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自述”之七:《两地书 同学情——与六十年前老同学书信忆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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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说,娘在哪里,哪里就是家。母亲生前常住我妹妹家,县城里,现在母亲不在了,我总觉得我没有家了。虽然妹妹是亲妹妹,妹夫对我们也很好,很亲热,但总觉得没有了家的感觉。
我想,趁身体还好,抓机会多回去看看。我的小学、中学同学也一再打电话希望我回去看看。今年清明节就回去了。
我妹夫很热情,把身体还不错的我的几个同学邀请到家里,让我们叙叙旧。
虽然我们很久很久不见面了,有的同学大约有六十年没见面了。但却是一下子就相互认了出来。[编辑]
照片是在妹妹在县城的家里拍摄。照片中右一是给我写信的老同学张俊岩。
《两地书 同学情》
——与六十年前老同学书信忆童年
这是我和六十年前初小、初中的同学张俊岩(小名张轴儿)往来信件。
张俊岩同学是距离我们村赵家庄二里地的北五夫村人。1953年,我们是在另外一个村子的一所高级小学读书时认识的。退休前在我们老家蠡县县政府办公室工作,跟我妹夫(那时是常务副县长)是同事。
他听说,我们县的县志办公室撰写县志,把我列入县志中的人物。他很激动,便特意写信把这个信息告诉我。我便写信给他,他读了我的信,又复信一封。
社会信息化以后,交通、通讯迅速发展,高度发达,电话、电脑的普及,历史悠久的通信方式——书信,逐步被淘汰,使用的人越来越稀少。我的这个老同学年岁比我大不了多少,是个电脑盲。在电话中我动员多少次,说我自己这么笨都能学会,你咋学不会?他很顽固,说这辈子就算了,下辈子再说吧。
要是用电脑打字、通过网络传递信件,方便得很。他这位老兄给我的信,足足写了有十一页信纸,洒脱、清秀的字里行间,流露出我们之间历经半个多世纪沉淀下来的深情厚谊。老同学的这片心意,着实让我感动,真是旧情难舍。我用了一个小时的时间打出来,连同我写给他的信,一并发表在这里,以饗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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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给老同学的信》
(2012年5月21日)
俊岩老同学:您好!
志祥(我妹夫)传来您作的两首诗(附后),我拜读后很激动!激动的是我们同学之间的深厚情谊,经过半个多世纪了,历尽沧桑,都没有淡化、消失,就像多年的老酒那样醇香、深沉、悠长,让人回味无穷。
记得小时候,我们都很单纯,朴实,厚道,友好,很团结友爱,从来没有发生过谁欺负谁、谁算计谁的事,就像亲兄弟一样。
尽管,那个年月物质匮乏,我们的生活条件都很差,但大家无忧无虑,生活得却很快乐。那些遥远的岁月,真的让人留恋。
平时,我很少想我的岁数,只是跟着感觉走。我是吃嘛嘛香,还能做事,撰写文章,著书立说,每天暴走十多里地也不觉得累,我从来没有觉得我老了,一不留神竟然年届古稀。岁月不饶人啊!
去年,我的朋友们,学生们,我们专业委员会的秘书长突然提出,要给我过七十寿辰,全国性的。这使我大吃一惊!这样的事,我从来没有想过,奢望过。
常言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没想到,一不留神,我已经成了“稀有动物”。我一再阻拦,反复推托说我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承受不起。但他们还是坚持要开这个会,说是为了宣传我们这个新兴的学科,扩大社会影响。他们这样说,就不再阻拦,任他们去了,我就做一块“引玉之砖”吧。
听说我们的县志也把我的业绩列入其中,我很感动,由衷地感激县委、县政府对我这个游子的关注、关心和激励。
其实,我也没有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业绩。我也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师,做了一些我该做的事,我能做的事。我所研究的学科,因为是新生的学科,研究的人少,我也就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仅此而已。
尽管很多人知道我的名字。但我自己从来不把我当名人看待,行事向来低调,不愿张扬。我还有自知之明,知道我自己有多大的分量。只是一些同行,青年学者、学生,认为我做事专心致志,能坚持,还做得不错。
我们从小就是同学,你们都知道,我这个人并不聪明,只是做事认真、勤奋、踏实一些,能够吃苦,精力比较集中,心无旁骛,不朝三暮四;胆小内向,心如古井,宠辱不惊,如此而已。
当年,我们在小学、中学念书的时候,都很单纯、幼稚,对未来,并没有什么想法、规划和设计。就是喜欢读书学习,觉得学习知识能开眼界,增长见识,充实头脑。虽很艰苦,但却是一件很快乐的事。
那个时候,我们的家长都不识字,无法辅导我们的学习,全都是靠自己努力奋斗。不像现在的孩子,学那点儿功课,家长天天得陪着、辅导,手把手地教,都快把家长累得要吐血了。现在的孩子要比我们小时候聪明多了,为什么都离不开家长的陪伴、辅导,我一直整不明白。
到中学以后,我喜欢上了作文。我非常感激我们学校教我们语文课的几位老师,是他们让我爱上了语文、作文。
那时,我是对未来有了些想法,想将来最好能当个新闻记者,身上挎个照相机,很神气,舞文弄墨,耍笔杆子。最后,阴差阳错,我却学了教育。
1965年师大毕业后,我先是在师大附中工作,当老师,班主任,少先队总辅导员,团委书记,最后做学校的党总支书记,主持学校工作八年。工作虽很顺手,干得也不错。但我总觉得在官场有点儿水土不服,“官场文化”实在学不了,不适应,那不是我的久留之地。
于是,在1980年,我又回到师大,进了教科所,还真的干起了舞文弄墨这个行当。真是鬼使神差,误打误撞。也许是命该如此,终于遂了我小时候的心愿。
俊岩老同学,我很想念你,想念当年的老同学,想念老家的一草一木。
年轻人好向前看,因为他们还有理想、追求、前途;老年人好回忆以往,向后看,我们有发展,没前途了。近来,我时不时地想起小时候有交集的人和经历过的事,常常浮现在我的眼前。这大概是老年人的年龄特征使然吧。
找个机会,趁身体还不错,我回老家看看,招呼我们老同学聚一聚,好好叙叙旧,谈谈小时候的趣事,淘气的事,惹家长、老师生气的“恶作剧”,也许能使我们返老还童。
我这里一切都很好。身体好,精神状态也好,家庭和睦幸福,儿孙都健康。
祝你和家人身体健康!
你的老同学 忠心
2012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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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老同学张俊岩写给我的两首诗:
一
欣闻老同学多年研究成果业已载入蠡县县志。高兴之余赋诗一首,以表庆贺。
科技兴国赖英贤,学海一舟冲向前;
老骥伏枥雄心在,笔耕不辍续新篇。
( 原注:学海一舟冲向前------是说在学术研究这篇浩瀚海洋中你驾驶一叶小舟始终冲锋在家庭教育理论研究的前沿。)
张俊岩 草于2012.5.16
二
今年四月初,石家庄及县城几位老同学(西曹佐完小)聚会,为此赋诗一首。现抄录于你,请一并予以指正。
华夏盛世国运兴,龙年相聚蠡吾城;
忆昔同窗耕读日,天伦尽享夕阳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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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同学复我的信》
(2012年6月3日)
忠心:您好,老同学!
读了您热情洋溢的来信,句句肺腑之言。这又勾起了我对咱们多年前相处时的回忆。好多往事虽经半个多世纪的风雨洗刷,但仍觉得历历在目,挥之不去。
总之,我们之间的感情、友谊可以用“纯真、质朴”来概括。
忠心,你不是在写回忆录吗,恐怕高小、初中阶段的经历是少不了的。这也正是咱们一起同窗耕读的年代。
我休闲在家,断断续续回忆起咱们相处的往事。我把它写出来,主要作为叙旧的话题;二来是想在你烹制的回忆录这份丰盛的文化大餐中添加点儿调味料。
一, 西曹佐高小(1953—1955年)
当时,学生来自周边九个村子(西五夫、赵庄、北五夫、中五夫、西侯佐、东侯佐、东曹佐、魏家佐、南沙口)和西曹佐共十个自然村。远点儿的有五六里地。每天来回走读,常年风雨无阻。一般情况下,近点儿的每天还能中午回家吃饭,远一点儿的就要带饭。到了冬天,因白天时间很短,除了本村外都要中午带饭,学校给热一热,烧点儿开水喝。那时,多数家庭生活都比较困难,中午多以玉米面饼、窝窝头加咸菜或抹点儿黄酱为食。家庭生活好一点儿的有带白面饼摊鸡蛋,这可是当时上好的生活。记得咱们班宋存周同学,她家庭生活条件好些,偶尔带一次好吃的,和她挺要好的同学就能分享一点儿,解解馋。
那时,学校的老师都尽心敬业,忠于职守。多年后老同学见面,一提起这段学习生活都是“师必言赵”。也就是赵庆堂老师严谨的治学精神,言传身教,高尚师德的榜样力量。诸如,最基础的阿拉伯数字的规范书写,运算符号(加、减、除、等号)的写法,以及作业、试卷的整洁要求等等。(试卷涂改,掉上一滴墨水,都是要扣分的)。这些,恐怕使我们每个人都受益匪浅。还有他的人格魅力,每个人对赵老师都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尊敬、诚服的心理。所以,赵庆堂老师在那时是全县颇有名望的优秀教师(教学水平高,威信高)。据别人讲,建国前,他教过的学生中,后来有的担任了高级领导干部(地、厅以上级),有时坐小车回家,先要到赵老师家探望。
写到这里,我有一些题外话说一说。其实,也就是尊师问题。
1979年,我在县文教局工作。这年,县城四月庙会。那天,我正在办公室上班,突然见到赵老师带着他的一个孙子出现在我面前。多年不见老师了,我高兴得不得了,赶紧让座、倒水,问有什么事要办。赵老师说,没别的事,就是上庙会转转。那年,赵老师七十八岁了,身子骨还可以。我赶紧找了两张大礼堂的戏票给他。老师还说:“其他什么事都不用管,我们自己转转,你好好上班就行了。”
遗憾的是,当时没能请老师吃顿饭,陪他转一转。这事项起来就后悔。
下午三四点钟,赵老师上完庙会又回到文教局。这时,我灵机一动:文教局不是有一辆面包车吗?何不送老师回家。(面包车是回复高考后上级给各县文教局配备专门取、送试卷的交通工具,这也是当时科局中唯一的)。我把这事向局领导说了,要用车送老师回家(东侯佐)。局领导听后说:“赵庆堂是全县有名的好教师。可以。”我马上嘱咐司机,一定要送老师到家门口。多年后,我只要想起或跟老同学谈到这件事,不知什么原因,我的眼圈总是湿润的。
二、安国中学(初中67班1955—1958年)
谈到这段历史,首先要说的就是:艰苦求学历程。每次七十余里的步行路,不停地要走五六个小时,累得很,一夜都歇不过来。
记得有一次国庆节,我们几个人(你、我、张秉寅、温志玲、宋存周)结伴回家,路上下起了雨,又不敢停歇,结果浑身都淋得透湿。还有两次回家,在学校吃过早饭,我们几个走到博野县城已是中午,离家还有三十多里地,这时肚子都饿得够呛,只好停下来,在小饭馆吃点儿饭。那时便宜点儿的是面条,一碗素面一角二分,肉面一角五分,我们谁也舍不得多花几分钱吃碗肉面。
那时学校伙食费每人每月七元钱。你每月助学金五元,家里添补也困难。(我更不用说,每月三元,还差四元。每次回家拿钱,家长总是满脸愁容,要到亲戚家借取。三年学习期间差点儿辍学。所以,初中毕业时班主任平文耀老师对我说:“看你家实在困难,保送到不花钱的定县师范吧。”所以,我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踏进大学的校门。——这是闲话。)
再有,说一说温志玲的情况。(她是咱们高小同班,初中同年级同学)她是一个贫农、烈士后代,且是孤儿。在当时国家比较困难的条件下,对这部分人的生活基本上全包。记得她说过,在西曹佐高小时,国家就有补助。在安国中学几年时间,领到几百元的补贴。她知恩图报,把这部分款让抚养她的亲戚盖了几间房子。
安国中学是抗日战争后期(1945年)建立的游击式学校,曾先后在安平县、安国县、博野县、蠡县流动办学。我们1955年入学时,课桌上都还有“冀中一中”的字样。该学校直属省里管理。校长王席征是一名高干(13级),他有几次调升的机会,但始终坚持耕耘在安国中学这块教育阵地上,直到文革中去世。
当时,报考安国中学的考生范围很广。既有保定地区各县的学生,也有衡水、石家庄地区部分县的学生,所以,生源质量较好,教学水平较高。在当时,比起保定市的几所名牌中学(一、二、三中,女中)一点儿也不差。安国中学多年都是河北省重点中学。
安国中学校址子占用了天主教堂的房屋(如大教堂和部分宿舍用房)。大教堂又高又大。当时作学生餐厅用,全校学生在教堂吃饭时还显得稀稀拉拉的。每月放电影,全校师生也不过占用一角。时间不到一年,因墙体出现裂痕成为危房而不再使用了。那时,天主教的宗教活动在附近各县都是很出名的。记得咱们班有一位同学是个天主教徒,来自束鹿县(?)就是因为学校紧挨着教堂,星期天能做礼拜(一种宗教仪式)才报考安国中学的。
到了星期天,一些好事的学生就到教堂(我们宿舍对过,只隔一条道)看人家的诵经、礼拜仪式。不信奉天主教的人到教堂是不能干扰人家活动的,(这是国家宗教政策规定)。但天主教徒也不能在教堂外随便宣传天主教教义。教咱们初中生物学的马老师(天主教徒),快四十岁了,剃个光头,还是独身,本人大学文化。听说,他一心想当神父。不知道后来当成没当成。
学校和教堂是近邻,相处得还可以。当时,教会占地面积很大,除教堂、房舍以外,还利用好多闲地种菜、种庄稼。那时他们的眼科医术较高,在周围各县小有名气,因此,很多人都慕名而至。
1956年,保定驻军(69军)在安国县搞军事演习,期间,部队文工团在学校礼堂(当时新建的大饭厅)搞了专场文艺演出。为此,还专门邀请天主教人员(大部分是修女)观看。当看到他们统一着装列队走进会场时,我们都投以新奇的目光。
我们在初中时,课余学会了打乒乓球,下了课争着在教室门前的球台上玩一会儿,渐渐上了瘾。记得夏天午饭后,趁老师休息,我们约几个人到为教职工专设的两间娱乐室球台上偷偷打一会儿球,见老师去了赶紧让开。
教咱们音乐课的刘乔生老师(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比利时人),人长得帅气,英俊,他既通晓中文,还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唱歌、演文艺节目是他的专长,打乒乓球的水平也不低。1956年,新分配教咱们植物课的李静怡老师,北京师大毕业生,一看就像个大家闺秀。我们记得,有一次和她打乒乓球,结果不是人家的对手。刘乔生和李静怡老师就是因为都爱好打乒乓球儿由相识到相爱,有缘结尾夫妻。1995年秋,我们几个人(你、我、张秉寅、温志玲)以安国中学校友身份应邀参加五十周年校庆时,曾大厅他们俩的情况,不巧,文革中都调往唐山了。
我们在安国中学,其主要的任务是学习。课余你我对体育都有些偏爱。虽没出什么成绩,但对身体是大有好处的。学校1957年开运动会,咱们西曹佐高小时的老同学,当时65班的宋存周参加跳高比赛,越过了1.77米横杆,打破了校记录,我们都有一种荣誉感。记得你当时也有不俗的跳高成绩。
往事回忆的闸门一经打开,就难以关闭。
我是带着一种矛盾的心情来写的。提起笔来,总想在纸上多谈谈心,多回忆点儿往事;可又怕分散你的精力,影响你的工作。
赘言太多,就此止笔!
俊岩 2012年6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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