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印度对中国制造中心地位的挑战是要动真格了

然而，“双轮驱动”2020年以来似乎获得突破。

在军事安全方面，Quad升级至部长级对话以后，最近又进行了首次领导人峰会；美日印、日澳印、美澳印等小多边机制也陆续产生或升级；澳大利亚2020年11月加入马拉巴尔海上军演机制，表明美日印澳对华防务协调已达空前水准。而在长期滞后的经济贸易方面，上述国家除针各自对中国推出“脱钩”、“断链”政策外，还在基建、数字、产业等领域通过“蓝点计划”“清洁网络”“弹性供应链”“繁荣网络”等倡议对中国进行合围施压。

上述国家敢于放手对华施压示强、“印太”地缘经济议程在2020年得以突破，原因并非相关国家对华依赖已大幅降低，更可能是特朗普政府对华极限施压叠加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导致相关国家产生政策冲动：一方面，特朗普力度空前的极限施压政策，客观上鼓动日、印、澳等国“追随”美步伐对华实施经贸示强，使它们能够在确保中国反击风险较低后，采取“搭车”战术攫取各自所需利益，换取美国战略回馈。

另一方面，新冠肺炎疫情最早在中国爆发，不仅向相关国家揭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依赖中国的潜在威胁，更使它们产生在经贸领域趁疫情之机联手施压、合围敲打中国的政策冲动。

二、印度与印太地缘经济战略框架

在主要“印太”国家中，印度常因地位特殊而扮演关键角色。在军事安全领域，美国早已通过双边条约和日本、澳大利亚结成军事联盟，因此“印太”战略的军事安全基石并非是以美国为中心，同时辐射日、澳、印的典型“轮毂-辐条”联盟结构，而是以美日澳为战略发起方，以印度为战略接受方的“3+1”结构。

因此，“印太”军事安全安排的路径选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印度的选择。只有印度积极配合美日澳推进实施“印太”战略，美国才有可能以Quad为基础建立印太地区基础安全架构。如果印度始终恪守战略自主，在中美之间保持等距离外交，则“印太”军事安全安排就会因无法突破美国现有联盟体系而毫无新意。

自恃为关键“+1”因素，印度决策层此前长期怀抱“好处照单全收、代价尽量逃避、骑墙待价而沽”的机会主义心态。印度决策层长期认为，美日澳为遏制中国理应且势必扶植拉拢印度，因此无需表现得过于积极主动，只需附和表态即可达到最佳效果。

在印度决策层看来，这种消极合作、灵活响应、若即若离的策略，一方面能充分放大自身“+1”的特殊优势地位，撬动美日澳尽可能多的资源扶植，另一方面也能维持一定战略自主性，并标榜与美、日、澳并非沆瀣一气，以此保留对华协调甚至争取让利的可能性。这种“两头下注”心态使印度态度游移不定。

这一点同样映射在经济贸易领域。

美、日、澳均位列发达国家，不仅经济发达程度远超印度，在产业形态、市场准入、规范标准等方面，也享有不同于印度的诉求。这些国家也已形成联系紧密的经贸网络，对印太区域内贸易总量贡献占比保持高位。尽管美国在特朗普政府主导下已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但拜登政府已对重返“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表示浓厚兴趣，这意味着美、日、澳三国抱团趋近加强。

反观印度，其“东向行动”自成一系，除加强对日澳双边合作外，也密切与东盟关系，更致力于推动由自身主导的次区域合作，使得“印太”地缘经济也呈现“3+1”结构。因此，“印太”地缘经济目标能否实现，关键在于印度的态度和实力。只有印度甘愿融入美、日、澳经济集团，并获得足以取代中国的实力，四国才有可能有效排除对华经济依赖，实施真正能有效遏制中国的经贸措施；但如果印度仍态度游移或实力不济，那么“印太”地缘经济议程就只能停留在构想层面。

值得关注的是，印度自2020年以来向美日澳加速趋近。在军事安全方面，以2020年10月签署《地理空间合作基本交流和合作协议》为标志，印美已达成4项基础军事协议，使双方战略协作达到“准盟友”水平，并在防务领域深度绑定。

在经济贸易领域，印度风格转化更显剧烈。莫迪政府2020年初以来，已针对中国在经贸领域推出强度空前、范围空前、声势空前的强硬政策，接连实施限制中资赴印、阻断中货进口、打压工程招标、封杀数字软件等举措，几乎涉及双边所有经贸互动领域。这宣告着印度似乎已放弃“战略自主”策略，彻底投向美、日、澳，借对华示强纳投名状以换取美经济扶植。那么，印度“一边倒”的抉择，是否意味着“印太”战略能够实现安全与经济“双轮驱动”？

三、印太经济战略框架的未来展望

未来一个时期，美日印澳四国在地缘经济领域抱团需求将持续上升。除了印度因2020年对华示强和主动退出RCEP在经贸领域对美、日、澳更为倚重以外，美日澳也都期待围绕印度向“印太”框架注入更多经贸元素。美国方面，拜登政府强调联手盟友对中国展开针锋相对的竞争，并在产业科技、供应链关键环节进一步排挤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