑和反思。它的产生与延续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自古以来，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大一统的皇权专制制度，总是动用各种各样的手段，将辖下的百姓治理得服服帖帖，以“良民”和“顺民”相要求，希望百姓永远效忠皇上，以维护其专制统治。“听话”教育是伴随专制制度而来的，它是专制统治的衍生物，其危害性不可小看。中国的创造成果为什么这么少？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华夏民族，居然为人类大家庭只贡献了“四大发明”，后人为此还自豪得不得了，真是令人汗颜。中华民族的创新能力真就那么低下吗？我看未必。中国人并不缺少智慧和创新意识，问题是历代统治者奉行的愚民政策和奴化教育，也可以说是“听话”教育，极大地扼杀了中国人的创造能力。虽然不能把所有原因归结到这一点上来，但这种教育模式难辞其咎。
　　纵观中国历史，有一种现象颇能发人深省。凡是皇权专制制度得到巩固、大一统的局面开始形成的那一个时期里，往往是科技、经济、文化的发展进展缓慢或者是停滞的时期，而大一统的局面被打破，群雄蜂起，形成诸侯割居局面的那些时期，恰恰会出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现象，科技、经济、文化高度繁荣，如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南宋等时期就是如此。“四大发明”中的三大发明就是完成于南宋的。这倒不是说，封建割居必然会出现这样的结果，而是说，大一统的局面被打破以后，统治阶级失去了钳制百姓思想的能力，老百姓的个性和创造能力有了自由伸张发展的空间，因而促进了文明的进步。问题是，因为没有好的体制做保障，统治者害怕分裂，百姓也不希望社会不安定，上下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太平盛世里，所以统治者的愚民术得以畅行，百姓则安于做一个“良民”和“顺民”。“听话”教育之由产生的社会根源即本于此。
　　对于“大一统”的国家是这样，作为“小一统”的家庭和学校何尝又不是这样呢？父母亲要确保家庭和睦，自然从小就要对孩子进行“听话”教育，学校要追求教育质量，就不能不制订一系列的规章制度，对学生实施“听话”教育。笔者在此不想全盘否认“听话”教育的积极意义，只想指明一个事实，即“听话”教育与“创新”教育事实上已经形成了一对悖论。家庭、学校如果大力倡导“听话”教育，势必会影响到创新教育的开展。因为“听话”教育说到底就是共性教育，它与旨在以个性发展为前提的创新教育是不相容的。
　　如果这类现象不改变：当孩子合理地指出师长的错误时，39.4%的家长会生气；当孩子的问题让父母无法回答时，33.1%的家长会不满，创新教育怕不免有所危机。当45.6%的家长不许孩子犯错，大部分家长信奉只有严惩，才能使孩子吸取教训，“听话”教育的危险性就不能不令人深察。
　　那我们面对这样的局面应该怎么办？至少在家里应该做到少要求听话，多鼓励创新。
　　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记者会上，山西省副省长张平，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主任郗杰英，安徽省教育厅副厅长李和平和上海文学杂志社社长赵丽宏等全国政协委员围绕“促进教育公平提高教育质量”答记者问。
　　“按达到GDP4％的目标计算，今年对教育的财政投入增加100亿元，这是非常大的一笔资金。这个钱怎么用，全社会都在关注。要用得更廉洁，更让老百姓放心。”张平委员说。在谈到农民工子女上学问题时，张平表示：“政府应该无条件接收、不打折扣地接收农民工子女上学。”
　　谈到我国青少年的创新水平时，郗杰英委员表示：“总的来说不太高，这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都有关系。”“最重要的是我们对孩子创新想法鼓励不足，更多地要求孩子听话。现在我们应该对孩子说‘人人能成功’。”要发掘每个孩子的特征和优势，鼓励他们的创新思维和创新行为。
　　针对高考移民问题，李和平委员表示：“要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从国家层面上，要对各类教育资源，包括优质资源结构进行统计，促进不同地区孩子都享有相同的机会。”
　　“孩子‘留守’农村还是在城市‘流动’，很难有一个标准的答案，但孩子应该跟父母在一起。”赵丽宏委员说，如果父母季节性打工，孩子可以“留守”，前提是老家有学校可以读书。如果父母长期在城市工作，孩子就应该跟父母到城市里。
　　家长希望孩子有创新精神还是只要他们“听话”？现状告诉我们家长也许还没有意思到问题所在！
　　南京市小学生心理信息采集与分析中心曾经对1643名学生进行调查，发现大多数家长并没有为孩子创造良好的心理空间，开发孩子的创新潜能，绝大多数家长对孩子的最大要求是能“听话”，不犯错误。
　　根据调查，有93.3%的家长希望小学生做“听话”的孩子：在家里听父母的话；在学校里听老师的话。当孩子合理地指出师长的错误时，39.4%的家长会生气；当孩子的问题让
　　父母无法回答时，33.1%的家长会不满；仅有48.8%的家长鼓励孩子有自己的观点，哪怕它不一定正确。其实对孩子而言，多听话就意味着少动脑多依赖。许多孩子抱怨家长处处把他们当小孩看，常常干涉一些属于他们自己的事情，很少放手让他们独立地处理一些事物。家长们普遍忽视孩子的独立性，无论是家庭中的事还是孩子自己的事情，往往都是家长凭自己的意见处理。近一半的家长很少和孩子在一起交流，听听孩子的意见，还有28.5%的家长根本不相信孩子能处理好自己的事情等等。
　　创新与发明是在错误的尝试中产生的，然而有45.6%的家长不许孩子犯错。当孩子犯了错误后，能够耐心听孩子解释的也只有51.1%，大部分家长信奉只有严惩，才能使孩子吸取教训。此外，在对孩子课外时间的调查中发现，许多家长迫于孩子的升学压力，把课外时间当成了课堂学习的提优补差时段。能带孩子到图书馆、动物园或博物馆的只有33.2%的家长；虽然有76.6%的同学家里有很多课外书，但科普书籍和文学名著微乎其微，大部分都是教辅资料，让小学生们大伤脑筋。一位负责调查的老师感慨道：在这么重的学习负担下，培养孩子的创新精神只能是一种空想。
　　从世界范围看，在学校完全听老实话，也是不现实的！毕竟老师也是人，也有错误的时候！如果都听老师话，孩子怎么养成独立的思维能力！
　　美国人教育孩子时说“大胆”，英国人教育孩子时说“勇敢”，中国人教育孩子时说“听话”。笑罢之余，想想现实生活中，教育孩子一味强调“听话”，只能使其变成束缚孩子思维空间的网。
　　的确，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听得最多的就是父母的那句“听话”：吃饭、穿衣要“听话”，走路、玩耍要“听话”，作业、锻炼要“听话”等等，“听话”似乎已约定为孩子惟一的行为规范。“听话”固然使孩子的言行遵循了父辈的意愿，印证了他们教育孩子的成功，也继承了中国优良的传统道德，可也就是“听话”，让无数个孩子在后来的生活里墨守成规，缺乏创新意识。因为孩子心里明白，不听话就是坏孩子、没出息的孩子。在这样的教育心理和意识指导下，孩子从小就反复接受这种模式的训练，久而久之，就会习惯地以“听话”的样板来要求自己。其实，“听话”已经变成了扼杀孩子创造性思维的一个枷锁。以孩子学画画为例，当其作品呈现在家长或老师的面前时，多数情况下，我们和孩子首先考虑的是“像不像”的问题，但素质教育则要求大人和小孩首先要考虑“好不好”的问题。“像不像”是一个固定的模式，仅仅是对原有作品的复制。“好不好”则是孩子在原有作品的基础上，有没有运用所学的绘画知识和自己的独到见解，加以创新。
　　与“听话”相对应的是“勇敢”和“大胆”。二者要求在教育孩子时，要从幼年起，就逐步培植一种信念，一种战胜困难的勇气和征服一切的信心；在孩子自我成长的过程中，使其创造力得到最大张扬。有了信心和创造力的孩子，发挥优点和挖掘潜能的可能性就会更大、更充分。对孩子来说，每一次信心和张扬的兑现，就是一次成功的喜悦，就是一次创造的诱因，就是一次质的飞跃。这种喜悦、诱因和飞跃，正是他们冲破束缚自我思维空间的巨大动力。
　　那么，“听话”和创新哪个重要呢？社会的进步与发展，需要创新，但创新必须以扎实的知识道德功底为基础。因此，成人在教育孩子时，一定要注意把握“听话”与“大胆”之间辩证统一的关系：既要给孩子传授生活的技能，又要培植其自信和创造力；既要教给他们感性知识，也需培养其理性思考，一味地夸大或偏向某一方面都是不正确的；要采取“扬弃”的态度，合理、适度地实践“听话”与“大胆”的优点，孩子就会在健康完善的思维空间中茁壮成长。
　　上海世博会青年周请来世界名校的学生与中国学生零距离交流，让外国学生惊讶的是，很多中国学生都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但开场白几乎一模一样：“我教你一首中文诗吧！”
　　这是主办方老师为一名中国学生提供的例句，却几乎成了所有中国学生的“标准答案”。几个在场的外国学生差点儿以为，初识教人学诗是一种“中国礼节”。
　　在世界名校的学子面前，中国学生的创新能力不能不让人焦虑。
　　“像我女儿这样的中国学生，过于听话，几乎没有了好奇心。”来自杭州的王刚陪女儿与外国名校学生交流，女儿口语不错，却沉默寡言，他反倒成了谈话的主角和翻译。
　　一直在现场旁观的美国犹他州大学教师鲁宁深有同感。他是为数不多的几位凭出色音乐才能留美教书的中国人之一，在他看来，创新就是音乐的“生命”，但具备音乐“生命”的中国孩子并不多。
　　“我见过的中国孩子，弹琴的技巧都很高，手指动得比老外快多了，但不懂得创作。他只知道节奏准确、不出错就是好的，但实际上音乐的最高境界是追求感动的力量，你要有感觉，然后才能去创作。”
　　鲁宁在美国从事了20余年钢琴教育，在他看来，与很多美国人都明确知道自己喜欢什么、需要什么相比，中国孩子显然更愿意听从老师的指派。
　　美国高校的老师并没有那么权威。犹他州大学大四学生派翠克听说要“完全听从老师的话”，瞪大眼睛，坚定而惊讶地摇头。在他看来，挑战老师的观点是很平常的。
　　与派翠克同行的计算机系研究生瑞恩干脆把全校各专业的教授都当做“研究工具”。他的学习方法是，先听各类讲座，正反面的都听，听完回宿舍上网查资料，选个感兴趣的课题研究，遇到困难再找与之相关的教授指导。
　　“我需要帮忙时才找老师，任何老师都可以通过电话和E－mail找到。他们就像一盘菜，我自己选择吃什么，选择自己需要的营养。”瑞恩说。
　　这种学习习惯，瑞恩从上大学开始就已经养成。在他们学校，本科生和研究生最大的不同就是—读本科时资料和观点由老师提供，研究生阶段任何信息都得自己找。
和这些学校相比，国内高校对“创新人才”的追求要强烈的多。
　　中德联合培养的工程硕士刘宁（化名）回国后，特地来上海世博会参观德国馆。谈起中外创新教育理念的差异，他深有感触：在德国，工科主要是为了培养工程师，并不刻意要求创新，而中国则强调理论创新。
　　比如，写硕士毕业论文时，德国的大学在公式、参数方面要求很严格，论文只要做好即可。在中国，参数、公式无所谓，而论文却不能仅止于“做好”，答辩时必须提出某方面的创新点。
　　“可是，哪有这么多创新点呢？强制性提出要求，创新就显得勉强，逼着学生在理论上抄袭或重复。”刘宁说，这种论文能通过，是因为中国答辩不像德国人那么“一板一眼”，台下坐着的老师有时不一定很了解论文的背景，也“愿意相信自己的学生”，因此创新“满堂红”。
　　他告诉记者，德国的科研很注重实践，导师都是先在高校里有所成就，再去企业深造，然后回到高校。“理论如果能应用于生产，解决工程难点，大家就很满足。”德国在制造业的领先地位，正是在不断实践、不断创新中完成的。
　　而一些中国高校的学生和导师，距离实践很远，加之科研经费不充裕，“做项目”可能就沦为赚钱的手段。“那些真正涉及科学前沿问题的项目，不仅要花很长时间，也挣不到钱。所以，除了一些有实力、有科研经费的‘大拿’，没人去做真正能够创新的项目。”刘宁说。
　　刘宁认为，中国想要创新的欲望远强于别国，却恰恰提供不了好的自主创新的土壤。现实的无奈是，“中国高校有时整个院系的运营都要靠这类项目来支撑，教授们靠自己的人脉或攀上企业才能获得项目机会”。刘宁说，要改变这种现实，不是靠呼吁、靠发几个文件就可以做到的。
　　所以，培养孩子的创新意思，改变你我口头禅吧，乖，听话！

原创文章，转摘请务必保留版权和来源，原始作者！http://www.succedu.com/article-430-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