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自述”之八：《艰苦的生活是一种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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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宣武区梁家园胡同。胡同的尽头是原宣武区公安分局）

　　

　　（这是我居住的家属宿舍大门的现状。饱经沧桑，满目破旧。）

　　

　　（照片中正对着的浅蓝色的南房屋门，就是我原来住房的现状。总共8.9平方米。窗前是下水道。旁边就是传达室。我的儿子、女儿就是在这里降生。我已经搬离二十八年，至今那里还风物依旧。）

　　

　　（百年老屋，饱经沧桑，惟有故居门前的这棵夏天供我们乘凉的老椿树，还是那样的生机盎然，老而弥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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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艰苦的生活经历是一种精神财富》

　　一

　　闲来无事，浏览电脑里的影集，无意中发现一组四十前故居的照片，不禁把我的思绪带回遥远的以前……

　　这组照片是我的一位多年的老朋友，准确地说是我已故的原配夫人生前很要好的老同事、老朋友，在2011年5月份，她闲来无事，心血来潮，也没有给我打招呼，独自一个人暗访我三十年前的故居时拍摄的。

　　如果不看说明，单从照片上看，谁也不会想到这是北京市这样一个国际化大都市尚现存的民居，很可能还以为这是解放前的贫民窟呢。

　　其实，这是我在师大附中任学校党总支书记时居住的房子。地处南城原宣武区梁家园胡同11号的家属宿舍。

　　前两年，我曾携现在的夫人回访那个故居，看望已经分别好几十年的老邻居。突然造访，久别重逢，激动万分，泪如泉涌。我们虽分别几十年，仍亲密如故。我搬离老屋时刚四十岁出头儿，年富力强，英姿焕发，朝气蓬勃；转眼之间，年逾古稀，成了白发苍苍的老人，不禁百感交集。岁月不饶人啊！

　　我现在的夫人怎么也没有想到，当年，我堂堂的一个全国闻名的重点学校的党总支书记，竟然住的是这样寒酸、破旧的房子。

　　今天的年轻人，小伙子说没房子不能娶媳妇，大姑娘说没房子就不能嫁人，说的绝不是像我住过的这样的房子，而是四白落地的宽敞的楼房。要是这样的房子，在今天的有些年轻人看来，这哪里是人住的居所，简直跟牛棚猪圈差不多。面对这样的房子，今天的大姑娘恐怕会这样说：“宁可在四白落地的楼房里哭，也不愿意在这样破旧的房子里笑。”

　　二

　　我是1968年9月30日与我的原配夫人结婚。那个时候，我是师大附中的团委书记、教师代表，夫人是京郊通州师范附属小学的音乐教师。是我的一位在通州师范工作的大学同班同学介绍我们认识的。

　　那年，我二十七岁，夫人也有二十五岁了，都属于大龄青年了。要是在农村，像我们这么大岁数，孩子都该上小学、能打酱油了。结婚是势在必行，不能再拖延。

　　准备结婚时，因老家盖房，我还背着一百八十元的债务。我没钱置办新郎该穿的新衣服，只是把我一身半新不旧的棉布灰色中山装，送洗衣店洗了洗，熨了熨，作为我的结婚礼服，就把新娘娶了过来。我也没钱给夫人买新娘该穿的结婚礼服，只是给夫人买了一双新皮鞋。夫人的婚礼服装，从里到外，都是岳母置办的。我没觉得寒碜，夫人也没说我寒酸。

　　当时，我手里只有200元钱，没敢还债。区区200元钱，在今天，什么事也办不成，也就是一顿不大体面的饭钱。在那个时候，东西便宜，精心策划，精打细算，200元钱也能办不少的事。

　　我买了一张木制双人床，54元；两只装衣服的箱子，30元；两把椅子，每把15元；两只小凳子，每只8元；一张三屉桌26元。这就是我结婚时的全部家当。

　　我工作的师大附中是中学里为数不多的有家属宿舍的学校。结婚时，学校分给我们一间地处梁家园宿舍的平房，在宿舍传达室的旁边。

　　过去人们都说“有钱不住东南房”。南房，背对阳光，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不见阳光，院子里的下水道是从这房子底下穿过去的。全部面积是8.9平方米。把新家具往屋子里这么一摆，一个双人床就占去半个屋子，剩下的供我夫妇二人活动的，也就还有大约两平方米那么屁股大点儿的地方。

　　房子尽管狭小、破旧，但我们还是很高兴的，很满意的。我刚去学校工作三年，还没给学校做多少贡献，不能挑肥拣瘦，能有结婚用房就心满意足了。我们自力更生糊顶棚。原来的房顶是裸露的，没有顶棚，我在墙上方四周订上钉子，拴是细铁丝，拉紧，做顶棚支架。夫人在下边刷浆糊，我登在梯子上糊，亲自动手，糊了纸顶棚。还用大白粉刷了墙壁，贴了窗纸，终究有了属于自己的安居的“窝”。

　　三

　　第二年，1969年7月，我们的儿子降生了。我的母亲要来照顾儿媳妇坐月子，实在没地方住，我向学校后勤申请，把门口那间闲置的，跟我们住的房子一般大的传达室借住了。花10元钱买了个单人铺板，花7元钱从旧家具店买了个斑驳陆离、晃晃悠悠的方桌。这就是那间房子里全部家具。

　　我住的房子，是百年老屋，饱经沧桑，经不住风吹雨打。就在我儿子降生前的那个晚上，电闪雷鸣，下了一场瓢泼大雨。我家的后山墙突然倒塌，幸亏是向外倒的，有惊无险。要是向里倒塌，后果不堪设想，把我给吓出了一身冷汗。

　　雨水就像是江河决口那样哗哗地一个劲地往屋子里猛灌，屋子里遍地是雨水，衣服、床铺全上都湿透了。天亮后，我赶紧跑到医院，告诉院方我家房子塌了，发了大水，夫人和孩子不能马上出院。

　　1974年，我们有了女儿之后，我又向学校后勤申请，借了一间只有四五平方米的把角的西房，给我的儿子住。连租带借三间小房，总共也超不过25米，住着四五口人。

　　1976年，唐山大地震前夕，我经过多少周折好不容易将我的夫人从京郊通州调回北京。夫人没有调回北京之前，我们家是不从不开伙做饭的，喝点儿开水都是跟邻居要。因为我不会做饭，那时我正在做学校的书记，主持全校的工作，也没工夫做饭，我只好天天吃学校的食堂。所以，我家压根就没有“厨房”这一说。夫人回来了，就要开伙做饭过日子了。可没有厨房怎么办？

　　活人不能让尿给憋死。我发现我们那个院子的大门口东侧，有一个狭窄的小夹道，也就四平方米那么大吧。我问这个地方怎么没人占用？老邻居告诉我说，那原来是个厕所。所以，废弃后一直闲置没人占用。

　　我想，这个地方可以修缮一下，得当个厨房使用。邻居一听就乐得翻了天了，厕所怎么能当厨房用？过去是供“出口”用的，你现在要让那个地方管“入口”，那可是两种绝然不同的味道儿，奚落我说：“你真是异想天开，亏你想得出来！”

　　我不太在意。请人用油毡搭了一个房顶，掘地三尺，把原来的土彻底清除出去，换上新土。就这样，我家也阔气了，竟然有了独立的厨房！

　　这样，我一家四口的住房面积加起来，都有二十五六平方米了。我心满意足。

　　四

　　有人说，那时候，你已经是学校的主要领导，是堂堂正正的大书记，怎么也够处级干部了，你怎么不申请按照你的级别给你调整住房面积呀？那个时候，我们学校原来的一把手在文化大革命中惨遭迫害，浑身上下伤痕累累，常年病休卧床，我是学校整个工作的实际主持者，是学校的最高领导，应该住学校最大面积的房子，这是落实干部政策呀！

　　那个时候，正处文化革命后期，我的头脑里根本没有这个意识。我是什么级别？没想过。我该住多大面积的房子？我也没打听过。只知道我是学校的主要领导，重任在身，我的任务就是全心全意、全力以赴、兢兢业业地把我分内的工作做好，管好各项工作，把全校二百多个教职员工和一千二百多个学生的教、学、吃、喝、拉、撒、睡诸事管好，这是我的责任。

　　师大附中在文化大革命中是“重灾区”，学校硬件软件惨遭破坏，百废待兴。那个时候，我每天忙里忙外，忙上忙下，忙得不可开交，哪里有工夫、有心思考虑我的待遇？

　　平时，我每天早出晚归。早晨，我是第一个上班；晚上，我是最后一个下班。我都没有工夫去幼儿园接我的儿子，儿子该放学了，我还在主持会议下不了台。都是拜托同事替我接儿子到学校，放在学校的大操场疯跑、疯玩，就是“散养”。每天傍晚收工以后，满操场喊我的儿子。每次见到儿子，他都是满头大汗，四脖子汗流，浑身上下全是泥土，整个是一个小泥猴儿。

　　在学校领导班子中，我最年轻，又是“班长”，一到有事时，我都是身先士卒，首当其冲。附中是一所百年老校，老人多，哪位老教师生病，我都要去医院看望；哪位老教师去世，我去安抚家属，为逝者开追悼会，亲自动手写悼词，发表追悼词。带领师生参加劳动锻炼，植树造林，春种秋收，我都是一马当先。

　　唐山闹特大地震那年，我跟学校老师一样住在学校操场的窝棚里避难。学校在北七家有个农场，该秋收了，我自报奋勇，背着我的七岁的儿子，带领八个班四百学生，步行六七十里地到农场。中间，儿子发烧，我把儿子背会学校，交给带着两岁女儿的夫人去看病，我转身边立刻返回农场，那里有四百名学生等着我。

　　这，我都毫不在意。只要多数职工对我的工作满意，没什么大的意见，我就很满足了。

　　五

　　至于我的待遇，我的住房面积，工资高低，真的没想过，从来没想过。更没有凭借自己的职权以权谋私，跟谁争抢过私利。从来没有过。

　　我做学校书记时，我的住房是全校教职工中最差的，最小的。我的工资，是全校教职工中最低的。遇到涨工资，我首先要让。因为已经多年没涨工资，僧多粥少，大家都是虎视眈眈，就得有人让。我是领导，我不让，谁让？同事说，你算是亏大发了。我不觉得。我倒觉得吃亏是福。

　　我当学校书记时，我的工资是54元，夫人是37元，两个人总共是91元。抚养两个孩子，还要赡养我在老家的老母亲，那可真是捉襟见肘，哪个月都不够花的，常常是靠借钱度日。

　　有一次，实在是混不过去了，浑身上下搜了个遍，也再没有给正在吃奶的小女儿买白糖的钱了。夫人就壮着胆子跟他们学校的一位单身的老教师试着开口借点儿钱。没想到，钱没借到，还挨了那位老教师的一顿数落，说夫人不会过日子。夫人感到特别委屈，回家后一个劲地掉眼泪。

　　六

　　1980年，那年我39岁。我离开师大附中的时候，宣武区领导想挽留我到区里工作，说你想到哪个局工作，至少给你安排一个副局长的位子。我婉言谢绝了，我没有做官的欲望。我说我这个人不是做官的料，不会做官，适应不了“官场文化”，在官场有点儿“水土不服”，就想归队做学问。

　　学校的很多同事听说我要离开附中，也都感到惋惜，很遗憾，纷纷挽留我。一些特别要好的朋友，说我缺心眼儿，净冒傻气。说你知道有多少人瞄着你的这个位子吗？你倒好，主动给人家腾出这个位子，可惜啊！

　　有的说我人好，正直，耿直，有能力，光明磊落，不营私舞弊，以权谋私，前途无量，会青云直上，飞黄腾达的。

　　我说，您瞧我这个脾气，太过耿直，一点儿都不圆滑，也不会周旋应酬，实在是适应不了官场文化，不是个当官的材料。“梁园虽好”，但不是我的“久留之地”。

　　当年，我毅然决然地弃官为学，许多人都感到不可思议。可我却一点儿也不感到后悔。三十多年来，也从未后悔过，我反而对我当年能义无反顾、计不旋踵地进行这样重大的“战略转移”，深感自豪。我一直认为我当年的选择是很远见卓识的。

　　我调到师大教科所以后，附中的木匠、司机、厨师、清洁工、老师、职员，特别是我经手落实政策的老师和他们的家属，经常来师大看望我，到我家喝酒，聊天，叙旧。他们说我“当官不像官”，难得，少见。

　　有这样评价，就足够了。

　　我在附中工作十五个年头，做书记八年。我兢兢业业，尽职尽责，清清白白，没有利用职权为我的家庭、儿女、亲属谋过任何的私利，没有辛辛苦苦地给我的祖宗挣骂，没让我的家人蒙羞，丝毫没有玷污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问心无愧，心安理得。

　　这将是留给我儿女的最大的精神“遗产”。妻子儿女将以我为官清廉而自豪，而无忧无虑、坦坦荡荡、光明磊落地生活。我很欣慰。

　　现在，生活条件大大地改善了。迁入师大校内后，屡屡迁居，从一居室到两居室，到三居室，退休的时候迁入四居室。

　　回想起四十年前的艰苦生活，没有一点儿的遗憾的感觉，反倒觉得那是一种不可多得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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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厅。除非接待客人、看电视，平时我很少坐在客厅。我每天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我的书房工作、学习。[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