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开手，才拥有更多

　　高三的“二模”成绩出来后，主任满脸困惑地向我诉苦：为何我们天天起早贪黑，狠抓死拼，考得却乏善可陈，黯淡如故？细一想，从听课指标化、备课模式化，到全覆盖监控和捆绑式考核，“一模”之后的所谓“革新”“思痛”，恰如某种不为人知的负强化，隐迹于每天冠以科学之名的各种“数据表报”和“分析座谈”中，于理想和现实的巨大落差下破灭了校长和主任们的黄粱美梦。

　　“真的心灰意冷了”，主任有人懊恼地说，但过了一会儿，他又像想到什么似地慨叹：“或许我们当初把体育课、活动课都上足上全，结果就不一样了。”高三以来，学校削减了大部分的体育课和户外活动的机会，甚至连一日三餐的时间都被精心计算好，以免“浪费”和“虚度”。但“百密一疏”的是，考前两周，几名学生因身体不适而在家休息，还有位临时变卦的“单招生”（即本该参加大专院校单独选拔的学生），均未全程经历所谓的“二轮复习”，却无一例外地发挥超常，远优于那些汲汲苦撑的同窗。主任向我透露，校长已收到多名学生申请，要求“在家晚自习”或“周末多休息”。

　　听到这里，我想到的第一个句话，便是《黄帝内经》中的评语“以妄为常”。这句两千多年前的箴言，穿越时空地投射在今天的教育生态中，形成了强烈的反讽和警示。毫不夸张地说，这几位不用“朝五晚九”的落网之鱼，只是幸运地睡足过几次觉、短暂地享受过家庭生活的余裕和身心释然的闲适——所谓考试，不过是场正常地发挥而已，何曾有过什么灵异的神来之助？但在一个“以妄为常”的时代逻辑中，在一个擅长以“爱”之名禁锢和扭曲人的默认秩序里，他们相比那些每日煎熬18个小时的同窗，已是剑走偏锋的传奇。

　　或许有人以为，这几个孤例，不具有统计学意义，更遑论说明什么问题。需要承认，这些未曾预料的旁逸斜出，确是低概率事件，可正如马克思所说“它不一定说出某种真实的东西，却真实地说出了某种东西”。我们不是断言，在家休息两天，或停止高强度的机械训练，能一定考得更好；而是提出，教育在时间轴上疯狂地攫取本不属于它的部分，在过度挥霍人们对它的期待和希望的同时，弗洛姆口中的“控制欲”是否已经膨胀到足以泯灭其“初心”的地步呢？

　　今天，以“强控制”为代表的教育现实，在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持续追逐中陷入到一种无法自拔的偏执之中。比如，对数据的迷信——相信任何问题总可以从一张张的统计表、函数图中一窥究竟，也相信“量化考核”是提升教育教学质量的唯一出路。这种“精确到每一个毛孔中”的工业化思维，几乎删掉了教育的精神品质，所谓兴趣，所谓意志，所谓努力，其生存土壤都必须附着于考试机器的承认。

　　“让学生多休息？那落下的功课怎么去补？”这种线性思维的诘问，就是最典型的“管理者说”。于是，我们会有趣地发现，临近放假前的最后一天，学校都必须上完下第8课才肯罢休，其潜台词是：每次少上一节课，一学期下来，“损失”就大了。但教育果真是如此“计算”出来的吗？恐怕远非这样简易。工厂的流水线，可以将原料准确切割和组合，在美国加工的肯德基和在中国生产的KFC，完全可以等质化。但学校不能，它的“产品”，即便是从培养技术工人的角度看，也无法被全然控制；这也不是数量级的问题，而是涉及教育的科学性和人文性、理性和感性、物性和人性的深层探讨。当我们在说“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时，其实也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其复杂性和不可量化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谈到教育者（尤其是管理者）应保持对自己事业的尊重、敬畏和谦卑。

　　美国《连线》杂志主编凯文?凯利有本畅销书叫《失控》，其中写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案例：单个的蜜蜂或蚂蚁，所拥有的意识是有限的，所传递的信息也是简单的，而一旦形成蜂群和蚁群，则具有惊人的力量和智慧。比如，当食物出现时，蚁群总能神奇地沿着最短路径将之搬运回巢，但它们其实没有谁是“总指挥”，一切只是自然而然的发生着。这种群体智能的涌现，与当下“去中心化”的“大数据”“云计算”的时代潮流倒有几分相像，但前提有一点：不能刻意控制任一个体，须让他们拥有足够的自由和发展空间。

　　教育不也是如此吗？当每个人得到了个性伸展的可能，群体才能作为一种欣欣向荣的“生命场”，催生出无数美好的因缘和社会的持续进步。但在今天越来越紧的钳制和管控中，学生被带戴上统一的面具，符号化地生存于一个巨大的筛选系统中。他们是数字化时代的“土著”，天然地畅享于PC、ipad、iphone之间；却又是数字的奴隶，整个中学时代的价值基座都建立于对最后一次筛选结果的鉴定和度量。这两种身份间的悖谬，斫断了教育与未来间的联系，将作为“社会关系总和”的“人”单维化和空心化，将来走出校门的，只是戴上另一套面具、生活于一个更大的牢笼中的人。他们有明天吗？

　　于是，这里不得不要谈论一个问题：当我们骄傲地向社会宣布本科完成率、会考合格率、中考优分率的“历史新高”时，那些被淹没了的个性、被市侩了的理想，被宰制了的能力，包括想象力、创造力、运动力、感知力的消解和钝化等，该由谁来买单？一言以蔽之，千秋之后，我们到底是教育的功臣还是罪人？如此尖锐的问题，在时时拷问着我们的良心。

　　所以，我们不妨松开手，“让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只有让教育处在一个“弱控制”的环境中，才能不断地还原到她培育人、成全人的“初心”中。这种“弱控制”，乃至于凯文?凯利说的那种“失控”，从根源上看，东西方的先贤们都早已经“预见”过。老子“致虚极，守静笃”的“无为说”，可作为前者的代表，古希腊“教育”一词的原意（即“休闲”）可作为后者的诠释。卢梭的名言“教育不是要珍惜时间，而是要浪费时间”，则震铄古今；杜威更是发扬光大之，“游戏”和“闲暇”成为他整个“教育即生活”思想的重要部分，而严苛的模式化教程，千人一面的授课形式，甚至连统一的枯燥教材、为“静听”而标准排放的桌椅板凳，都是他一生反对的。

　　如果回顾教育史，我们将从先哲那里聆听智慧，感怀生命；时空迥异，世事变迁，可人性恒常，中外融通，我们所知的却不比往圣先哲们更多，“太阳之下并无新鲜事”，以人为本的教育亦如此。当我们“着相”于手中的权力名禄，固执地想抓住一切、掌控一切时，其结果只能是抓得愈紧，失得愈多。《道德经》里曾有淳淳告诫：只有“无为”（放弃肆意妄为）方能“无不为”，可我们听得太久，久到两耳生茧，久到已不知其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