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视点】李政涛：从“常识”开始的教育

　　作者简介

　　李政涛，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德国洪堡大学访问学者。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被授予“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现任华东师大“生命·实践”教育学研究院院长。长年参与“新基础教育”与“生命·实践”教育学研究，16年来，已在中小学听评课4600余节，著有《重建教师的精神宇宙》、《教育常识》等。

　　编者按

　　李政涛教授的《教育常识》出版以后，赢得了许多知音，李政涛眼中的“常识”，逐级成为更多人眼中的常识。该书第一版自出版以来，已畅销数年，累积发行数万册。

　　李政涛教授认为，“畅销”并不必然等同于“俗学”，至少有助于思想的传播扩展。探讨学问的过程，可以变成钱钟书所言“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但问学之后的成果，不妨“广而告之”、“扩而展之”，于学于人于社会，不无裨益。

　　《教育常识》（第二版）已于近期出版。李政涛教授说：“我将继续以探究的方式 ，写作的方式，扎入生命的根基之中。”

　　此书是写给天下所有教育者的。

　　在人类生活中，教育无所不在，教育者也随处可见。凡是试图促进他人的生长和发展、改变和提升的人，都是教育者。

　　为叙述方便和依循大众的语言习惯，不妨将“教育者”缩称为“教师”。有资格称为“教师”的人，不只是学校中以教书育人为业的人，也包括家长、各行各业的领导者、管理者和培训者，他们虽无教师之名，行的却是教师之实。

　　教师要做好教育之事，需要懂得教育的道理和知识。有无此道理和知识作为根底的教育，结果大为迥异。那么，哪些是教育者不能不知的有关教育的道理和知识，就成为一个需要明确的任务。本书就是为此而生的，是为“教师”而写的“教育常识”，这是我长久以来的心愿，也是我的尝试，现在，它近在咫尺。

　　所以确立这样的任务，与我的人生体验和职业经历有关。

　　作为在“文革”中出生的人，我虽然没有直接经历过“文革”的风暴，但过程中的体验以及随后对“文革”历史的持续关注，使我产生了一系列极大的困惑：

　　为什么会有如此荒谬绝伦的年代？为什么会发生如此多的悲剧？为什么当时的人如此狂热、无知、愚昧？那些为数众多的具有良好理性思考能力、判断能力的学者与知识分子，为何也是如此？

　　这一切的根源是什么？

　　在我看来，就是社会弥漫着的对“常识”的无知和漠视，是对常识的尊重和敬畏的缺失。当年提出的很多观点和口号，制定的许多政策，包括教育政策，如“知识越多越反动”、“破四旧”、“停课闹革命”等都是极度缺乏常识的表现。那是一个无视常识、违背常识、批判常识的年代。失却常识让世界惶然失措，深受伤害。

　　沈从文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的“文学是对人性的治疗”、“文学不应成为政治的附庸”，以及新中国成立后钱谷融提出的“文学是人学”，无非是“文学常识”而已，但却成为被口诛笔伐的对象，没有常识的文学反而大行其道。那个时代罕见的思想家，如顾准等人提出的观点，其实并无原创意义上的新意，只不过回到了常识而已。正是这样的常识，才使顾准这样的知识分子在那个蔑视常识的年代显得弥足珍贵，成为天籁之音。“文革”之后的改革开放，放出和放回的不过是常识，只是努力让中国社会的发展重新回到常识的轨道而已。比如，把经济发展放在首位，取代了阶级斗争；恢复高考，提升知识分子的地位；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知识就是力量”、“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等，无一不是对常识的回归和尊重。

　　“历经多年的动荡，今日我的灵魂，是教育的灵魂。”这句话有三个含义：我的灵魂是教育的产物，我的灵魂属于教育，教育就是我的灵魂。此外，还有另一层隐秘的内涵：经过多年的流亡漂泊之后，我的灵魂“叛逃”到了教育的世界，并且在那里安顿下来。这种安顿是一生的安顿。我的一生，从此成了皈依教育的一生。

　　自从确立以“教育”和“教育学”为志业以来，学会在教育实践和教育理论之间，在教育实践和政治实践、经济实践等其他类型的实践之间，在教育学理论和相关学科理论之间穿梭往来，似乎成为我命定的生存方式。我试图打破横亘于不同世界间的壁垒，让穿梭趋向自如流畅，但这并不是一个轻松的工作，过程中的艰涩、艰辛和艰难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就理论和实践的关系而言，我感受到它们之间面临着许多共同的问题，其中之一与“常识”有关。教育学理论不分学科，无论新旧，也不论中外，都需要提炼出所谓“教育学常识”，不了解此常识就难言真正进入了“教育学世界”。教育实践更需要呈现最基本的“教育常识”，不掌握此常识就无法成为合格的“教育者”。两种常识又是互有关联的：教育学“有意”为教育实践提供“常识”，以此显示自己的价值，但教育学提供的“常识”又有必要从教育实践常识中汲取、采择。“教育理论来源于实践，教育理论必须与实践相结合”——这是一个众人皆知的常识，它的另一种说法是“教育常识是教育学常识的源泉和根基”。这两种常识的关系并非本书关注的重点，我希望聚焦并和读者们交流探讨的是常识本身，即“教育常识”。

　　“教育常识”就是“有关教育的最基本且简单的事实性的知识与道理”。做事，需要掌握做事的基本道理；做人，则必须懂得做人的基本道理，如此才能成事成人。无论教育之人（如教师），还是教育之事（如教学活动），都要从懂得“最基本且简单的知识和道理”开始。通常所言的教师的基本功，来自于最基本的教育常识，这也应该是判定教师是否合格的标准。我们常常需要对那些被称为或自称为“教师”的人发问：请告知你所知道的教育常识，如果他张口结舌或默然不语，这样的“教师”可以摘帽离去。

　　所谓“简单”，首先，是表述方式的清晰和精练，尽可能用一两句话把道理讲得清楚明了，如苏霍姆林斯基所说“任何人如果不能教育自己，也就不能教育别人”，一句话就讲明了“教育者的教育是从自我教育开始”这个基本道理。其次，是运用的方便，具有可操作性，至少要具有可转化性，即转化为具体行为的可能性，是有可能被技术化的知识和道理，而不是书斋中的玄谈，更不是卧榻上的呓语。当然，不应把常识缩减为“操作手册”之类的东西，它还必须有情、有趣、有味，让理解者和运用者因为拥有了、运用了常识，而感受且享受到其中的趣味和快乐。生命的欢愉之一，来自于对常识的寻找和运用。生命的艰难，又何尝不是如此？无数历史事实表明，对常识的坚守不是件轻松的事情，因坚守对“常识”的信仰而殉难者，已是满天星斗。因对利益的追逐而放弃常识或把常识作为工具者，也比比皆是。

　　所谓“基本”，有基础、本源或根本之意。“教育常识”理应是所有教育者及其教育活动的本源，无论是教育的思想，教育的技术、技巧和方法，还是教育智慧，都是源发于“常识”这一“根本”并从中流淌出来的，由此构成教育活动的基础，成为教师安身立命的基础。判定一位教师及其教育活动是否有根基，是看其灵魂深处具有多少“教育常识”的基础，更要看他的每一个教育行为细节中展现了怎样的“教育常识”。“基础”的另一个含义是寻常可见的事实性存在，它渗透弥漫于教育过程中的“时时、处处、人人”，是无所不在、寻常可见和反复出现的事实。这样的事实才具备了成为“知识”的可能性。在“知识”的意义上，最容易被人理解的教育知识，才最可能被转化为教育实践。那些弥漫和渗透在教师日常教育生活中，成为教师的眼光，化为真实具体的言行，进而发挥出教育力量的知识，就是常识意义上的教育知识。

　　教育常识不是固定不变的，过去的常识，今天未必还是常识，新常识在新时代的出现也是寻常可见的事实。常识还具有一定的地域文化性，在中国的教育常识未必是美国或德国的教育常识，近年来的“虎妈狼爸式”教育引发的教育观念的冲突，实质是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教育常识之间的冲突。常识也可能是一种“个人知识”，别人眼中的常识，不一定是“我”心目中常识。

　　尽管常识具有时代、地域和个体的差异，但总是存在一些恒久不变的“常识”，教育常识之“常”，是一种“常道”和“常理”，不管世事如何变迁，它都如星辰般安然悬置在寥廓的天际，需要我们去敬畏和仰望。

　　之所以倡导教育常识，是因为那些遍布世界的令人心痛的教育，几乎都与对常识的遗忘、对常识的违背和扭曲有着或明或暗的关联。

　　例如，不少教师总是津津乐道于教导学生认真读书，好好学习，但自己却不爱读书，不会学习，丧失了自我教育的欲望和能力。这显然是对“任何人如果不能教育自己，也就不能教育别人”的违背。坏教育导致的诸多悲剧往往是无视“教育常识”的结果，诸多所谓“差生”或“问题学生”的形成，究其根源，大都与教师对教育常识的无知和漠视有关，最常见的现象是：由于教师对学生的不尊重，导致学生对自己生命的不尊重。钱理群曾言：“教育难，难就在回到常识。”难的症结在于我们对常识既缺乏了解，更缺乏敬畏。教育者最大的无知，是对常识的无知，我们往往以为自己知道很多，但实际情形却是“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教育中最可怕的缺失，是“对常识的敬畏”的缺失。

　　如果仔细检视当代中国的各种教育改革，它们为中国教育带来的首要改变，是让教育回到了常识，把已往对常识的违背变成对常识的遵守，让教育常识重新成为教育的底线，成为教育生活的基础。诸多新理念或新观念，如“让课堂焕发生命活力”、“尊重学生的主体性”、“以学生为本”、“为学生一生的幸福生活奠基”等等，都是常识意义上的观念，是对长期被遗忘的教育常识的重新唤醒。一直被反复提及的时代转型，其实就是从湮没常识、漠视常识、篡改常识的时代，转向理解常识、敬畏常识、创造常识的时代。

　　带着严肃、认真和尊重的态度，找回和确立常识、倾听和理解常识、再思并创造新的常识，成为我们时代教育的重大任务。

　　对常识的寻求，对于教育理论也有重要价值。它可能导致一种转向的发生：让教育理论的生产转向常识，回到教育常识，基于教育常识去创造理论和运用理论。这种转向也有助于满足教育实践者长期以来对教育理论的一种吁求：请给我们常识！

　　对常识的探究，也有育人价值，它有可能使我们学会向常识追问教育的思想和理论，向常识索取教育的方法，进而把思考常识、运用常识、创生常识进而超越常识，变成自身的意识与习惯，化为我们理解教育世界，改变教育世界的眼光。这个眼光的实质就是：让教育回到常识，以常识作为教育的基础和起点。最终，使“回到教育常识进行教育”，成为教育常识的一部分。

　　对于教师而言，教育常识的获得，不仅需要发现和学习，更需要运用和创生。换言之，它不是被动的给予，而是主动的建构。唯有如此，教育常识才会扎根于内心之中，变成自我存在的根基。

　　我不希望与本书结缘的读者，把阅读此书的过程当成接受和灌输的过程，我期待的读者，是能够在思考、质疑、实践中完成自我建构的读者。理想的阅读，不是“六经注我”，而是“我注六经”。我的作用是“阶梯”、“管道”、“肩膀”，仅此而已。

　　既然回到并探究教育常识的意义已然知晓，梳理和运用何种常识就成为关键。本书试图提供的常识，既有名人的格言慧语，也有经典性的教育故事，还有自身对教育的体悟感言，无论是哪一种，我都希望它们是“真常识”，这不仅是经过众人多年实践和岁月淘洗后验证过的“真”，也是经由我个人精神行走中体悟过的“真”，归根到底，它们主要不是思辨演绎和逻辑推演出来的“理性之识”，而是经过生命体验和领悟，体现自我真性情的“体知之识”。

　　本书的写作伊始，我就告诫自己：要把自己放进去，讲述自身在教育的汪洋大海中沉浮浸泡，在茫茫知识草原中咀嚼之后，感悟、反刍出来的教育常识，每一条教育常识都力求讲述自己的体验，而不只是为大家早已熟知的常识作鹦鹉学舌式的广告宣传。

　　说到底，本书所讲的教育常识，首先是我自己眼中的教育常识，它绝非教育常识的全部，可能只是其中极少且微不足道的一部分，甚至有些是他人眼中的“谬论”。我无意替代他人视野中的教育常识，别人的教育常识很可能比我更丰富、更准确，但我要努力做到讲出我思考过、体验过因而确信过的教育常识，是在和已有常识的对话中“自己讲”和“讲自己”。

　　我相信，融入了真体验、真性情的常识，才是真常识。

　　这样的真常识，才会融入自己的血液和细胞，成为自身须臾不可动摇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