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自述”之十四：《我成长路上遇到的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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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疆

　　这是2015年年7月12日在新疆最北端的喀纳斯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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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言说：吃水不忘掘井人。

　　一个有良心的人，不会忘本。无论到什么时候，无论在事业上取得多么辉煌的成就，具有多高的社会地位，都不会忘恩负义，忘记那些有恩于己的人：一是不会忘了养育自己的父母，一是不会忘了栽培自己的老师。

　　年轻人想得多的是未来，老年人想得多的是过去。人到老年都好怀旧，怀念人生旅途中经历过的事和有过关联的人。这大概是老年人独特的年龄心理特征。特别是逢年过节，“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

　　每个传统节日到来之际，我都情不自禁地想起小时候教过我的老师。我对他们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虽然，他们大都不在世了，但他们的音容笑貌，至今还时时浮现在我的眼前……

　　我出生在农村。没有上过幼儿园。我这一生，从小学、中学到大学，上学读书十六年。初小四年，高小亮年，初中三年，高中两年，大学五年。接受过无数老师的谆谆教诲。

　　最使我难忘的是中小学时代，让我的摆脱蒙昧、混沌状态的启蒙我心智的老师。

　　韩愈说：“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

　　是这些默默无闻的老师，开启我的智慧之门，教我识字、读书、学知识，循循善诱，引导我对知识、对学习逐步产生浓厚的兴趣，一发而不可收。

　　是他们对我进行行为习惯和道德启蒙，教我遵守纪律，尊师敬老，讲究卫生，上课举手发言，参加活动要排队，教我分辨是非、善恶、美丑，引导我认识社会，认识人生，教我学做事，学做人。

　　他们就像是传递接力棒一样，把我这个出身贫苦的农村孩子送到北京的高等学府。

　　这些启蒙老师犹如我的再生父母，都是我心目中的“贵人”。我永远怀念他们，感激他们。

　　初级小学

　　1949年，六十七年前，我8岁，进入本村小学。

　　小学在我们村子的南头儿，校门朝北。方方正正的一个院子，东、西、北都是平房，为教室和老师的办公室。靠南边面对操场的是一个坐南朝北的大戏台，上操、开会、看节目、看电影都在戏台前边的操场上。在这个地方，我生活了四年，度过了我难忘的童年。

　　我接触到第一位是李谦老师，男，中年，我们村北边的北五夫村人，高个子，慈眉善目，说话、走路都是慢悠悠的，语文、算数两门课他一个人教。是李老师教我认识“人，手，刀，口……”，教我学会加，减，乘，除，告诉我见老师要鞠躬，上课要遵守课堂纪律，教我学做值日生，打扫教室，擦窗子，擦黑板……

　　我是学校第一批少先队员。不知怎么的，李谦老师选中我做代表，在学校发展第一批少先队员的全校大会上发言，谈谈入队的感想。我哪里会说呀，况且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站在全校同学面前说话，我哪里见过这样的阵势呀，很胆怯，肝儿颤，我哪儿敢说话呀。这不是赶着鸭子上架——强人所难吗。

　　我想临阵脱逃，是他信任我，鼓励我，给了我勇气，是他一句一句地耐心教我说什么，怎么说，手放哪儿，眼睛往哪儿看……让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切身体验了在众人面前讲话。

　　第二位是女老师，姓彭，个子不高，是我们村西边的刘村人，她像姑妈、姨妈一样和蔼可亲，给我们讲树上有十只麻雀，用枪打死一只，树上还剩几只……

　　但该严厉的时候，她却丝毫不放任。记得有一年夏天，我们几个男同学偷偷地到村边的瀦龙河里光着屁股下河游泳，这是学校绝对禁止的。被发现后，彭老师一反常态，声嘶力竭地训斥我们，还被罚站。

　　我不恨彭老师训我们罚我们，长大后甚至由衷地感激她。因为确有同学私自下河游泳被淹死的。是彭老师坚决地制止了我不知深浅的鲁莽、冒险行径，对我有救命之恩，至今我一直对彭老师心存感激之情。

　　第三位老师是吴老师，男，也是刘村人。印象最深的是他镶着一颗金黄色的，锃光瓦亮的金牙。这位老师爱护学生，很有亲和力，说话很幽默，老是说笑话逗同学们乐。吴老师带给我们童年很多的欢乐。

　　第四位老师是戴老师，男老师，是我们村东北方向的一个叫戴家庄村的。

　　记得一次下课后，我班比我大好几岁的同学赵建国，别出心裁，出主意要我闭上眼，他拉着我的手，跑着去厕所。我从未亲身体验过，觉得很好玩，就答应了。我们一路小跑，快到厕所的时候，闭着眼就闻到厕所的骚臭味儿，我主动睁开了眼，平安无事。

　　从厕所回教室同样是我闭着眼跑，快到门口了，他也没说让我睁开眼，一直“盲目”地奔跑，“咣当”一声，我便重重地一头撞在墙角上，右眼眉中间撞出了一个跟小孩嘴一样大的大口子，流了很多血。

　　是戴老师二话不说就抱起我，急急忙忙跑着找村的医生上药包扎，又送我回家。母亲听完戴老师的述说，一句也没有埋怨学校老师，只是一个劲地向带老师鞠躬赔礼道歉，说没管好孩子，让老师费心了。

　　我上小学那会儿，小学分两个阶段：一至四年级叫”初级小学“，五至六年级叫”高级小学“。

　　高级小学

　　1953年，12岁，我进入“高级小学”读书。

　　高级小学在西曹佐村，我村东北方向，离我家五里地。每天来回十里地，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我跑了整整两年。

　　学校在村子的中间，是个大四合院，东西南北房都是教室。老师的办公室在四合院西侧的一个小院。高级小学招收周围十来个村子的学生，共四个班，一个年级两个班。

　　在高小，教算数的是两位赵老师，一个年轻帅气，一个是五十多岁、老学究式的老先生。

　　我们河北的男人有个习惯，一年四季头上都包着一个羊肚毛巾。山西、陕西男人头上也习惯包着一个羊肚毛巾，只不过他们是把“结”打在前头，而我们河北男人则是把“结”打在脑后，就是《地道战》电影里的民兵那样的形象。

　　我的这位老赵老师，矮胖，光头，就像我们学生的爷爷。头上包的是我们当地手工生产的一条白色的土布，虽不是雪白，但总是那么干干净净、舒舒展展、利利索索的。算数教得非常好，简直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我觉得算数一点儿也不难，很有意思，也很容易学会，是这位老赵老师让我喜欢上了算数课。我们同学还曾去过他在东曹佐的家。

　　另一位赵老师叫赵旭阳，师范学校毕业的，也就有二十多岁。英姿飒爽，风流倜傥，高高的个头儿，很精神很帅气。他教得也很好，对学生要求、管理严格。记得一次上课，我回头跟同学说话，这个赵老师发现了，边讲课边用粉笔头敲我的脑袋提醒我，很疼，现在想起来还都觉得脑袋瓜顶不大舒服。我没有记仇，觉得老师管得对，他是提醒我遵守课堂纪律。十多年后，我大学毕业，在北师大附中工作，这位赵老师到北京给学校采购体育用品，特地找到我，我给老师妥善安排了住处，并请老师吃饭，深叙师生之情。

　　地理课老师姓蒋，好像是教导主任，讲课好。历史课是校长教的，人很严肃，同学们都敬而远之，印象不深，所以不记得校长姓什么了。但我记得校长的粉笔字、毛笔字写得非常好，非常秀气、整齐、规矩，学校的壁报都是他亲自书写，至今我还都有印象。

　　我还记得学校厨房的大师傅是个残废军人，脸上、胳膊上有明显的疤痕。我们带的中午饭，都是这位师傅给我们用厨房蒸锅加热，让我们学生吃上热乎乎的饭菜，所以记得。

　　初级中学

　　1955年，14岁，我小学毕业。

　　因为我的功课比较好，我们县有两所中学，老师们鼓励我舍近求远，到离家七十里地的河北安国一中报考，这是为数不多的一所河北省立重点学校。我从未离开过我们县的范围，是老师不遗余力地鼓励、支持，我才有了勇气走出县境，进入一个更为广阔的天地。

　　那年，我们高级小学一起去报考的有十几个同学，具体是多少个，不记得了。我印象中是“一大群”，就跟打狼似的，一路说说笑笑打打闹闹的，步行七十多里地，到安国一中投考。那年，我才14岁，在我的同学中年龄最小。

　　那个时候的孩子皮实，不娇气，家长也不娇惯。要是现在，14岁的孩子，甭说步行七十里地，就是走七里地，家长也舍不得呀。

　　考试结果，出人意料：最终只有我一个人被学校录取。没有老师的鼓励，我很难冲出我们县界。

　　我被分在六十七班。据说，我们这所学校是抗日战争之前创办的，我们的班次是从创办时期一直排下来的。

　　我们班的班主任是位中年男教师，叫平文耀，教我们地理课。他人很好，对学生和蔼可亲，就像我们的父亲。学校没有教师宿舍，都是在校外租住，我们同学曾经去过平老师的家，他家有三四个孩子。平老师说话有稍许的口吃，但课讲得非常好，清清楚楚，有条有理，易懂易记。平老师的中外地理课，像是给我们打开了一扇窗子，开阔了我们的眼界和心胸，带领我们的走向了全国，走向了世界。

　　回想起来，我现在从事的教育科学研究，干的是著书立说这一行，这跟我在中学遇到的老师有直接的关系，是中学的语文老师让我爱上了语文，爱上了写作。

　　初中阶段语文老师是位王老师，男，胖胖的，得有五十多岁。老师的鼻炎很严重，讲课常常间断。王老师课讲得很好，很有激情，我喜欢他上的语文课，但那个时候还没有使我爱上写作。

　　到了高中阶段，我才渐渐地迷上了作文。我走上写作这条道路，一个是感激吴雨同老师，一个是李谦老师。

　　我从事著书立说着个行当，很多人以为我出身书香门第。其实，我家世代为农，从来没有出现过读书人。小时候，记得我家只有过一本书，那就是“黄历”。小学阶段，落后的农村学校没有图书馆，读的书就是小学课本，没有读过一本课外书。

　　到了中学，情况就不一样了。我们学校原来是一个天主教教堂，学校有很大的图书馆，像是一个做礼拜的大礼堂，非常豁亮，藏书很多。图书馆的老师是我们中学校长王席徵的夫人，不高的个子，胖胖的，人非常和蔼可亲，戴着老花镜，就像个奶奶。我是图书馆的常客，跟管理图书的老师很熟，老师记住了我，很喜欢我。

　　初中阶段，我看了很多的书，主要是赵树理等作家的书。上大学之前，我未曾买过一本课外书，交伙食费都有困难，哪里有钱买闲书啊！那个时候看书很认真，因为书不是自己的，到期还要归还图书馆。因此，读书效果很好，至今我还都记得中学阶段读过的那些书的名字。

　　高级中学

　　高中，1958年考上的。那年我17岁。

　　我上的是两年制的文科班，也叫“跃进班”，学制减少了一年。语文老师先是吴雨同老师。

　　吴老师个子不高，瘦瘦的，说话、做事严谨，干净利索，走路也快，可谓“短小精悍”。

　　他的课讲得非常好，他能够把课本上文字变成五彩斑斓的图画，课文的内容就像是幻灯、电影那样展现在我们面前，栩栩如生，引人入胜。是吴老师让我发现，平淡无奇的文字背后是那样的丰富多彩，是那样的美妙！

　　吴老师分析课文，就像“剥笋”似的层层剖析，让我懂得了写文章要有逻辑性有“层次”。或由内到外，由外到内；或由大及小，由小及大；或由近及远，由远及近；或由宏观到微观，由微观到宏观。我觉得吴老师真的很神！

　　吴老师讲课，都使我入迷了，欲罢不能，欲罢不忍，每天就盼着上吴老师的课。

　　另外一位李谦老师是接吴老师的接力棒的。他是北京人，好像是北京师范学院毕业的。留着小胡子，留的是分头，高个，帅气，就像是我们学生的大哥哥。他从北京带去的点心分给学生吃，甜极了，我这个农村来的孩子，哪里品尝过那么甜美的点心！世界上还有这么好吃的点心，我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吃所未吃！至今还是回味无穷……

　　是这位老师教我们写作，几乎每周都要作文两次。我曾用学到的那点儿浅薄的古文知识改写《白杨树》一文，受到李老师的表扬，他视为范文，让我在班上朗诵。我从不怕作文，而是特别渴望老师让我们写作文，每次布置写作文我都是一种亢奋状态。

　　对于写作的亢奋一直保持到今天。

　　我非常感激高中阶段的两位语文老师，是他们引导我走上了写作这条道路。

　　高中毕业时，我原本希望将来做个记者，可以天天写东西。最初是想报考北京大学新闻系。但因家庭经济困难，怕交不起学费，我只好修改报考志愿，报考北京师范大学。因为师范院校不收伙食费。

　　1960年，我19岁。我高中两年毕业，跟三年制高中学生一起参加当年的高考，同场竞技。那年高考作文题目是《在劳动中锻炼了我》，我作文的结构、层次，至今我都历历在目。

　　考试一个月后，就在我们应届毕业生盼星星盼月亮，急不可待地等待消息的时候，有一天，学校主管学生高考的王副校长把我叫到校长室，郑重其事地亲口告诉我说，我的高考作文得了94分，成绩在保定地区所有考生中名列第一。并在全校学生大会上表扬了我，说我为学校争了光，给师弟师妹们树立了学习的榜样。

　　用现在的话说，我是我们保定地区那年高考作文的“状元”。我非常兴奋。

　　我永远感激我小学和中学的老师。没有他们，就没有我的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