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媒：日本该醒醒了，那条路根本走不通

日本首相菅义伟访美行程虽因美国准备不足延期几天，但他仍是拜登政权启动后首位访美的盟国领导人。自3月12日美日澳印四国首脑视频峰会以来，日本以美国为背景展开一系列外交、安全活动，尤以各种版本的“2+2”最为活跃。在拜登政府支持下，菅义伟内阁获得中转美国疫苗并提供给东南亚国家的机会，在没有自产疫苗的条件下获得参与“疫苗外交”及疫后秩序重建的机会。

新冠疫情无疑加速了国际力量结构重组，开始酝酿国际秩序聚变的可能性。日本一如既往要贴近盟主，蹭得流量参与国际秩序重建，并期待发挥主导性作用。但跟往常一样，日本一起步就让人感到有些步履蹒跚，摇摇晃晃。日本的国际影响力依旧受到质疑。

回顾以往的国际秩序变化过程，总能看到日本的影子，但又总让人感到日本努力之后并没留下什么痕迹。日本的国际秩序影响力总不那么如人意，以至于观察家常有日本“出钱出力不出面”的感叹，典型案例莫过于当年海湾战争时期。

如今，拜登政府再次召唤盟友协调起来“共克时艰”。作为美国的一个主要盟友和忠实伙伴，也曾深度体验过“广场协议”的盟国协调，日本再度兴奋起来，表示愿意出钱出力，配合盟主“重塑”国际秩序。过去日本总是不能很好地获得和发挥国际影响力，原因并不在于有美国这棵大树挡在前面抑制了它，也不是日本的国际身份不够、经济实力不强。

尽管日本曾经“失去30年”，但至今仍是世界经济三强之一。从政治地位看，日本早就是联合国成员、非常任理事国以及各种国际机构的参与者甚至主导者。就国际经济地位看，日本是世贸组织创始成员、经合组织（OECD）加盟国，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主要出资者、权益拥有方，还是巴塞尔委员会成员乃至亚洲开发银行事实上的主导者，可谓身份齐全，牌子响亮。

同时，在区域合作框架上，日本参与CPTPP、RCEP等，并在相当一部分机制中居主导地位。日元也是仅次于美元和欧元的国际硬通货。那么日本究竟“差”在哪里了呢？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

首先，国际秩序影响力的发挥者必须“公”字当先，位高德崇。以国际社会为公，以国际秩序为大，注重国际社会的长远利益，维护国际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及永久和平，而非凡事私利优先、只顾本国利益。国际规则制定、国际制度构建本质上就是国际权力的形成。

在此过程中须摒弃过度重商主义、保护主义、民族主义和单边主义乃至精致的利己主义。外交固然要着眼于本国利益，但在构建国际规则、国际制度、国际秩序过程中，又不能仅定义为“对国家利益的追求”，而应包含对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维护。没有这个精神，其国际秩序影响力就会被“小我小利”所淹没，长此以往就会蜕变成国际影响力的“铁锈地带”。

其次，国际秩序影响力的发挥者需有大历史观，要明白今天的国际秩序是经历了怎样的历史演进而来的。21世纪的国际秩序绝不是百年前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秩序，不能以当年战胜国身份参加“巴黎和会”的姿态参与新世纪的秩序构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本质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全世界的使命就是打倒并肃清“法西斯”及“军国主义”，对此没有清楚的大历史认识，就不能正确认识战后的世界、制度和秩序，自然也就没有能力推进其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再者，国际秩序影响力的发挥者不应是霸权强权势力的维护者、屈从者，也不应是为一己之利而充当矛盾制造者。“广场协议”之后，美日所在的联盟内部基本再没形成过有效的所谓“国际协调”，根本原因在于越来越多盟国不再相信美国，盟主失信而再没有足够感召力来集结盟友维护甚至追求所谓共同利益。

而今，一个满脑子旧思想的堂吉诃德，想带着旧时的武士，挥舞锈迹斑斑的刀剑，去挑战21世纪的“风电机组”和“数字革命”，那将是一幅多么荒唐滑稽的画面。其实，疫情下日本已在很多方面落后了，这使它参与全球竞争、给世界定规建制的资本弱化，对国际秩序的影响力远不及“广场协议”时期。

比如，从抗疫方面来看，日本无力加入全球疫苗研发队列，未能及时研制出日本版疫苗，在接种水平上也落后于其他主要国家。作为东京夏季奥运会的主办方，疫苗接种却仅处于非洲国家的水平。疫情冲击同样暴露了日本社会在数字化方面较之国际先进水平的落后。

日本社会的数字化转型迟滞，国家和地方网络制式不统一导致网络不够畅通，面对信息通信技术（ICT）时代，却仍陶醉于“电子强国”旧梦。日本“数字综合竞争力”备受疫情考验。

再如，疫情下日本政府的失业补贴制度，仍是1975年以制造业大企业的终身雇佣制员工为标准制定的。2019年日本非正式工占比从1985年的16.4%上升到37.1%，中小服务业员工陷入困境，加剧社会分化。日本官方统计，到2030年日本国家和地方公债占GDP比重将达208%，由此成为日本经济最大风险。尤其令人警惕的是2020年日本新生儿出生数降至87.26万人，历史最低。

尽管菅义伟政府坚持经济抗疫两不误，但种种体制和现实问题都成为日本经济社会发展的掣肘因素。日本的国际影响力正在发生逆转。在各种因素纠缠下，日本政府不思如何从内部解决问题，反而急于在外交和国际政治操作上耍手腕，这无益于其追求国际主导性大国地位，只会让它在困境中越陷越深。