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媒直言：中美会再打一场大国争霸战可能性越来越大

克里斯托弗·莱恩：中美两国会再打一场大国争霸战吗？

近日，美国《外交事务》杂志刊载本文论述中美爆发战争的可能性。作者追溯了上个世纪英德两国爆发大战的起因，并将今日的中美关系与一战前英德关系作了比较。作者在本文中既客观论述了霸权国家为维护其地位不择手段的事实，也对中国可能的未来走向妄自揣测。中国长期以来坚持和平发展的外交路线，多次重申永远不会称霸，但作者像绝大部分西方学者一样，不愿相信这一点。

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的决策者、权威人士、国际关系学者和政策分析人士一直认为，大国战争无非是过去时代的遗物。1986年，历史学家约翰•刘易斯•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将二战后的时代称为“长期和平”时代，因为苏联和美国最终并没有发生冲突。几年后，政治学家约翰•穆勒（John Mueller）提出，不断变化的行为规范使大国冲突变得不合时宜。到了2011年，心理学家史蒂文•平克（Steven Pinker）认为，“长期和平”已经演变成“新的和平”，其标志是人类已经越来越少的使用暴力手段去解决问题。

当然，阿富汗、利比亚、苏丹、叙利亚、乌克兰和也门等国持续不断的冲突也说明，现阶段在小国爆发有组织的武装冲突并不罕见。尽管如此，鉴于自16世纪现代国际体系建立以来血腥的政治历程，令人感到吃惊的是大国之间自1945年后就再没有爆发过战争。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大国冲突再不会出现。事实上，尽管学术界和政界人士试图不再将大国战争视为真实的威胁，但大国之间爆发战争的条件仍然存在。

当今大国之间的紧张局势依旧持续存在，尤其是在美中两大国之间，任何一个火星都可能引爆两国之间的冲突。因出现权力转移的趋势，两国又都在竞争本国的声望和地位，这增加了两国迎头相撞的几率。如果两国不改弦更张，两国在未来几十年间爆发战争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极有可能发生的。

不应有的乐观主义

即使在美中地缘政治竞争加剧之际，大多数认真思考外交政策和大战略的美国人也拒绝相信战争可能会发生。这种乐观主义主要来自于几个著名的国家行为理论。首先，两国间经济方面高度的相互依赖性降低了两国爆发武力冲突的风险。但历史提供了许多例子来反驳这一假设。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欧洲各国在经济和文化上的相互依存度达到最高峰，而两大主要交战国英国和德国间更有着密切的经济联系。即使美中两国的相互依存关系在理论上可能会降低两国间爆发战争的风险，但两国的经济联系近年来已经开始土崩瓦解，双方都开始与对方的经济脱钩。

质疑爆发大国战争的可能性还源于对核威慑力量的信心。核战争所引发的同归于尽风险当然在防止冷战变成热战方面发挥了作用。然而，近几十年来，技术进步削弱了这种威慑力。小型化、低当量核弹头和高精度载具的结合，使曾经难以想象的事情变得不难想象：打一场不会导致世界毁灭的“有限”核战争。

最后，其他学者认为，所谓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将维护和平。这种观点认为，美国通过领导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多边机构以及传播和平合作这一原则理念，现已为国际行为提供了规律性和可预测性。一些人，比如政治学家吉尔福德·约翰·伊肯伯里（G.John Ikenberry），就乐观地预测，尽管中国会崛起，美国的主导地位最终将结束，但这种秩序仍能持续数十年。

然而，这种假设是有问题的。这一秩序不仅受到国际形势变化的挑战，而且在传统上捍卫这种国际秩序的国家内部，其政治形势也发生了变化。在美国和欧洲，民粹主义和非自由主义民主的兴起是对当前秩序的反弹，也是对拥护并从这种秩序中获利的精英的反弹。

随着国内对该秩序的支持减少，权力的天平开始向其它国家倾斜，这一体系调停冲突的功能必然会受到削弱。崛起中的大国也可能会看到一个彻底改变此体系的机会，从而增加了爆发战争的可能性。

历史课

除了理论之外，历史还表明，对大国战争的制约要比表面看上去的更弱。特别是，1914年，英德两国的较量达到了爆发战争的高潮，这一过程表明了两个大国是如何被无情地卷入到一场冲突中去的，而这场冲突直到爆发那一刻都看似不太可能发生。这场战争与今天美中两国间的竞争再相似不过了。

20世纪初，德意志帝国迅速增长的经济、技术和海军力量开始对既有的英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发起挑战。尽管两国之间有着密切的贸易关系，但英国精英开始将德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视为一种威胁。

此外，他们憎恨德国在经济方面的成功，因为他们认为这种成功源自于他们视为不公平的贸易和产业政策：他们认为，德国的繁荣源于国家干预，而不是源于主宰英国政治经济的自由放任主义做法。

英国的精英们也对德国怀有深深的反感，因为他们认为德国的政治文化使军队享有特权，其价值观与自由主义价值观基本上是对立的。简单地说，他们认为德国是个不可救药的坏角色。这也就不奇怪为什么战争一开始，英国人就立即把这场冲突理解为是自由主义与普鲁士专制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意识形态之争。

英德两国在争权夺利的同时也在争夺舆论主导权。德国建立大型海军和拓展海外殖民地的国际政治战略激怒了英国，英国作为一个拥有广大海外领土的贸易国，不能忽视在北海对面出现一个竞争性的海军强国。然而，实际上，德国的造舰计划并不是出于经济或军事考虑，而是德国渴望获得国际地位。德国的目标不一定是要挑战联合王国，而是要国际社会承认它是与英国平起平坐的世界大国。

尽管两国存在一些可能引发冲突的诱因，但在1914年8月两国爆发战争并不是不可避免的。正如历史学家查拉•斯坦纳（Zara Steiner）和基思•尼尔森（Keith Neilson）所指出的，两国“在领土、皇位或边界方面没有什么直接冲突”。事实上，有一些重要的因素还可能会促进两国间的和平：贸易、文化纽带、相互联系的精英和皇室家族等等。

那他们为什么要打仗？历史学家玛格丽特•麦克米伦（Margaret MacMillan）的答案是，这场战争是“一个感到自己优势正在消失的主要全球大国与一个崛起中的挑战者爆发冲突所致。”

这种转变很少能被和平管控。现存强权往往过于傲慢，总是教导别国该如何管理本国事务，但对较弱小国家的恐惧和担忧却往往漠不关心。这样的强权，比如当时的英国和今日的美国，不可避免地会抵制自己的病危通知，而崛起中的大国则迫不及待地想要得到它应得的份额，无论是殖民地、贸易、资源还是影响力。

1914年前的英德对立与当代美中关系之间的相似之处既引人注目，也值得人们警惕。美国发现自己正处在英国曾经占据的位置上，一个相对实力正在逐渐减弱的在位霸主。

华盛顿和那时的伦敦一样，也对敌手的崛起表示不满，因为它把这种崛起归咎于不公平的贸易和经济政策，并认为其对手是一个坏角色，其价值观与自由主义背道而驰。对中国而言，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一样，今天迅速崛起的中国希望自己被承认为是在国际舞台上与美国平等的大国，并在自己所属的地区谋求霸权。英国无法以和平方式适应德国的崛起，这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是否遵循英国的先例将决定美中竞争是否以战争告终。

理念之争？

对中国领导人来说，他们本国的历史为那些未能跃升成为强权的大国提供了警示。正如学者们所指出的，中国在19世纪中叶的两次鸦片战争中被英法两国击败，是因为中国无法适应工业革命带来的变化。由于中国领导人应对不力，更强大的帝国主义列强才能够控制中国的内政；中国人把后来西方列强和日本压制中国的时代称为“百年国耻”。

中国目前的崛起是因为它想要为自己所遭受的耻辱复仇，并恢复其在19世纪前东亚的主导地位。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是这一过程的第一步。为了刺激经济增长和促进现代化，中国融入了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秩序。正如邓小平在1992年所说，“落后就要挨打。”北京的长期目标不仅仅是致富。它的目标是在足够富有后获取必要的军事和技术能力以争夺东亚霸权，将美国赶出这一地区。中国加入这一世界体系并不是为了保护它，而是要从内部挑战它。

这一战略已经成功。中国在每一重要的实力尺度方面都在迅速接近美国。2014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宣称，以购买力平价衡量，中国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而按市场汇率计算，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现在已接近美国的70%。随着中国继续从疫情引发的经济衰退中迅速复苏，在这个十年结束前，无论以何种标准衡量，中国都可能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

从军事角度看，情况也类似。2015年，由兰德公司组织的研究“美中军事记分卡”提到，美中在东亚地区的军事力量差距正在迅速缩小。中国业已提高的军力正威胁着该地区的美国舰队和基地。这项研究的作者也对这种转变表示惊讶。他们说，“即使对本报告的许多撰稿人来说，他们一直在跟踪亚洲军事形势的发展，变化的速度……也令人感到震惊。”

美国决策者越来越多地将美中竞争不再视为一场传统的大国竞争，而是民主主义与共产主义的较量。今年7月，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发表了一次演讲，其主要目的是从意识形态角度塑造美中敌意。他说：“我们必须牢记，（中国共产党）政权是一个马列主义政权。”美国不能再忽视我们两国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根本差异，就像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忽视过一样。

就像在冷战时期将苏联描述成“邪恶帝国”，将中国政府的合法性从美国公众心中抹去、将中国刻画成国际政治中的坏角色，这种言辞的目的就是为将来更激烈的美中摩擦打下基础。不仅像蓬佩奥这样的鹰派人士已透过意识形态棱镜看待中国。就是华盛顿的一大批当权者也开始相信，对美国的真正威胁不是中国日益增长的军事和经济实力，而是北京对美国政治和经济发展模式发起的挑战。正如库尔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和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在2019年所写的，“中国最终可能会提出比苏联更强大的意识形态挑战”；中国“崛起为超级大国将使专制政体产生很大吸引力。”

美国对华政策的这种意识形态转向是不明智的。它在华盛顿制造了一种狂热情绪，使战争更有可能发生。美国最好应该把意识形态从这一局势中剔除，把它与中国的关系当作一种传统的大国竞争关系，在这种竞争中，外交的目的是通过妥协、和解和求同存异来管控竞争。另一方面，意识形态竞争的本质是零和游戏。如果你的对手是邪恶的，妥协（实际是谈判本身）就会变成绥靖。

前路危险

今天，美中关系正处于自由落体状态。由于特朗普政府发动了贸易战，美中经济关系已岌岌可危，美国的技术政策旨在迫使华为等中国企业关门大吉。很容易看出，任意几个着火点都可能在未来几年引发战争。朝鲜半岛事态可能会将美中两国卷入其间，两国的军事演习也加剧了南中国海和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华盛顿也在挑战有关台湾地位的长期共识，逐渐接近承认台湾独立于中国，并公开承认美国曾有保卫台湾的军事承诺。美国还对北京的新疆政策以及在香港实施严厉的新安全法做出了强烈反应。在这两起事件中，美国两党官员都谴责了中国，国会和特朗普政府都对中国实施了报复性制裁措施。

尽管遇到了美国的反弹，中国仍不太可能放弃本国成为东亚地区霸主的目标。北京还将继续敦促美国给予它平等的大国地位。如果要迎合中国意愿避免战争，那就要美国收回它对台湾作出的安全保障承诺，并承认北京对台湾拥有主权。华盛顿还需要接受这样一个现实：它的自由主义价值观不是普世的，就此停止干涉中国内政不再谴责北京的香港和新疆政策，并不再赤裸裸地要求变更体制。

美国采取这些措施的可能性很小。这样做意味着承认美国主导地位的终结。这使得爆发热战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与冷战时期美苏一般接受对方在欧洲的势力范围不同，今天，华盛顿和北京对谁应该在东海、南海和台湾地区享有主导地位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美国公众舆论也不太可能阻止这场可能发生的战争。从历史上看，美国外交政策决策圈并不积极呼应公众舆论，许多美国选民对美国的对外军事承诺及其意义知之甚少。

一旦中国发动攻击，特别是对台湾发起攻击，“聚旗效应”（译注：聚旗效应是政治学和国际关系上的一个概念，指在国家面临战争或是外交危机的时候，国家领导人或执政者能在一定时期内获得很高的支持度，同时国内舆论会减少对政府施政的批判。）和美国政府操纵舆论的能力很可能会化解公众的反战情绪。

美国领导人会谴责北京是一个无情的、具有侵略性的、扩张主义的共产主义独裁政权，其目的是镇压生活在民主土地上的热爱自由的人民。美国公众会被告知打仗是维护美国普世价值观的必要条件。当然，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一样，如果战争进行得不顺利，那么公众的幻想就会破灭。不过，此时已为时已晚。

在过去几年里，多名观察家认为（包括如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和埃文•奥斯诺斯Evan Osnos这样美国著名的中国分析专家在内），美国和中国可能会像1914年的英国和德国一样“梦游着”进入战争。尽管两国仍在走向冲突的途中，但现在每个人都已二目圆睁。问题在于，尽管支持加剧对抗的人正在大声而明确地阐明观点，但在外交决策圈内部，反对此类政策的人却出人意料地保持了沉默。

其中一个原因是，许多通常主张美国外交政策应保持战略自律和克制的人，近年来在中国问题上变得更加强硬。在一般同意美国应从中东（有人说，甚至是从欧洲）撤军的学者和分析人士中，很少有人支持在东亚进行类似的战略调整。相反，这个阵营中的一些人，特别是著名的现实主义学者约翰•米阿尔海默（John Mearsheimer）现在声称，美国必须反对中国获取地区霸权。但这一观点是基于20世纪初困扰英国战略思想家哈尔福德•麦金德爵士（Halford Mackinder）的地缘政治噩梦：如果一个单一大国主宰了欧亚大陆的中心地带，它就可能获得全球霸权地位。麦金德的理论有许多弱点。在他那个时代，军事实力就等同于人口数量和煤钢产量。在麦金德时代，欧亚威胁被夸大了，现在仍然如此。中国的地区霸权不值得靠发动战争去夺取。

美国是否能够，或者是否会和平地放弃其在东亚的主导地位，承认中国具有与美国平等的大国地位，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然而，如果华盛顿不这么做的话，那它就踏上了一条通往战争的快车道——这场战争的后果可能会使美国在越南、阿富汗和伊拉克遭受到的军事灾难相形见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