乞讨家庭的孩子考上重点大学，这事只能出现在善良的广州

一个在广州乞讨十几年的残疾人家庭，竟然可以培养出一个大学生。一个报社摄影记者，偶然遇上这家人，从此跟拍六年。

十几年中，一家人尝尽所有我们可以想象的难堪、委屈、绝望、屈辱、卑微，即使这样，他们仍如巨石下的种子，拼尽全力顶开头顶的重压，探出头去享受外面的阳光和雨露。

六年里，这位记者耐心沟通、尊重保护一家人的隐私，并自费远赴河南跟拍，最后甚至和他们形成像亲人一样的关系。

这个故事，有着小说般曲折的过程，又有童话般美好的结尾。

2014年8月31日，广州农讲所旧址纪念馆，孩子们在这里祭拜孔子，开笔行礼，点朱明智。距离农讲所不到百米的地方，一个12岁的孩子正在路边独自乞讨。

他的面前放着一块小板子，上面写着“家庭困难求助”，还有一个有几张一块钱的小盒子。旁边还摆着一本崭新的初中一年级的语文课本。

广东新快报摄影记者夏世焱，好奇地走了过去。孩子的课本上写着学校和名字，他通过教育局找到了这家学校，一了解，确实有这个学生。

一边是热热闹闹有家长陪着的孩子，一边是独自乞讨、孤单落寞的孩子，对比太强烈，夏世焱怎么也忘不掉这一幕。

他找到了孩子的家，在广州沙河村的一个底层出租屋，只有十几平方米。房间里有些杂乱，堆满捡回来的各种东西，墙上贴满了奖状。

孩子的父亲老朱，河南人，生下来就是残疾。30岁时，遇到了同样是残疾人的妻子。一年以后生下大儿子，结果患有小儿麻痹症。钱不够治病，一家人无奈之下选择了乞讨。

2002年，生下了二儿子阅阳，所幸孩子是正常的。接着，又生下一个儿子，也是正常的。

先是在温州农村，但乞讨收入很不理想。2006年，一家五口来到了广州，一直待到今天。

面对一个陌生的自称报社记者的年轻人，老朱本能地选择了拒绝。吃了几次闭门羹以后，夏世焱仍没有放弃。渐渐地，老朱发现这个年轻人没有恶意，也不像是城管派来拍照片的。

就这样过了几个月，老朱一直没松口同意拍照。后来，老朱有一件事找到夏世焱帮忙。此后，这家人就接受了夏世焱。一些他们生活的照片，也陆续被收入镜头里。

虽然老朱没有读过书，但他非常明事理。说话做事，都和一般乞讨者不一样。他们夫妻俩没读过什么书，但希望自己两个正常的孩子成为读书人，然后找一份体面的工作，不要再像他们一样靠乞讨为生。这个信念，是老朱这些年来再苦再累也坚持下去的动力。

这家人虽然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但是夫妻俩关系很好，一家人和和睦睦，平时有说有笑，虽然赤贫，但孩子们仍能享受到家庭的温暖。就算微渺如尘，这家人还是紧紧地把心拴在了一起。一家人的一心向上，让夏世焱觉得一直跟拍下去特别有价值。他想看看，这家人到底能走到哪一步。

两个上学的孩子，每人每天只有七块钱的饭钱。早餐是三块钱一份的肠粉和一块钱的豆浆。两个孩子常常把这一块钱攒起来，用来买书看。剩下的三块钱，就是午饭钱。阅阳的学校有午餐，但一份十块钱，老朱觉得贵，就让阅阳每天中午走回家，在附近的包子铺买上两个包子。这样，一天七块钱就能吃饱肚子了。

担心两个孩子单独在家不安全，老朱从来不给他们家里的钥匙。只在门口留了一张凉席，每天下午放学回来，两个孩子就在凉席上做作业等着大人回家。

大儿子残疾，在广州禁摩前，靠着一辆残疾人摩的拉客挣钱。后来管得严，基本不出去拉客了。这辆车，现在成了一家人乞讨的工具车。大儿子白天把父亲载到乞讨的地方，晚上再接回来。

周末一家人都要出去乞讨，二儿子朱阅阳跟着爸爸，妈妈和大儿子朱新飞在一起。

后来，朱阅阳慢慢长大了，也开始单独出去乞讨了。起初，老朱不同意阅阳一个人出去，怕他不认路，又怕遇到坏人。在阅阳的坚持下，只好答应了。但每次儿子出门，父亲都会偷偷跟在后面。

这些场景变成了报纸上的照片后，老朱一家的境遇慢慢有了一点改变。社区的人知道他家的情况后，会送来一些生活用品，也会给孩子安排作业辅导。

这一家特别感激广州。虽然他们是最底层的人，但在广州，活得不算憋屈。在其他城市，他们经常遇到冷言恶语，甚至是暴力对待。老朱说，广州人特别好。他们经常在大佛寺这样香火旺盛的寺庙附近乞讨。广州信众初一十五都会前来烧香拜佛，也会施舍给有需要的人。对老朱一家的情况，这些信众都比较了解，尤其是报道出来以后，就更愿意施舍了。

在广州，老朱一家都有家的感觉，更有归属感。回河南老家，倒像是到了异乡。

2017年，阅阳中考结束那天，刚好也是父亲节。两个孩子想给劳累的父亲送节日礼物，但老朱怎么会要呢。最后，一个孩子下馄炖，一个给爸爸揉肩膀，一家人在小屋里开怀大笑。

阅阳考得不错，但一年五万的高中学费，难住了这家人。

这笔钱肯定拿不出，老朱让儿子认命，早点出来打工。但阅阳难得执拗了一回，坚持想继续读书，并提出可以回河南老家读。他想上大学。

看着强忍着不让眼泪流下来的儿子，老朱咬咬牙，决定赌上最后一把。

2017年9月，他把阅阳送回了河南周口老家，让他一个人在那边上高中。

三年一晃就过来了。今年5月底，阅阳快高考了，老朱两口子决定趁疫情有所好转，赶紧回到老家去照顾阅阳。

纸媒普遍不景气，夏世焱所在的报社也不例外，他只能自费跟着老朱去河南拍摄。

十六个小时的火车，两个小时的汽车，再转半个小时的小三轮，总算到了阅阳学校所在的县城。

阅阳一晃都长到了一米八，虽然从小穷苦，没吃过什么好东西，但老天待他也不算太刻薄，总算在个头上没有低人一等。

老朱给儿子带了几个大饼、半斤烧肉，还有一盒牛奶。高三年级实行封闭式管理，每天只有中午十几分钟的用餐时间可以隔着围栏跟外面的人见上一面。

出发之前的一周，老朱和阅阳就约好了这天中午十二点在学校西门见上一面。

隔着围墙的栅栏，老朱送上去一个大饼和一份瘦肉。阅阳接过去，便大口大口地吃起来。

七月底八月初，夏世焱又去了一趟河南。

在网吧里，他见证了父子俩查到分数后的激动。607分，这个分数超过了他们的预期，够上一个好大学了。

按照河南农村的风俗，孩子升学要回家祭拜祖先。

当初从老家出来乞讨以后，老朱就很少回老家。阅阳和青臣都是在广州出生的。十几年来，阅阳只是在小时候跟着老朱回过一次老家，在他心底，广州那个十几平米的出租屋，更像是自己的家。

老家的院子里很久不住人，已经杂草丛生，房子也已倒塌，砖石上布满青苔。

村口的祖坟前，鞭炮声响起，引得村里不少人出来看热闹。几个老人凑上来，拉着阅阳上下打量。老朱一边给阅阳介绍着，一边笑得合不拢嘴。这一刻，是他一生中最自豪的时刻。

回到广州，夏世焱帮这家人出了不少主意，怎么填志愿，怎么转户口，这些都是老朱从来没有接触过的。老朱甚至对是不是要把儿子的户口转到广州，都有过犹豫，担心以后转回河南麻烦。夏世焱笑他，老朱，人家都千方百计落户广州，你倒好，有这机会还犹犹豫豫的。

最后，阅阳被广东工业大学录取，这所大学在河南的录取分数线很高。一家人对这个结果都非常满意。阅阳可以住校，不用和一家人挤在小小的出租屋里了。学校离家近，还可以辅导弟弟的作业。

在夏世焱的帮助下，阅阳的上大学费用问题也基本得到了解决。

有很多好心人想给老朱家捐款，但老朱表现出了远超出这个阶层的境界。他认为孩子最终还是要靠自己，如果还是指望靠捐款生活，那和乞讨也没什么两样，既然这样，还上什么大学？

老朱说，钱太多了，对孩子不好。

故事暂告一段落，但以后的故事还很长，夏世焱还会继续跟拍下去。

我和夏世焱是老同事，他小我几岁，平时都叫他小夏。他跟拍乞讨家庭的故事，在我还在报社时，就已经听说过。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小夏一直没中断过。他是四川人，从小家境也不好，2003年参加高考，是当地的高考状元。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毕业后，进入新快报。十几年来，获奖无数，曾经入选过全国十佳摄影记者，现在是新快报首席摄影记者。

那时，他是整天在外跑的摄影记者，我是下午才上班的夜班编辑，交流的机会并不多，但报社的人都靠作品说话。从他的摄影作品中，能看出他的坚持和悲悯。扪心自问，如果是我，应该做不到跟拍一个乞讨家庭六年之久，而且他们还处成了一家人。如果没有对他们的深切同情，这些都是绝不可能做到的。

我感慨，现在纸媒仍有一些这样的坚守者，继续用文字和镜头记录时代，继续关注小人物的悲欢，继续发出微弱但宝贵的声音。

我还感动于老朱一家人，在那样的处境下，吃尽千辛万苦，拼命把孩子供出来，不让他们走自己的老路。天下父母心，想想都揪心。

最后一点是感谢，送给广州。我生活在广州十六七年，深知这座城市从管理者到市民的包容和善良。如果没有管理者对乞讨人员的包容和忍让，如果没有广州市民对阶层界限的淡漠和慈悲，老朱一家，想必早已被驱赶到他方。乞讨者的孩子，又怎能吃上百家饭，最后还能上大学？对待弱者的态度，能真正体现一个人一座城的文明程度。老朱一家从北到南，走过很多城市，最后把广州当成了家，这种用脚投票的态度，最说明问题。当然，老朱他们不是什么高科技人才，不会被各个城市争夺。但是，连这种卑微到尘埃里的小人物，广州都不嫌弃，恰恰证明了它是一个多么伟大的城市。

说广州好，并不意味着其他城市就不好。各有各的好，只是我刚好生活在广州，最了解广州。

我坚信，老朱一家，以及有幸上大学的阅阳，一定会继续体会到广州的平等和善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