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话讲座”之十二：《在中西方家庭教育文化比较研讨会上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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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课。[编辑]

　　天津

　　2011年11月10日

　　各位下午好！

　　借此机会，我谈几个问题跟大家交流。

　　一、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三十年前，我们国家实行改革开放，开始由计划经济社会向市场经济社会转变。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传统的家庭教育文化受到冲击，新的家庭教育文化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外国的家庭教育文化刚刚传入中国，人们还没有很好的咀嚼、消化，生吞活剥，囫囵吞枣的现象非常普遍。此时，人们很容易产生思想偏差，应当引起高度注意。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长期封闭时，人们往往是“坐井观天，夜郎自大”，唯我独尊，妄自尊大，认为自己的一切都高于四邻；社会突然开放，往往从一个极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产生民族虚无、崇洋媚外的思想情绪，“言必称希腊”，数典忘祖，无视自己的文化传统，认为自己一无是处，事事不如人。

　　比如，日本的“明治维新”是日本长期封闭后的第一次开放，当时社会上就出现了严重的崇洋媚外思想。文部省省长官森有礼就认为日本的文字太落后，主张用英文代替日语做日本的国语；认为日本的人种不成，主张日本的姑娘嫁给外国人，以更换日本的人种。

　　历史上经经常出现惊人相像的现象。中国的“鸦片战争”是第一次被迫的开放，当时中国也曾出现类似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那种思想情绪。

　　中国现在正处改革开放时代，要警惕这种偏激情绪滋生。

　　二、“洋为中用”与“古为今用”

　　“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是我们历来对待传统文化和外国文化的科学态度。

　　在谈到洋为中用的时候，古为今用的问题不可回避，也回避不了。二者是密不可分的。“洋为中用”是横向观察，“古为今用”是横向观察。如何理解、对待“洋为中用”，跟理解、对待“古为今用”的态度有直接的关系。

　　比如五四运动前后，是中国文化受外来文化影响最集中、最剧烈的时期。与以往历次的文化革新不同，这次新文化的倡导者对旧文化几乎彻底发生了怀疑，传统中国似乎“老旧”得只剩下了小脚、八股文和染缸似的大家庭，“全盘西化”。因此，一度一呼百应。

　　今天，家族的家庭教育文化在年轻一代身上没有留下多深的烙印和痕迹。现在的年轻父母，也很少，甚至没有从父辈的武器库里继承教育子女的武器。很多年轻父母教育孩子遇到了问题，不再查阅、遵循家族老辈人的训示，而是翻阅外国人是如何教育子女的书，学习、借鉴西方教育子女的经验。这是一种进步，也是一种胸怀。但不能数典忘祖，完全否定中国传统家庭教育文化的价值。

　　现在，拒绝学习、借鉴西方家庭教育文化的很少见。盲目照抄照搬的却比较普遍。

　　外国先进的家庭教育文化，要大胆借鉴，拒绝借鉴国外先进的东西那是狭隘的民族主义。但引进时要认真筛选、咀嚼、消化、吸收，不能生搬硬套，生吞活剥。生搬硬套，会“水土不服”。生吞活剥，囫囵吞枣，食而不化，会引起消化不良。要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为我所用，但不能全盘照搬。

　　因为中外文化背景存在很大的差异，要根据中国的国情和需要，有所选择、取舍，并努力使之本土化，以便融入中国家庭教育文化。

　　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中华家庭教育传统文化，应当大力继承发扬，以丰富今天的家庭教育文化，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家庭教育理论体系。数典忘祖，全盘否定历史文化传统是不对的，但全盘照搬、全面复古不能不说也是一种偏颇。因为历史文化传统毕竟是当时社会产物，不可能没有历史的局限性。

　　三、大胆借鉴外国家庭教育文化

　　长期以来，由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落后，各帝国主义不断输入鸦片、枪炮、香粉、电影及各种小东西进行军事、经济、文化侵略，因而使青年们对于外来的东西“发生了恐怖”，产生了一种盲目排外的思想，不能正确对待外国的东西，自己不出去，也不许进来的“闭关主义”。同时，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出现了“发扬国光”的复古潮流和崇洋媚外、全盘西化的论调。

　　针对这种情况，鲁迅先生在一九三四年六月四日写的《拿来主义》一文，首倡 “拿来主义”一词。

　　不过，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与一味模仿不同。他的“拿”是有选择地拿，为我所用地“拿”，不亢不卑地“拿”。

　　一切好的东西都是人类的共同财富。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外国好的东西、对中国的进步有益的东西都应该吸收，这应该是“拿来主义”的真实意思。“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拿来主义也未尝不可。

　　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主张，言行一致。他一生中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字数几乎与他的创作相等，而这仅是鲁迅从事中外文化交流工作的一部分。

　　特别指出的是，1934年8月20日发表于《新语林》半月刊第四期的《从孩子的照相说起》一文。文中说：

　　他曾在日本的照相馆里给他儿子照过一张相，满脸顽皮，也真像日本孩子；后来又在中国的照相馆里照了一张相，相类的衣服，然而面貌很拘谨、驯良，是一个道地的中国孩子了。

　　为了这事，鲁迅曾经思考了一番。他得出的结论是：

　　这不同的大原因，是在照相师的。照住了驯良和拘谨的一刹那的，是中国孩子相；照住了活泼或顽皮的一刹那的，就好像日本孩子相。

　　驯良之类并不是恶德。但发展开去，对一切事无不驯良，却决不是美德，也许简直倒是没出息。

　　但中国一般的趋势，却只在向驯良之类——“静”的一方面发展，低眉顺眼，唯唯诺诺，才算一个好孩子，名之曰“有趣”。活泼，健康，顽强，挺胸仰面……凡是属于“动”的，那就未免有人摇头了，甚至于称之为“洋气”。又因为多年受着侵略，就和这“洋气”为仇；更进一步，则故意和这些“洋气”反一调：他们活动，我偏静坐；他们讲科学，我偏扶乩；他们穿短衣，我偏着长衫；他们重卫生，我偏吃苍蝇；他们健壮，我偏生病……这才是保存中国固有文化，这才是爱国，这才不是奴隶性。

　　鲁迅说，其实，由我看来，所谓“洋气”之中，有不少是优点，也是中国人性质中所本有的，但因了历朝的压抑，已经委琐了下去，现在就连自己也莫名其妙，统统送给洋人了。这是必须拿它回来——恢复过来的——自然还得加一番慎重的选择。

　　即使非中国所固有的罢，只要是优点，我们也应该学习。即使那老师是我们的仇敌罢，我们也应该向学习。我在这里要提出现在大家所不高兴说的日本来，他的会摹仿，少创造，是为中国的许多论者所鄙薄的。但是，只要看看他们的出版物和工业品，早非中国所及，就知道“会摹仿”决不是劣点，我们正应该学习这“会摹仿”的。“会摹仿”又加以有创造，不是更好么？否则，只不过是一个“恨恨而死”而已。

　　在国人视日本为“仇敌”的形势下，鲁迅先生为中国儿童计，也毫不犹豫地提出借鉴、学习外国各民族，包括日本民族在内的教育儿童的先进教育观念，以使中国儿童真正地得到解放，能够健康地发展。这充分反映鲁迅先生伟大政治家的胸怀、胆略和远见卓识。

　　四、要注意儿童文化安全问题

　　随着社会的信息化，“地球村”正在形成。“地球村”为文化交流、沟通、渗透、冲突与融合提供了一个平台，弱势文化面临严峻的挑战。

　　今日的儿童是明天的世界。眼下，儿童文化安全，令人担忧。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目前世界上有6000多种语言，正在以“每个月都比上一个月少一种”的速度递减。语言减少，最重要的原因是新一代儿童不愿意学习原来的语言，对民族语言缺乏认同感。

　　我国民众对外语的学习热情，已经从大学、中学、小学波及到幼儿园和家庭中牙牙学语的婴儿。对第二语言的热衷和对母语的冷漠，形成了极大的反差。部分大学生和研究生四、六级英语考得很棒，但用母语写论文却错别字连篇。低龄留学所导致的“香蕉人格”（即黄皮肤、白色文化）现象有目共睹。

　　目前具有商业文化特点的国外读物充斥市场，如《哈里波特》、《火车侠》、《数码宝贝》、《神奇宝贝》、《机器猫》等，儿童通过这些读物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了西方文化价值观念。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其原因，首先是文化强势国家标标榜自己文化的优越性。由“军事殖民”、“军事霸权”调整为“文化殖民”、“文化霸权”，声称自己国家的文化代表世界的主流文化，自己国家的文化价值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起支配作用。

　　美国基辛格同仁公司总裁曾在美国《外交季刊》上撰文这样说：“美国应该确保：如果世界向统一语言方向发展，那么，这种语言就应该是英语；如果世界向统一的电信、安全和质量标准发展，那么，这些标准就应该是美国的标准；如果世界逐步被电视、广播和音乐联系在一起，那么，节目编排就应该是美国的；如果世界正形成共同的价值观，那么，这些价值观就应该符合美国人意愿的价值观。”

　　这种大国沙文主义的文化霸权宣言，通过广播、电影、电视、报纸、杂志、书籍、网络等媒体，外显或内隐地影响我们的儿童，并有可能在儿童心里内隐地确立起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价值观。

　　其次，西方发达国家的强势文化诱导。西方国家的文化和教育，都很发达，特别是高等教育方面，这就使得西方国家有可能利用他们的优质教育资源，不断地从我国的高等学校乃至中小学选择优秀的学生，以减免学费、提供奖学金等方式，谈使他们接受其文化价值观。发达国家以“绿卡”、“技术移民”为诱饵，使我国相当多的家长心甘情愿地让自己的孩子，从小就接受西方国家的文化价值观。

　　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强势，使其跨国公司对中国民众也产生了极大的诱惑，跨国公司的白领文化对中国儿童与家长的影响是不可小看的。

　　第三，从内部动因来看，市场经济的发展影响了学前教育、学校教育。私立学校、园所，民办的，价值取向在一定程度上偏向经济利益，以市场驱动为导向，而很难以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为导向。

　　巨大的就业压力和人力资源的激烈竞争，使就业进一步转化为升学竞争、考试竞争。学习外语，家长们只是看到它的就业价值、升学价值，而不看重代表民族利益的文化价值。

　　考试制度中的科目设置，缺乏文化安全意识。外语考试已形成标准的考试范式，强化了外语的作用；而相对弱化了汉语的作用，导致对汉语学习冷漠。

　　我国民族文化和儿童文化建设的薄弱。改革开放以来，精神文化建设相对低于物质文化建设，思想文化领域的精神文化创造，难以满足人们群众、特别儿童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

　　全球经济一体化步伐的加快，文化教育领域的合作日益广泛，从而淡化了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文化冲突，至少是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文化冲突，缺乏足够的认识。

　　强调文化安全不是民族狭隘主义的民族自尊，更不是文化保守和文化守旧。只有民族文化的安全独立，才能实现全球的文化多样性，文化安全和文化繁荣。

　　中共六中全会公报指出：“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任务更加艰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要求更加紧迫。”

　　“积极吸收借鉴国外优秀文化成果。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学习借鉴一切有利于加强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有益经验、一切有利于丰富我国人民文化生活的积极成果、一切有利于发展我国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经营管理理念和机制。”

　　五、中外家庭教育比较

　　一是孩子属于谁所有

　　孩子究竟属于谁所有，这关系到父母对孩子享有什么权利，父母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子女，如可不可随意打骂等。

　　中国父母认为子女是私有财产，可以任意处置，包括打骂等。

　　外国父母认为子女是国家的公民。从古希腊斯巴达那时起，人们就认为孩子在母腹中时，是父母的“私有财产”；从母腹呱呱落地，就是国家的人，要经过“长老”检验，看身体健康状况如何，健康的，就留下来，继续生存；身体孱弱的，就让他死去。打骂孩子是侵犯孩子的人权。

　　二是父母子女关系

　　指地位是否平等。父母子女关系本身就是一种教育。父母拥有什么权利，子女拥有什么权利。

　　三是评价标准

　　评价标准是孩子的“指挥棒”，也是父母教育子女的方向。

　　中国父母评价孩子的首要标准是“听不听话”、“顺从不顺从”。

　　外国父母评价孩子的标准是独立意识和能力强不强。

　　四是培养目标

　　中国父母的目标是培养孩子取得高学历，获得高文凭，以满足家长的愿望，或“补偿”心理。传统的培养目标是光宗耀祖。

　　外国父母努力把子女培养成社会的一员，成为“社会人”，这是美国家庭教育的最终目标。因此，孩子在家庭里过早地拥有家庭中许多的权利。有个性，引导孩子学会人际交往，生活能力，兴趣爱好，个性得到充分发展。

　　中国是考试成绩好，获得高分数，排队名次好，给予奖励。

　　外国则是孩子认知能力提高给予奖励。

　　中国母亲给孩子哺乳期比较长，有的农村的孩子吃母亲奶，要坚持到两三岁才断奶；孩子与父母同床而睡时间长。

　　外国则断奶比较早，从一出生就与父母分床而睡，分室而寝。

　　五是社会交往

　　中国父母不太重视，甚至还限制，比如和生人打交道，女孩尤其不要和男孩打交道。有的母亲对女儿说：“他们男人，没一个好东西！”“男人对女人和气，是别有用心，存心不良！”

　　外国父母教育孩子善于与别人合作，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实现自己的愿望。

　　六是道德教育的重点

　　中国把政治目的放首位；

　　外国把个体品德形成放在首位。

　　中国理想主义色彩浓厚，超越时代。起点高，立意高，但比较笼统，不具体，也脱离儿童生活实际、发展实际，不易操作、实行。比如“杀身成仁，舍身取义”；“大公无私”，“共产主义”。

　　外国重视儿童现实和社会现实，要求比较具体，是儿童发展需要和社会实践需要出发。

　　七是儿童和社会的关系

　　中国不注重儿童个体的权利，也不注重社会对儿童个体发展应尽的责任；

　　外国注重儿童个体的权利，注重社会对儿童个体发展应尽责任和义务，而不仅仅注重儿童个人对社会的义务。

　　八是教育方式方法

　　1、中国强调自我控制、自我调节、修身养性，这是根本途径。多采取灌输、说教的方法。注重诗教、乐教、书法等方式进行陶冶。

　　外国主张儿童个性自由，儿童中心主义，让孩子自己选择，不代替孩子选择，家长是“站在后面，不要推”，给予孩子以绝对的自由去选择他们的道路。

　　反对灌输。在美国教育界基本有一种共识，那就是父母、教师不应该给孩子灌输某种既定的规范，每个人可以根据各自的价值观去选择，教育的职能在于引导他们怎样进行选择，“交给他们开门的钥匙比带他们进入房间更为合适”。父母在给予孩子选择的自由的同时，对选择的后果提供证据。

　　外国特别重视提供择友、订婚、结婚这类选择的后果，希望孩子不完全凭第一印象或直家办事。父母鼓励孩子“付诸行动”，“去做”、“去试试”，就像中国父母鼓励孩子多思考一样频繁，坚信实践能缩短认知与行为的距离。

　　父母永远静然地站在孩子的身后，给予信心，强调对待孩子应“用你的眼睛去观察”。无论何时，父母的双眼总是反映出：我理解你并且爱你。

　　2、限制多、管束严、规矩大。为了让孩子站在他们的起点上往前走，中国力图使孩子少走弯路或不走弯路。维护家长尊严，强调孩子服从，讲秩序、纪律、压制。

　　外国比较放手，鼓励、倡导多，充分发挥孩子的主动性。

　　3、中国家长多尊重长辈，尊重经验，利用英雄人物、传奇人物教育孩子；

　　外国则多利用父母的教育资源教育孩子。

　　4、中国父母注重动之以情，感色彩浓厚，利用感化，驱使孩子按照家长的愿望发展。

　　外国注重晓之以理，以理服人。

　　5、中国父母注重利用传统教育、进行传统教育。

　　一是中国古往今来的圣贤多强调“厚德载物”和人际和谐，对国尽忠，对家尽孝；

　　二是作为家训的书籍、篇章数不胜数，非常之多。

　　三是历代道德楷模在人们心目中，树立了不可磨灭的丰碑，世代相传的佳话，激励每个家庭和谐圆满，用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中国浑厚的传统历史文化熏陶着每一个家庭。

　　外国家庭道德教育中，宗教发挥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去做礼拜，在餐桌前祈祷，成了一种生活方式，难以把它和被认为是这个民主国家中家庭的特殊责任的道德教育分开”。在现代社会，父母依然希望共同的上帝始终在内心深处，把孤立的人类统一在一起。

　　九、家庭教育模式

　　对孩子管教宽严程度家庭是儿童青少年进入社会生活之前的演习场。家庭教育模式对于儿童青少年社会适应性的培养，有极为重要的作用。由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传统的不同，中国与欧美国家家庭教育的模式，存在很大的差异，并且对于儿童青少年社会适应性的培养上，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从总体看，欧美国家家庭教育的典型模式是开放性的，有利于儿童青少年社会适应性的培养；中国家庭教育的典型模式是封闭性的，不利于儿童青少年适应当今开放的社会生活。中西国家家庭教育模式相比较，有以下主要区别：

　　欧美国家家庭教育注重与社会沟通，利用社会生活教育子女；中国家长则是关起门来教育子女，与社会生活相隔绝。

　　欧美国家家长注重子女在实践中主动接受教育，主张多实践，训练在实取得经验或教训，挫折教训。中国的家长则注重对子女进行说教。

　　欧美国家家长对子女管理较宽松，子女有较大的自主权；中国家长则对子女管束过严，子女对家长必须言听计从。怕孩子出错，因为表现要入“档案”，使得中国人谨小慎微。成年人在社会上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对孩子就管教得特别的严。不许出错，犯错。

　　欧美国家家长对子女讲平等民主，实行的是双向教育，即家长与子女可相互教育；中国家长对待子女平等意识比较差，进行的是单向教育，家长只能教育子女，一般难以接受子女的教育。

　　十、 智育

　　1、中国奉行的是“仓库理论”，主张积累知识；注重基础知识、基本技能的培养；

　　外国则更注重才智的培养，潜能和创造能力的开发。

　　2、中国主张背诵、记忆；

　　外国融会贯通，理解。

　　3、中国强调共性，强调进行统一的教育；

　　外国更重视个性，因材施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