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访谈”之五：《谁在炒作天才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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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书房，就是一个字：乱。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赵忠心访谈录

　　本报记者 符德新采访

　　《中国教育报》2002年12月24日

　　赵忠心，中国教育学会家庭教育专业委员会理事长，《中国家庭教育》杂志社主编，北师大教育科学研究所教授，著名家庭教育研究专家。1980年开始专门从事家庭教育理论研究，1992年在我国率先招收家庭教育方向研究生。到目前已出版家庭教育著作50余种，发表了2000多篇文章。以下是他在记者采访中，就家庭教育和当前社会上一种炒作“天才儿童”、“小作家”的倾向，发表自己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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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教育大家都关心，出发点各自不同

　　1980年我开始投身家庭教育理论研究时，这个领域还不大被看重，没有什么人关心。二十年以后的今天，跟过去不同了，家庭教育已经成了大家都关心的事，可以说“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全民族人民都在关心。

　　但不同的是，各自关心的角度、出发点、动机和意图不同。对每个家长来说，孩子都是家庭里的头等大事，“票子”、“房子”、“车子”、“孩子”这几个“子”当中，首屈一指，“孩子”是最重要的。孩子越少，就越显得重要。家长都希望子女能出类拔萃，获得成功，立足于社会，将来能找个好职业，至少是能有个稳定的职业。为此，不惜豁出一切时间、精力和金钱，加大投入，一定要把孩子培养成材。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各级妇联也都很重视，主动承担指导家庭教育的责任；教育和心理学科的专家、学者和有经验的教育实际工作者，都尽自己所能，积极参与研究和指导工作。

　　与此同时，某些文化商人也很“关心”、很“投入”，他们以获得经济利益为目标，看到这是一个很大的市场，“遍地都是黄金”，都纷纷参与其中，希望从中分到一杯羹。电视台、电台、报纸、杂志、书籍等媒体也不甘寂寞，一直在争先恐后地热炒热作。

　　我不给书商当“托儿”

　　1998年冬，《学习的革命》一书在中国推广发行，号称发行了几百万册。当时有人打电话请我去开座谈会，实际就是“吹捧会”。我说，这本书我只是听说过，但还没看过。他们给我送来一本，我看了看。对请我的人说，我不参加你们的会，我是从事家庭教育研究的学者，不想当这本书的“托儿”。那本被人吹捧到天上的书，实在不怎么样，甚至使我深为反感。学习怎么“革命”？我听着都觉得新鲜。学习从来就是遵照学习的规律，运用科学的学习方法，扎扎实实，通过刻苦努力学习的。从古到今都是这样，“革”什么“命”？怎么“革命”？真新鲜。

　　就凭我读书和写书的经验，我当时一看就觉得，那本书是不懂教育的外行人写的。东拉西扯，七拼八凑，逻辑混乱，整个是一个半生不熟的大“拼盘”，一般家长肯定是看不懂的。因为连我这个从事了一辈子教育实际工作、研究了几十年教育理论的人也看不大懂，这足以说明作者本人就没弄清楚“学习”是咋回事，还美其名曰“学习的革命”。

　　那本书当时确实是“火”了一阵。一时间，各大城市成千上万的读者趋之若骛，各个书店如人头攒动，纷纷解囊抢购。家长们都以为买到了这本书，就等于为孩子拿到了“21世纪的通行证”，如获至宝。其实，那是这本书的引进者和推销者在“忽悠”家长。事情哪能那么简单！

　　当时我做过一些实地调查。我那时经常在师大实验小学门口逗留，询问那些接送孩子的家长，买了这本书以后看了没有？许多家长无奈地直摇头，十个人里看完这本书的不到一个。因为看不懂，犹如花拳绣腿，云山雾罩，像天书，不知所云，让人感到一头雾水。当时我就在《中华读书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学习的革命〉给我们带来了什么？》的文章，指出该书是一本不入流的书，没有多大使用价值和理论价值，不要听信广告上的胡吹。

　　社会上还有一些人既不是教育专家，也不是商家，什么也不是，没有来头，也参与到这一类炒作中。他们做出了一些“教育产品”，邀请我参加他们的什么“教育产品推介”座谈会，不管给多少劳务费、车马费，我都不去。我只出席纯粹的真正的学术研讨会。

　　我们做学者是要讲良心的，坚持实事求是的，有优点肯定优点，有缺点指出缺点。可那些“教育产品”有好多是外行人假装“行家里手”攒出来的，起码的科学性都不具备，甚至是“伪科学”。人家花钱请你去的，你如果实事求是地去说人家“产品”的缺点或毛病，肯定是不高兴的；可让我昧着良心只去说人家想听、爱听的话，无原则地“捧臭脚”，夸赞“产品”“十全十美”，我又做不到。因此，我常常婉言谢绝邀请，借故不出席。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有些家长望子成龙过于心切，甚至已经达到“饥不择食，慌不择路”的地步，不管什么法子，只要广告说好，说能把孩子培养成“神童”，就不惜重金，先要试一试，说“万一要有用呢”。这是很盲目的。家长花自己的钱，拿自己的孩子当“试验品”，如此“倒贴”，“商家”倒是乐不可支；可这样对自己的孩子，却是不负责任的，很难让人理解。要培养好自己的孩子，家长首先要有一个正常的心态，盲目行动是要付出代价的。

　　个体的教育经验，谈不上“教育理念”。

　　前些年，在长春的一个培训班上，我遇到聋哑女孩XXX的父亲XX，晚上他到我房间长谈了几个小时，说他对女儿实施的是“赏识教育”。我听后，直截了当地说，你使用的所谓“赏识”，顶多是一种具体的教育方式方法，谈不上教育理念。“教育理念”是一种高度抽象、概括的东西，就像“素质教育”，是要经过在若干个实验点上的多次反复实验、论证才能形成的。而且还要形成一整套教育理论，如培养目标、教育目的、教育原则、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教育途径等等。你只培养了一个孩子，就能“发明”一种“教育理念”，那是很不严肃的，也是不可信的。

　　他的所谓“赏识教育”，就是伸大拇指，一味地夸奖，甚至还要“任意夸大、无中生有”，可就是不能批评。一味夸奖的做法不是不可以使用，但主要适用于那些弱势群体，如聋哑、弱智、不大懂事、缺乏自我评价能力的小孩子等。由于他们普遍缺乏自信，赏识是鼓励他们的一种方法，夸张一些也是允许的。而对上了学的正常的普通的孩子，就绝不能一味地只说好。应该是有进步就夸奖，有优点就表扬，有缺点该批评时就要批评。比如，幼儿园的小孩子为家长递双拖鞋，家长可以表扬、夸奖，甚至夸张地表扬、夸奖；如果一个上中学的心理发展正常的孩子，也给家长递了一双拖鞋，家长也可劲儿地表扬、夸奖，孩子肯定会很反感，觉得（家长有毛病），是把他当成小孩子“哄”。

　　有一些家长，孩子上了大学，上了清华、北大、哈佛、牛津，就把功劳都记录在自己的功劳簿上。这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单靠哪一个家长就能把孩子送入大学？别听他们说得头头是道的，哪个孩子考上大学，主要还不是靠各级学校、各位老师的辛苦和智慧！这种贪天功为己有的做法，真不知让人说什么好。我就不信哪个孩子不靠学校，只靠家长能考上大学！

　　让未成年孩子独自流浪，家长涉嫌违法。

　　有一次，中央电视台请我去做一个谈话节目，事先不知什么话题。到那儿一听，是谈家长培养孩子独立生活、生存的能力的问题。说南京有一个11岁的孩子刘XX，独自一人到千里之外的长沙，十多天里一分钱不带，随身只带着自己写的书，到车站、旅店、饭店就拿出书来自我介绍是“小作家”。也还真是，就靠这个，没花一分钱在外边过了十多天。

　　主持人让我发言时，我就实话实说，家长要培养孩子独立生活、生存的能力，这很好。但让一个未成年的孩子单独一个人出门，家长不陪着，却是违犯《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法律有规定，未成年人不得“夜不归宿”，父母或监护人“不得让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脱离监护单独居住”。这么小的孩子单独出那么远的门，没有出问题，那是侥幸。不值得宣传，也不能宣传；这个“经验”不值得推广，也不能推广。大家还会记得，前几年的一天夜里，因为观看流星雨，一个北京的女孩子没有大人陪着，在凌晨单独出门，就被坏人残忍地奸杀。那是血的教训，我们要记取。

　　让孩子锻炼可以，但一分钱不带也是不合适的。因为孩子是未成年人，他不能打工；招收未成年人打工，也违法。乘车、住店、吃喝都要花钱。可这个孩子十几天硬是一分钱没花就到了目的地，确实很“精明”。我认为，人精明一点是可以的，但小小年纪要是“过分精明”了，太“市侩”了，就让人讨厌了(说到这里，中央台录象大厅的观众热烈鼓掌)。

　　我说，要是学这种所谓的“独立生存能力”，那他最好到北京西单附近，跟那些要饭的乞丐去学。这个《谈话》节目结果被我给搅黄了，没有被批准播放。

　　一些新鲜事儿容易被新闻媒体关注，这很正常。但是，媒体工作者应该明白，“新鲜事儿”不见得都是新生事物。新生事物是代表客观事物发展趋势的，是有生命力的。有的事只是“新鲜”、“新奇”，只有“新闻价值”，没有科学价值、“推广价值”。新闻媒体要对社会负责，媒体工作者要有社会责任感，应该理性选择。像一个11岁的孩子单独外出，这种违法现象不应该赞扬、提倡。因为太危险。未成年人又好模仿，如果孩子们都跟着学，那后果不可想象。

　　7岁孩子写的，那不叫“小说”。

　　南京一个7岁的小孩子写“小说”，曾经轰动一时。南京一所私立学校接他去读书，他跟谁也合不来，无法融入社会群体，没几天就退学了，又回到了他家那个小天地。

　　“小说”是要写社会、写人的，通过人物的塑造和情节、环境的描述来概括地表现社会生活的矛盾。一个7岁孩子，只接触过他的父母，只接受他父亲的教育，很少与外界接触，都没进过学校，连社会生活是咋回事都不清楚，不可能写出小说来。把他写的东西冠之为“小说”，那是不实际的，顶多可以说是“童话”。出版社包装他的作品，赚了一大笔钱，孩子的家里也发财了。这个孩子的性格已经有点扭曲，对谁都严加防范，不信任。记者采访他时提问题，他不正面回答，总是反问记者。他小小的年纪，自视高人一等，没法跟别的孩子一起玩。现在已经出了几本书。一位记者提出要看看他的原稿，出版社说“找不到了”，那可能吗？由此可以推断，是大人对书稿做了加工、包装。这样的孩子，将来走上社会也容不下他人，跟别人很难正常交往、沟通、合作。我真不知道，这孩子的发展前景将会如何？我很担心。

　　一个人是否成功，不是家长、老师说了算，是社会实践说了算，社会实践是最权威的考察标准。不进入社会生活，多大的本事也是无用武之地。

　　别把孩子造成“方仲永”那样的“神童”

　　北宋时期文学家王安石写过《伤仲永》一文，说的是江西一个小小的“神童”方仲永，小时候异常的聪明，几岁时就能作出很好的诗。他的父亲没有针对儿子的特殊情况，及时给予应有的培养教育，而是把孩子当成“摇钱树”，带着他到处表演作诗，从中赚取钱财。结果，他长大后“泯然众人矣”，终究没有逃脱“10岁神童，15岁才子，过20岁成庸人”的厄运。我真担心这些家长（会让自己）的孩子，也成为方仲永那样昙花一现的“悲剧人物”。

　　不久前，上海一位家长在报纸上，给他那不满周岁的儿子刊登了一个“应聘广告”，想让小儿子做广告“模特”，家长无非是想让孩子早出名。也有的家长，给孩子申请什么吉尼斯世界记录，让孩子过早地成为“公众人物”。还有的家长不惜花重金，拿着孩子所谓的“作品”找出版社出版，也是为了让孩子“出人头地”、“一鸣惊人”。

　　对于这些家长的做法我却认为，不宜让孩子过早出名，“名利场”不适合未成年人，太早地进入其中，孩子的心从小就变得很浮躁，很难再沉下来，不见得是好事。一般说名利场上的“暴发户”都长不了，往往是昙花一现，稍纵即逝，这已经被许多事实证明了。诸如当年的“小郭兰英”，4岁上武汉大学的“小津津”等。小孩子过早成名，众星捧月，万众瞩目，高高在上，往往会莫名其妙地自以为了不起，傲视周围的一切，藐视甚至敌视周围的人，不思进取，不求上进，最后很可能一事无成。

　　我国晋朝时期有一个叫卫玠的孩子，长得特别漂亮，眉清目秀，肌肤白嫩，风神秀异，十分惹人喜爱。全家人都觉得他太过漂亮，每次上街都带着他，觉得是一种荣耀。就是由于他长得太出众了，只要一出门就围堵上好多人，争先恐后地要一睹他的风采。结果他再也不敢出门了，每天闷在家里郁郁寡欢，心烦意乱，十分苦恼。由于难以解脱，仅活了二十多岁就早夭了。人们都说他是被“看死”的，实际上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是被“捧杀”的。这种教训应当记取。

　　中国人太迷信大众传媒

　　有人说，在市场经济社会，人们有两种东西时刻都离不开：一是空气，二是广告。中国人向来相信报纸、电视，认为是“党的喉舌”，以为上了报纸、电视的就是正确的，就是“中央的精神”，便深信不疑。

　　我有一位朋友，他是营养保健方面专家，有一次到太行山区的农村去考察，看见当地农民把鸡蛋攒起来舍不得吃，留着卖了买方便面，感到很奇怪。他便问那里的老乡：“鸡蛋的营养丰富，可比方便面可强多了。干吗你们不吃鸡蛋，却要换方便面吃呢？”老乡说：“不是中央号召人们吃方便面吗？”我这位朋友奇怪地问：“中央什么时候说了？”他们说：“中央电视台播的。”原来，老乡是把中央电视台播的销售方便面的广告，也当成中央宣传和提倡的东西了。

　　这事看起来好笑，实际上它首先给我们的媒体，尤其是中央媒体，提出了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中国人太相信大众传媒了，以为报纸上刊登的，电视里播送的都是中央的精神。而我们的媒体为了增加收视率，报社为了增加发行量，出版社为了多出书多赚钱，有时不分是非真伪，不严格把关，只要给钱就刊播、就出书。这样，就难免会做出些不利于孩子的事情来。

　　在今天，家长们必须要学会看广告。要知道，“广告语言”不是“合同语言”。“合同语言”是要讲究真实、准确，不会产生误解和“歧义”的；而“广告语言”，一般则是夸张、夸大其辞的，有许多不实之辞。比如，那些增强记忆力的保健品，什么“脑黄金”、“忘不了”之类。北京电视台曾经访问了几个名牌大学的高考“状元”，都众口一词：“吃了某某脑保健品才考上了大学！”实际上，没有一个服用过任何的脑保健品，这明明就是欺骗。再比如社会那些高考复读班的广告，信誓旦旦地许诺保证送学生进入清华、北大。清华、北大难道是他们开办的“私塾”，想让谁进谁就能进？那“许诺”完全是一纸空文，那“保证”只是说说而已，难以兑现，说一百遍一千遍，也不会有法律效应。

　　大众传媒在今天只是个传播信息的平台，是人们喜闻乐见的宣传、娱乐形式。所传播的信息不都是科学的，实事求是的。希望大众传媒今后不利于孩子的话不说，不利于孩子的事不做，要增强社会责任感，不辜负人们的信任和期望。

　　子女发展顺其自然

　　最后，谈谈我是怎样教育我的孩子的。我和我的夫人都是从事教育工作的，夫人在北师大实验小学任教，我们是同行。我们对子女的教育思想是“无为而治”。这是道家的政治主张，“无为而治”并不是撒手不管，而是顺其自然，循循善诱，因材施教。

　　我的女儿上小学的时候就在中央芭蕾舞团学习芭蕾舞，小学五年级进入北京队学花样游泳，后来进了国家队，拿过全国冠军，出国参加过比赛。她当了八年运动员，做了两年教练，后来主动退职考上大学，自学外语，又留学澳大利亚，顺利地拿到了MBA学位。现在在中关村一家软件公司做管理工作，月薪数万元。

　　儿子中学毕业时说，想先工作，然后边工作边学习。我们让他自己做主了。后来当上饭店的部门经理，又学习饭店管理大专课程，后来跳槽到公司，又学商业贸易。10来年他换了七八家单位，我不喜欢他老调动，说你看爸爸这一辈子就在师大。儿子说现在调动得多，一是说明他有能力，二是表明他适应性肯定强。他说，联合国在中国招文职官员，四条标准里，其中有一条就是要经过6种工作岗位，经历单一的人不适应联合国机关的工作。儿子现在在一家出版社工作，又考上了成人教育本科。

　　最后，我想再强调几句：家长教育子女的成功经验是有价值的，可以了解一下，学一学。但不要迷信，不要全盘照搬。因为经验是个别的经历，没有经过考核、检验、印证，还没有上升到理论，都是有一定局限性的。经验是不能反复起作用的，只有规律才能反复起作用。而每个家庭都是特殊的，每个孩子也都是特殊的。经验只可以“参考”，盲目照抄照搬别人的经验，生搬硬套，就像是“邯郸学步”，恐怕最后就连走路也不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